子产，连孔子都把他视为大哥的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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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勋：牛津大学生物化学博士，上海科技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教学助理教授，上海国学新知传统文化学习中心创始理事。2009年回国后长期从事《左传》研究和普及工作，著有《春秋左传精读》《称霸：春秋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并在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发表春秋史文章多篇。

文 / 刘勋

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春秋时期，当时的“天下”由名存实亡的周王室，晋、楚、齐、秦四大国，郑、宋、鲁、卫、曹、陈、蔡等主要诸侯国，以及大量小国组成。如果用一场大戏来比拟春秋史的话，那么四大国就是主角，各主要诸侯国就是配角，而大量的小国则是群演。

西周分封形成的这些国家构成了一个国际社会，而这个国际社会的政治秩序是由称为“霸主”的负责任大国来构建和维护的。当时天下有两个霸主——晋国和楚国，他们分别管控北方和南方的国际秩序，并且在南北方向上展开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政治军事斗争，史称“晋楚争霸”。

晋楚争霸最常见的斗争形式并不是直接交战，而是争夺中间地带诸侯国的归属，而这两个超级大国撕扯得最激烈的一个国家，就是本书详细讲述的郑国。然而，就是这个长期深陷地缘政治困局的郑国，在晋楚停战后却奇迹般地迅速扭转局面、走向中兴，它对外与大国巧妙周旋、不断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对内稳步推进改革、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实力，一跃成为主要诸侯国中最受尊重的“模范国家”。而郑国中兴奇迹背后的头号功臣，就是执政卿子产。

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子产，他让郑国在强敌伺中，实现了中兴。

春秋时代的人物中，最受后人推崇的是谁？对这个问题，我想从汉朝开始，绝大多数人的回答都会是：孔子。那么，孔子自己最推崇的同时代人物又是谁？我认为，这个人非子产莫属。

首先，按照《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说法，孔子严谨事奉的六位同时代的君子：在周王室是老子，在卫国是蘧伯玉，在齐国是晏子，在楚国是老莱子，在郑国是子产，在鲁国是孟公绰。这条记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六君子”短名单。

那么，在这六君子之中，孔子最看重谁呢？我们知道，孔子贯穿其一生的身份，就是一个兴办私学培养政治人才的教育家。孔子在他的教学过程中讲了很多春秋时期的历史人物，其中孔子最为推崇，最鼓励学生效仿的应该是子产。这个判断是基于如下三方面的证据：

郑国地缘政治环境极为恶劣，缺乏向外发展空间，常受周边大国挤压。

第一，孔子晚年“作《春秋》”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念，而《左传》是根据孔子向七十子传授《春秋》的课堂讲义编辑而成的传记。任何一位通读过《左传》的人都很清楚，子产是《左传》中记载得最为详细的春秋时期卿大夫(其次是晏子)，而且都是从正面角度记载他的嘉言善行。

第二，子产也是《左传》中得到孔子评语最多的一位春秋时期卿大夫。通观《左传》中孔子对春秋时期政治人物的评价，其他人物均为一人一条，评价有正面有负面；而子产一人独占五条，而且都是正面评价，可以说是“一骑绝尘”。

第三，众所周知，《论语》的主要内容是孔子的教学语录。子产是《论语》中得到孔子评语第二多的春秋时期卿大夫(三条)，仅次于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管仲(四条)。重要的是，孔子对与他同时代的子产的评论全是正面的，而对春秋早期的管仲的评论则是三条正面、一条负面。

孔子对子产评价极高，曾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孔子之所以大讲特讲子产，而且鼓励弟子学习效仿他，与他的人才培养目标有关。从孔子弟子的就业情况来看，他的弟子学有所成后，要么是去鲁国或其他中小诸侯国担任卿大夫，要么是去卿大夫家族担任家臣辅佐卿大夫。非常对路的是，子产正是郑国这个中等诸侯国的卿大夫，而且是孔子同时代最成功的卿大夫：他以“救世”为总目标，以“崇礼与改革并重”为总策略，通过实施积极稳妥的内政改革，开展刚柔并济的新型外交，带领郑国抓住晋楚停止争霸后出现的“战略机遇期”，摆脱困境，实现中兴，成为最受晋楚两大国尊重的中等诸侯国。特别重要的是，子产在为政过程中始终坚持遵循“德仁爱”的核心价值观和“道中庸”的基本方法论，而仁爱、中庸正是孔子所推崇的核心理念。也就是说，子产的成功证明孔子的这套学说不是中看不中用的摆设，而是真能产生实效。

总而言之，一方面，子产是与孔子政治理念最合拍的同时代成功政治家(不过他们仍然“和而不同”有政见分歧，详见下文“铸刑鼎”)；另一方面，子产恐怕也是弟子最想听想学的明星政治家，因此孔子在《春秋》课上大讲、特讲、正面讲子产，也就不奇怪了。孔子讲唐尧、虞舜、夏禹、文王、武王、周公，是想要在弟子心目中塑造一批让他们终生仰慕和追寻的完美圣人；而孔子讲子产、晏子、管仲、狐偃、子文、华元等人，是想要在弟子心目中塑造一批可信、可学、可及的同时代榜样，其中的“头牌”自然是子产。可以这么说，孔子心目中的理想为政之道是尧舜之道，而孔子心目中的务实为政之道就是子产之道。

实际上，推崇和学习子产，可能不是孔子的个人癖好，而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有一定普遍性的政治文化现象。2010年，清华简团队公布了一篇名为《良臣》的战国楚地出土文献，里面记载了上古到春秋时期辅佐天子、诸侯、卿大夫的诸多贤良之臣。和我们在《左传》《论语》等传世文献里看到的情形完全一致，子产可以说是《良臣》全篇的重点。其他人——比如周公、管仲、狐偃等——作为良臣都是出现一次，露个名字；而子产则出现三次；简文不仅说子产是郑定公的良臣，还详细列举了子产的“师”——也就是顾问团队，和子产的“辅”——也就是执行团队。由此可见，在写作和传抄这篇简文的战国学者和政治人物心目中，子产是不仅“单打”出众，还带出了一个顶级团队的稀世良臣，是他们重点学习和仿效的对象。

清华简中对子产评价也非常高。

孔子崇敬子产，可不只是在课堂上将其树立为弟子学习的榜样那么简单。据《孔子家语·辩政》记载，子贡问孔子说：“您对子产和晏子，可以说是推崇到极点了。请问两位大夫的所作所为，以及您之所以赞赏他们的原因。”孔子说：“那子产在治理民众方面是善施恩惠的领导人，在学问方面是博学多知的君子；晏子在治理民众方面是尽心尽力的大臣，在行为方面是恭敬机敏的君子。因此我都以对待兄长的态度来事奉他们，而且比对待血缘兄长还更加爱慕和尊敬。”《史记·郑世家》也记载说，“孔子曾经路过郑国，和子产像兄弟那样相处(子产为兄，孔子为弟)”。根据上面这两条记载，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孔子是把子产当作自己的义兄来看待和事奉的，而且“比对待血缘兄长还更加爱慕和尊敬”。下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孔子最为推崇的这位义兄的为政之道。

孔子的弟子子贡

子产为政的核心价值观是“德仁爱”，就是践行以“爱民”为宗旨的仁德。孔子称赞子产是“古代遗留下来的仁爱之人”，是“能给民众带来实惠的人”，为子产辩护说“别人说子产没有仁德，我是不信的”；司马迁也说，子产“是一个有仁爱美德的人”，这些都是对子产为政核心价值观的准确把握。

笔者总结了子产的仁爱思想和实践，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

子产爱民，就是要给民众带来实惠，这是他每一次改革的根本宗旨，所以孔子说子产是一位“惠人”。比如说，子产执政后第一轮改革的核心内容是田制和税制改革，改革田制的主要内容是将大量新增私田纳入到国家税收体系中来，从而能够征收更多田税；改革税制的主要内容是增加了以前没有的资产税，总而言之就是大幅度地增加中央财政的税收。大幅度增加税负必然是不得人心的，因此改革开始后的第一年，利益受损的公邑庶人在来到国都服劳役时，唱起这样一支歌谣来发泄他们对于贪官子产的怨恨：“清点我的衣冠收财产税，丈量我的田地收田税,谁想杀了子产，我就支持谁！”

然而，子产增加税收的目的，不是为了横征暴敛满足贵族的私欲，而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为了给民众带来教育、农田水利等方面的实惠，因此，第一年号称要杀了子产的庶人，到了改革惠民成效开始显现的第三年，又开始唱起这样一首歌谣，赞颂贤相子产给他们带来的实惠：“我有子弟，子产教他学文化。我有田地，子产让它长庄稼。子产要是死了，谁能接替他？”

子产爱民，促使他作出了一些超越自己政治信仰和阶级立场的举动。比如说，前五三六年，子产启动了中国法治史上划时代的“铸刑鼎”改革，就是把先前一直掌握在各级卿大夫贵族手中、秘而不宣的刑律铸在一系列铜鼎上，向全社会常年公开。这项改革举措让全国民众可以清楚地知道哪些行为是触犯刑律的罪行，每种罪行将受到怎样的惩罚，要求各级刑狱官吏依据同一部刑律断案，并允许民众援引刑律条文进行抗辩诉讼。

子产的这一石破天惊的改革举措立刻引来了晋国贤大夫叔向的激烈批评。由于先前子产一直致力于在高层政治生活中重振周礼权威，同样推崇礼治的叔向曾经在子产身上寄予了非常大的希望。如今，叔向认为子产已经背弃了“崇礼”的初心，他在写给子产的信中痛陈自己对子产的失望，声称公开刑律将激发民众“争心”，引发各种狱讼乱象，导致本来已经摇摇欲坠的礼治体系加速崩坏，并且预言郑国将在子产去世后迅速陷入混乱。

子产在回信中就说了小标题里的那段话：“道理的确像您说的这样。我没有才能，管不了子孙后代，我这样做只是为了挽救当下的乱世。”子产的思路很直截了当：我仍然像以前那样，认为最理想的状态是“公开的礼治+不公开的刑罚”的先王之治，然而，公布刑律是民众渴求已久的东西，因为这样做能够有效削弱官与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处于社会大转型期“乱世”中的民众能够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同时促使官府更加公平公正地处理民众刑狱案件，达到“约束”政府、“赋能”民众的效果。民众既然渴求，那我就给他们什么，先拯救了我治下这批民众再说。

也许是出于对子产“爱民”本心的体谅，孔子只是平实地陈述了叔向和子产的这次思想交锋，却并没有公开指责子产的“铸刑书”改革。然而，孔子对二十三年后的晋国效仿子产推行的“铸刑鼎”改革进行了激烈批判，表明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孔子认为，公开刑律会剥夺贵族在司法领域的自由裁量权，让贵族世代保守的政治权威失效，从而破坏贵族被民众敬畏的威权基础，造成“民在鼎矣，不必尊贵”“贵无业可守”“贵贱无序”。因此，包括晋国在内的各国贵族绝不能因为短期现实需要去“铸刑鼎”、推行“刑治”，因为这样做最终会反过来革了贵族自己的命，最终导致封建制国家的崩溃。

从叔向、孔子的角度看，子产的做法“欲速”“欲见小利”，不仅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而且后患无穷。然而，从民众的角度看，子产的做法自然是真心爱民、务实惠民，这也就是为什么子产在去世之后，民众表现出来的哀痛比自己亲生父母去世还更加强烈。

子产爱民，使得他在推进利国利民的改革时表现出极大的决心和勇气，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仁者必有勇”。比如说，前五三八年，子产启动“作丘赋”改革，其核心内容是直接向居住在郊野地区贵族私邑里的野人征收军需物资和兵员，用于增强郑国的国防能力，从而保障全体国民的福祉。这一政策损害了私邑所有者——国人贵族的利益，因此国都内又开始出现当年推行第一轮改革时类似的威胁性言论：“子产他父亲当年横死在路上，现在他自己又要做那蝎子尾巴，在国都内发号施令，国都里的人该拿他怎么办？”

然而，这一政策将使得郑国能更好地保护郑国全体民众的安全和利益，是对民众真正负责任的政治家在战略机遇期应该去啃的硬骨头，因此子产全然不顾国人贵族的“民意”，以“杀身以成仁”的决心和勇气推进改革。当国人贵族的“民意代表”浑罕向子产转达国都内针对他的死亡威胁时，子产说出了上面小标题里写的那句话：“只要对国家有利，死生都由它去！”

对于这样一位真心爱民的执政卿，民众对他的爱戴自然也是情真意切的。据《史记·循吏列传》《孔丛子·杂训》等书记载，民众得知子产去世的消息后，青壮年放声号哭，老人像孩童那样啜泣，男女都取下身上的佩饰，各种娱乐活动销声匿迹，街巷里的哭声三月不绝。民众发出这样的悲叹：“子产扔下我们走了啊！我们今后该依靠谁啊？”

子产为政的基本方法论是“道中庸”，也就是践行中庸之道。实际上，在《左传》叙述子产故事的末尾，记录了孔子对子产为政风格的一段点评：“子产说得好啊！政策宽大，民众就轻慢，轻慢就要用猛酷的政策来纠正。政策猛酷，民众就凋残，凋残就要用宽大的政策来施惠。用宽大来调剂猛酷，用猛酷来调剂宽大，政治就能够达到‘和’的境界。”这段评价非常清楚地表明，子产的执政风格是“宽猛相济以致中和”，这是典型的中庸之道。

在本书的“评说”部分，我总结了子产为政理念的八个特点，从每一个特点中我们都可以深刻体会到子产对于中庸之道的精准理解和纯熟运用。限于篇幅，这里仅摘取两条为例：

一方面，改革往往没有先例可循，政策制定者的设想和实际执行的效果之间肯定会有差异，各种细节问题也会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来。因此，畅通的意见反馈机制对于改革取得预期成效非常重要。子产上任执政卿之后，前五四二年开始推动第一轮综合改革。在此期间，他吸取郑国先祖周厉王拒绝听取民意而导致改革失败、客死彘地的历史教训，非常注重广开言路听取意见和建议。面对下属然明提出的拆毁乡校建议，子产表示：“那些人早晚在乡校游玩聊天，议论我这个执政做得好还是不好。他们称赞的，我就继续坚持；他们厌恶的，我就想法改正。乡校里的议政民众是我的老师，为什么要毁掉它？”

另一方面，有实质性内容的改革必然会涉及利益的重大调整，必然会引起既得利益受损害者的反对，如果舆论中一有反对声浪就顺从，改革就很容易半途而废。实际上，对于设计改革政策时就能够预料到的、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舆论”，子产采取的是和对待乡校舆论完全不同的态度。当前五三八年“作丘赋”改革引发既得利益集团对子产发出死亡威胁时，子产强硬地回应：“我听说做正确事情的人不改变自己的法度，这样才能取得成功。民众的意见不能一味顺从，既定的法度不能随便改变。《诗》上说：‘礼义上没有过错，为什么要担忧别人的议论？’我是不会改变的。”

对于“民众”的反对意见，哪些应该听从，哪些应该挡回去？这个“中道”尺度要把握好非常不容易，然而从子产改革所取得的成绩来看，他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出色。

子产是一个非常敢于打破成规、开拓创新的人。墨守成规是容易的、也是安全的，但是子产是一个追求卓越的政治家，因此他坚持“做正确的事，而不是容易的事”，经常不按常理出牌、出奇制胜。仅以外交领域为例：前五四七年，他为了不破坏晋楚即将和谈的大局，建议首卿子展对楚康王讨伐郑国的军事行动采取“不抵抗”政策；前五四五年，他为了确保郑简公在晋楚停战后首次朝见楚王能达到讨好楚国的目的，不惜违背先君之制，在帷宫里不除草、不起土坛；前五四二年，他为了逼晋平公尽快接见郑国使团，拆毁了下榻宾馆的院墙；前五四一年，他为了扼杀王子围和伯石勾结发动叛乱的可能性，把王子围这个不可一世的楚国头号权臣挡在城外住宿，还不允许他带亲兵进城迎亲。在这些“出奇制胜”的行为背后，是他所坚信的外交正道，那就是符合周礼原则的，以坦诚、双向、公平、可持续为原则的新型国家关系。

子产治理内政、推进改革之所以很少有失败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重要政策、谋略都不是“无本之木”，而是建立在对前人经验教训的继承和反思上。他在执政后启动的“作封洫”改革，有鲁国“初税亩”改革的案例指路；他顶着巨大压力推动的“作丘赋”改革，有晋国“作州兵”、鲁国“作丘甲”改革的案例指路；即使是他所首创的“铸刑书”改革，那刑鼎上所铸的刑律也是在组织有关部门深入梳理夏、商、周三代已有刑律、并参照郑国长期邢狱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他在推进第一轮改革期间不毁乡校虚心听取民众意见，是汲取了周厉王推行改革期间钳制言论导致贵族暴动的历史教训；他采取“养成其恶而后诛之”的谋略除掉恶臣子晳，更是直接沿用了先君郑桓公、郑庄公的“祖传秘方”。

治国理政时，如何处理好打破成规和汲取经验的关系，这个“中道”尺度很不好掌握，然而从子产改革所取得的成绩来看，他在这方面也做得相当出色。

实际上，儒家典籍中对中庸之道的经典描述，比如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礼所以制中也”(《礼记·仲尼燕居》)“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等，在子产事迹中都可以找到精确对应，这里限于篇幅无法再一一展开，具体可以参见本书的相关章节。

按照《中庸》的说法，践行中庸之道的人，“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也就是说，由于这种人一心一意恪守中道而不是根据常人的刻板教条，所以他做出来的事是常人难以预测的。子产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一心一意“道中庸”，对中庸之道的体认和践行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所以他在处理政事时的做法才会经常出人意料、不落俗套，而又总是能够正中要害、收到很好的效果。不过，由于子产的水平高出常人太多，因此在谋划阶段经常会遭到其他卿大夫的质疑甚至反对，即使是最了解和支持他的副手子太叔也不例外，这就是所谓的“高处不胜寒”吧！

总而言之，心怀爱民仁德，使得子产没有沦落为被动应付时势变化的“等死”的庸劣政客，而是主动出击探索救世济民的方法和路径；而践行中庸正道，使得子产没有成为“找死”的悲情人物，而是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取得了卓著的功绩，并且寿终正寝，成为春秋时期“救世能臣”的杰出代表。

刘勋 著

中华书局

2021年4月

春秋时代诸侯林立，大国争霸，小国遭殃。在北方晋国和南方楚国将近一个世纪的武力争霸期间，夹在中间的郑国被迫沦为一个朝晋暮楚的“流氓国家”。然而，在晋楚停战后，郑国却奇迹般地迅速扭转局面、走向中兴，它对外与大国巧妙周旋、不断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对内稳步推进改革、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实力，一跃成为中原诸侯之中最受尊重的“模范国家”。郑国是怎么做到的呢？

本书以春秋晚期郑国抓住机遇迅速崛起为背景，刻画了子产这位特立独行的青年贵族如何一步步成长为一名力挽狂澜的领导者，以及他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带领郑国逆袭成为“模范国家”的历程。

为什么子产能带领郑国成功逆袭？为什么子产是孔子最推崇的同时代政治家？为什么孔子相信“仁爱”和“中庸”是切实可行的救世方略？子产的为政之道是这一切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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