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首专至今，万能青年旅店的作品始终在回溯和吸收摇滚乐的根源，对嬗变纷杂的社会现实和时代症候给予回应。新专在音乐上的兼收并蓄，词曲写作上的美学实验，分流了一拨听众，却也呈现出乐队在当下的艺术追求与心境
文/本刊记者 邓郁
实习记者 赵焓璐 卢琳绵 程馨雨
发自石家庄、北京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除署名外）
2020年冬至后的那天，万能青年旅店乐队（以下简称“万青”）第二张专辑《冀西南林路行》以付费数字专辑形式在网易云音乐上架，半天内即售出20万张。两周后销售额过千万。截至2021年3月1日，线上专辑已售出51万余张。豆瓣评分9.2。
与10年前首专发行时获得一致的好口碑相比，新专在音乐上的整体性、巨大的信息量、风格与器乐的多元、词的“曲径通幽”，引发了褒贬不一的反响，也给了听众更多反复欣赏和讨论的空间。
于万青而言，神话从来不曾存在。精心打磨的专辑既是能量的证明，亦是他们在艺术探索和书写现实上的双重沉淀。
10年里，社会更加光怪陆离，沟壑弥深。专注、恒定与并非源源不绝的才华，都面临着快消式生活方式、注意力经济的挑战。音乐社会学者王黔和音乐教育者、百老汇演奏家冯建鹏都指出，与技术相比，万青给我们带来的音乐价值，比风格、新的体验、形式内容更重要。“万青引发激烈反响是必然的。最可贵的是他们的态度特别真诚，始终清醒地看待现实和自己。”王黔说。
▲ 2020年12月21日午夜，石家庄麦忘馆酒吧，《冀西南林路行》上线前一刻，姬赓和一群朋友围在万青经纪人赵亮的电脑前，关注新专微博文案的最后修改
两个月后，我们再度踏访石家庄。新专引发的热议与喧嚣已遁入年节的时日余温里，沉在了酒杯中。刚刚宣告全市转为“低风险”的这座城市，显得清静而松弛。被疫情“圈”了几十天、各自安顿的本地乐手们，终于又凑在了一块。吉他、贝斯、鼓点、小号和提琴声，再次在三百多平的排练大厅里萦绕、荡开。
“其实我还没从上一轮的疲惫里走出来。”万青主创董亚千说。但他却是每天到棚里最准时的那个。
姬赓拿着小本子，计划着最近工作室的事务安排——给录音棚拍照做个像样的简介、新专的黑胶母带、首专CD再版（海外版）制作，每样都得操心。排演二专曲目，木吉他和电吉他之间的衔接转换磨合得还算顺利。还得打电话给外省的乐手们，“大家啥时候能凑齐，至少9个人的阵容得先排起来了。”董亚千说。
四五月的音乐节演出在望。虽然专场还没排上日程，但畅想总可以有。董亚千说：“再演专场，咱们在曲目编排上的空间就更大了。”
“体力吃得消吗？”
“没问题。但再过10年、20年可说不好。所以得学会怎么用力。”
我想起新专发行“倒计时”那夜，一众友人酣谈到早上三四点。董亚千没怎么喝，“最近累得不行。”半夜两点，他给合作的爵士小号演奏家文智涌发了新专消息。后者向他祝贺，他回复：“我还得继续练琴，到时候跟你继续学。后半辈子开心地玩音乐，一起玩。”
▲视频 ▏2020年5月29日，《草莓星云：造访万能青年旅店》演出之《河北墨麒麟》 视频提供 / 摩登天空
姬赓不太是会把创作思路广而告之的人。但在新专文案里，他给听众扔了个线头。
2013年，乐队出河北，往西北。火车钻入太行山腹，景色突然叠加变幻：“山脚的村庄还运行着古老仁慈的秩序，而对面山腰，炸药歌舞团的表演拉开大幕。”
六年之后的冬末，纪录片导演范俭与乐队一道，前往以采矿为支柱产业的河北井陉县——那段姬赓“眩晕记忆”的原发地。
“一听到那首《早》，我就浮现出当时坐在车里、行走在山间的感觉。天从深灰色到浮出鱼肚白。可能山路这头断壁残垣，那头却是茂密丛林，很神奇。有些采石的地方已经半废弃，旁边的水泥厂还在运作。”
直到到达那个深达百米的大坑，亲眼看到整个山在遭爆破、开采后的“体无完肤”，范俭所有的心理预设都被眼前的景象碾压。
再往井陉县城，房舍、街道、人，皆笼罩在晦暗混沌中。“白天也许太阳是亮的，但周遭的一切都是灰的。”范俭说，后来他们在河床附近的馆子吃饭，河床巨大而干涸，就像电影《大象席地而坐》海报上的画面。
▲ 2019年，万青乐队与朋友在河北井陉，几近干涸的河床边 图/刘东啸
“神话握手现代化”，荒原由此铺陈开悲怆的谜语。火车行山后的某个凌晨，半梦半醒间，“冀西南林路行”几个字忽然就从姬赓脑子里蹦出来，如符咒一般，再不曾消散。
等他写了《采石》，最初的歌名就叫《冀西南林路行》。两者有关系，但他感觉这首歌又不是它（“冀西南林路行”）。再到后来的《泥河》、《山雀》，都有关系，但同样不能完全充满它。那么，待《河北墨麒麟》的“起身独立向荒原”后，还有什么？
姬赓说，他一直在等。“最开始，就是得把《墨麒麟》里的‘轻身术、心电图’解决，它们不是简单的押韵游戏，是有内涵的。还得把文字的空白，和跟自己直接的关联表达出来。墨麒麟是21世纪想象的神话。后面的《郊眠寺》，应该和它是一体两面的。”
一拖，便是几百天。
“急也没用，总是不对。总觉得这歌还不到写动态的时候，始终在积累。”
2020年7月31日，《郊眠寺》写就。
几年下来的漫游解谜，最终以一场夹杂着神话、寓言与时代素描的书写完成：河、山、鸟、兽、人，既为笔下的口述主角，亦为被观照的对象。雷声、乌云、盗寇盗贼、演员王公等意象在不同的视角和时空里，前后呼应，草蛇灰线。看似书写更“宏大”的命题，实则和当下、你我，息息相关。
待全部歌词完成，姬赓回忆起来，有些如梦方醒：“直到我写到《郊眠寺》里‘西郊有密林，助君出重围’那句，才意识到，冀西南林路行此刻恐怕真的开始了，这个几年前突然涌现的名字原来是这个意思，一身冷汗。”
向下滑动，查看歌词：
新语言 旧语言
该怎样回答 不眠的时间
星河下 电子荒原
亿万场冷暖 亿万泥污人
切断电缆 朝霞晚风
临时收入 临时生活
切断电缆 数字云烟
免费月光 免费惊险
月光熔铁星 铸我神与心
月光熔铁星 铸我神与心
渤海地产 太行水泥
宗教医保 慈善股票
幻觉贸易 阶级电梯
高级魔术 高级发明
凝聚神与心 建此不夜城
凝聚神与心 建此不夜城
演员失业 电缆失窃
共享富裕 共享恐惧
东方睡衣 涌上街头
街头嘈杂 公共聋哑
紧急换电缆 循环追捕令
紧急换电缆 循环追捕令
我有迷魂 额头滚烫
我有迷魂 人间明暗
鸟兽暗语 危险消息
自然友谊 自然躲避
西郊有密林 助君出重围
西郊有密林 助君出重围
人间明暗 人间明暗
人间明暗 人间明暗
新语言 旧语言
该怎样回答 不眠的时间
星河下 电子荒原
亿万场冷暖 亿万泥污人
——《郊眠寺》歌词
他把手里的茶杯放下，眼神凝重：“对我来说，《郊眠寺》是很重要的事。它收束整个唱片。前面写了那么多，最后还得回到你自己：你是谁？你要干什么？你究竟在怎样的一个时空里生活？”
除《郊眠寺》以外的单曲在2018年之前都已经在现场演唱过。有乐迷相信，万青花了很大功夫让专辑连贯、曲目形式统一且首要服务于专辑整体。但也有人觉得，《郊眠寺》有些像仓促完成的作品。
“这事儿不是这么理解。”姬赓有点激动。“不是有足够的时间，你就一定可以把作品写完。而是你得有体会。没有到这个时间，没有经历一些事情，那个内容就是不存在的。要等自己的体验和知觉延伸，逐渐与之前想象的样貌汇合，它才自动显现。”
乐迷士英说，他起初也像很多网友那样，恨不得逐字逐句去解码、破译新专，后来倒释然了。“你就算翻遍了字典，看透了他们的所有资料，哪怕你去安个摄像头在他们排练室里面，也没有办法去了解清楚吧。倒不如跳出字面，只是去感受便好。”
▲ 视频 ▏2020年7月28日，《泥河》早期排练 拍摄/张向东
范俭的聆听体验没有那么“拧巴”难解。“比方说，‘崭新万物正上升幻灭如明星，我却乌云遮目’，这句一下就打到了像我太太这样的85、90后——那种时代在飞速跃进，看似日新月异，个体却有着无望和迷茫感。至于我？应该是类似‘时代喧哗造物忙’，这种直接表述对我的触动很大。”
还有人从“电子荒原”里联想到赛博朋克的“高科技、低生活”；有人从字里行间看到打工人、城市租客，一个个“努力劳作却被蚕食，但还期待微光”的普通人……
在王黔看来，正是姬赓的词奠定了这支乐队的调性。“他内心有很多要表述的东西，然后靠自己的语言把控能力，以一种后现代和抽象画的形式表达出来。里头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但是他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想象，就是那些我们生活里真切感受到却无法言说的东西。”
这四五年来的见面，我已渐渐习惯不多问乐队出新专的时间表。似乎那成了个不切实际的“妄想”。但再耐心和包容的乐迷，也有架不住的时候。各种揣测、急切，乃至埋怨，在豆瓣等讨论里不时浮现。
“慢，是有点慢呵。”姬赓、董亚千、史立，一个个老实点头，“但绝对没闲着。”
董亚千说，他和姬赓在各自的创作上都比较“盲目自信”。“他写的时候不会跟我商量，一般都是写完了才给我看。我也不问。”
音乐动机的诞生，或早，或晚。等词出来，动机也会调整。“你得让这两个东西长一段时间。长好了，我们就开始动。”
生长的时间，通常以月为单位算起，长至数年。一切顺其自然。尘埃落定，再说到编曲、配器。
针对新专框架、配置的讨论，两年多前便已开始；正式编曲和录音，则是2020年年中启动。
是年夏秋之交见到董亚千，枣红T恤，黑白间花的裤子，布鞋后头拖拉着。因为连着几个月专心录音，他犯了严重的耳鸣。进山闭关（休养）两天才有所好转。“光是删除那些作废的录音片段，我就删了好几百个G。”董亚千说着，却不以为苦。
▲ 2020年12月22日下午，坐在录音棚里的董亚千
长达半年多的录制中，蛰伏在棚里的乐队时而死磕到筋疲力尽，复而柳暗花明。状态永远在这两者之间，像钟摆一样循环。
录管乐组的时候一度自我怀疑。“怎么都觉得不好，不整齐，要么音准有问题，要么录音方式不对，话筒不合适，没能形成群组该有的力度，有一段时间就挺懵的，是不是就不该弄这个东西了？就算问行家，可能每个人给的答案也不尽相同。就不断试。”史立说。
好在到最后乐队想要的都有了。回顾所来径，姬赓把身子往后一躺，摇头道：“靠，太难了。”
离原定的发片时间还有不到两个月，除了《早》和《墨麒麟》在9月中“送混（音）”，其他曲目的吉他、唱，好几首的贝斯和鼓，都还没完成。
软硬件都得抓紧。那时候，乐队所有人心知肚明，还要等一个大家伙——董亚千订的尼夫bcm10调音台。
“尼夫就是摇滚乐。1980-1990年代的那些摇滚乐全是这个台录的。”董亚千解释。“当然调音台也要跟得上时代的变化，数字化，集成电路。我订的那台是新机器、老技术，但它是全线唯一一台模拟电路了。”
乐队原有的Studer调音台也是好东西。不过两者各有侧重，尼夫相对更适合电吉他、贝斯、鼓和人声这些需要音量更饱和的乐器，Studer拿来录管弦乐这些原声乐器效果更佳。
▲ 录音棚里的Studer磁带录音机
“我唱片里的混响，那些有纵深感的声音是真实的，不是用软件、不是用效果器做出来的。”董亚千有点自得。
“可能摇滚乐最好的声音就是在七八十年代那时候。”这话听着有点绝对。但这支乐队的成员的确都偏爱相对淳厚、朴实的音质。
2020年12月11日夜里9点，独自在北京混音棚里“鏖战”的董亚千给姬赓打了个电话。
“（给平台）发（终版）了。不纠结了。”
那是10天后期的最后一夜。打电话前，董亚千最后一遍听整轨，边听边拍打音箱，对混音师时俊峰打趣：“好家伙，这听得每个细节都特清楚。有点……”
“有点没安全感了是吧？”对他知根知底的时俊峰回敬一个微笑。
等放到《郊眠寺》，亚千乐了。“听到这儿就让人放松了。你听，这声儿厚的，比好多古典音乐（的唱片）都好听。”
时俊峰说，董亚千有自己的主张，比如希望压缩少用一点，尽量留一些演奏的原始质感。“像这歌（《采石》中间间奏）的鼓声，我可能会想录得短促一点，听起来声音清晰，颗粒状、点状的东西强一点。他就想要延音长一点。后来我发现这一段确实是比较慢，你要是让它很短，听起来韵味就不够足。亚千对自己要的这些东西非常有把控，哪怕不‘完美’，但是有生命力的。”
2020年12月下旬，疫情严重的石家庄全城闭环管控。回想起发片临界点那种“箭在弦上”的时刻，乐队既为当下家乡的时势感慨，又有些庆幸唱片及时完成，没有拖延。
值得庆幸的不止于此。被起名为“郊眠寺”的乐队录音棚，也像是老天爷给他们的一件礼物。
2019年，原来位于石家庄棉二的排练厅面临拆迁，而那地方始终不具备录音的理想条件，乐队试过许久，终告失败。赶巧，好朋友给乐队介绍了河北电影制片厂原用于电影配音配乐的录音室。
双方谈得挺融洽。“定好这地儿的那天，亚千跟我说，乌莉，我们找了个巨牛的地儿！语气开心得像个小孩儿。”摩登天空副总裁乌莉雅素告诉我。
门口看门的大爷，暗红色的绒布帘和实木房门，夹杂着淡黄淡绿几何图案的水磨石地板，一切都像走在1980年代。待在棚里，不闻屋外，清晨亦如黄昏。姬赓将这棚取名“郊眠寺”，被人解读为：郊，远离喧闹的城中心；眠，告别灿烂的不夜城；寺，诵经修行之地，不沾入世杂事。倒不失贴切。
最宝藏的，自然是这“寺”中心三百多平的面积，层高达到8米的声场空间。房间够大，反射声音会离得很远，收到的全都是乐器该有的声音，没有其他干扰声。两侧墙面可动，开合即获干湿两种混响效果，给录音提供有层次的保障。难怪乐队有“被馅饼砸中”的狂喜。更奇的是，这地方离姬赓家直线距离不过500米。“错过”经年，还好来得正当时。
▲ （由上至下）录音棚休息室里的打卡机与背包；2021年2月23日，万青乐队在河北电影制片厂录音棚排练 ；录音棚的展板；休息室窗台上的威士忌花瓶
2020年开春，疫情受控后搬入，光开荒、捯饬就花了一俩月。拆开地板，整理电线——好的线可以把多余的杂波过滤掉。换掉的电容器，装了足足一玻璃瓶。
屋外是荒废的草坪。春夏时节，录音师小凯还种过瓜苗和小树，大家累了也会出来打打篮球。不过，这些连同往日骑摩托、把玩瓷器的爱好终究让位于日复一日的录音里。
“氛围、Bass Man，芬达（吉他），room center，远模式6-7米。音箱在中轴线，音箱后部距离鼓150cm……”录音师小凯常常拿着一摞纸，量量乐器、音箱话筒等各种器械间的距离，记下参数，像个测绘工程师。
董亚千，每天午后时分来棚里，规矩得如同打卡的上班族。要么监听各路素材，“敲打”队友；更多的时候，他静静一人，深陷在监听室正中的椅子里，脸上不时浮现出心满意足的微笑。那满屋的器械，纷繁的管路、轨道，缭绕耳际的音乐，构建出一个令他和乐队心驰神往、别无所求的王国。
新专发行后，寄望这张像首专一样再生“金曲金句”、拥有“记忆点”“杀伤力”的听众生出了落差感。有人发出疑问，“这么平？华彩也少了。”
“新专就是个时间黑洞。”发片后的第二天，董亚千对我们说。“这张专辑的很多曲子其实是从一个动机里发展出去的。如果你从头听到尾的话，其实有相同的和声走向、相同的旋律，穿插在不同的歌里。也可以理解为它就是一首曲子。”
2020年12月初，我第一次在北京二环的混音棚里听完专辑，44分22秒的长度并不觉得漫长；再听，和朋友交流，对旋律更有直接感受的偏爱《山雀》，婉转仙雅，实则暗藏危机；也有人沉醉于《采石》浓郁的爵士风与实验感；《河北墨麒麟》则被公认为音乐性最丰富，工整而活跃，层层叠叠，不断升温，直到爆炸。
听到李增辉参与录音的《河北墨麒麟》后部，那种不似人间的嘶吼，好像喊出了创作者郁积的所有。说起这段，姬赓肩膀有点抽动。“隔着玻璃我看到他（李增辉）录了一遍又一遍，很动人，我的眼泪都控制不住。”
“精致。但少力量。”“《采石》《山雀》没了演出时超长的纯器乐前奏和solo，都快不像万青了。”网友的不满足也很直接。
“还是要考虑整轨的效果，所有曲目连在一起的起伏转承。”乐队如是回应。他们强调，这个阶段的录音，反映的也是万青近年的审美。
在首专的常规摇滚乐器和万青标志性的小号、曼陀铃、长笛、中提琴之外，这张专辑设定了6支管的管乐组（4萨克斯、2小号）和4部提琴的弦乐组，及其他更添色彩的器乐。
对管弦乐组的构想，早在数年之前便有端倪。
“加入更多管乐和弦乐，会让音乐有更多层次、对话和表现力。但也不是说我们写的就是交响乐。管乐群其实老早就有动作，弦乐的话，《墨麒麟》本来就是两个声部，后来干脆就弄成四重奏了。”董亚千解释。
大编制里的李增辉、赵路、冯玉良、刘逸斌等人，都是多年老搭档。新请的乐手里，文智涌，不一定乐队和红手五重奏成员，被誉为“中国最好的爵士小号手”。董亚千对他很是尊敬。“最早听窦唯的《一举两得》里用小号，在当时还是挺先锋的。文老师的律动是摇滚乐的那种律动。”高太行，出生于燕赵的中美混血儿，红手五重奏核心成员，写谱达人。还有几位20岁上下的年轻乐手，更是得到乐队一致的“怒赞”：技术一流，领悟力强，音乐观念开放。
▲ 2020年9月27日，为了修正之前《冀西南林路行》录音当中的两段小瑕疵，万青新专的管乐组从西安、北京、天津和石家庄等地分别聚到录音棚。萨克斯苗政、冯玉良、赵路、高太行，小号文智涌、史立和董亚千一起，商议、排练直到第二天凌晨3点 图/本刊记者 邓郁
9月26、27日，为了修正之前《泥河》和《墨麒麟》录音中的几处小失误，萨克斯和小号们从西安、天津、北京分别赶到了石家庄。
“上回我算错了一个音，第一声部的音，尾音音准不太对。录太多遍，耳朵都不敏感了，对不住大家。”董亚千有点歉然地挠挠头，“别怪我，我就是比较纠结。给自己挖了坑。”
热身后，迅速进入正题。董亚千和文智涌商量，大家怎么站位、间隔最合适，以改善音色；高太行则根据董亚千给的动机，立即写出和声和各声部的谱子。
在B站详细解析《冀西南林路行》的冯建鹏（叨叨冯）认为，万青加入的这些器乐并非为了炫技，而是从音乐的叙事和丰富性出发。
自二十多年前起，乐队一路吸收布鲁斯、垃圾摇滚、前卫和艺术摇滚之余，爵士和古典音乐等各种风格也早早地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两年多前，中提琴刘逸斌便开始参与新专弦乐组的编曲。他说董亚千在录音前听了大量的交响乐作品，对于自己要录成什么样，心里是有目标的。“这需要很长的时间消化，再无限次地推翻自己。”
用姬赓的话说，董亚千是乐队里的学霸，“他这人就喜欢刷题解题。”他接着又正色道：“我们其实都是野路子出身，没有完整系统学习音乐的机会。灵感不能光靠小聪明和荷尔蒙来维持，它需要持续地浸泡在里面，不停地去思考，才会在一个瞬间出来……这样。”姬赓两手往上一抬，做了个“开花”的动作。
▲ 视频 ▏2020年7月28日，《泥河》管乐排练中 拍摄/张向东
在外人眼里，董亚千声线清澈，性子时而顽劣，时而傻楞，似乎就是音乐顽童和混世小子的结合。姬赓则是数十年如一日的慎言、持重。“生活里面的性格，我俩很不像，但是对音乐、对情感，都挺严肃的。写得幽默点、放松一点，试过，这个阶段还做不到。说白了，我们俩在审美和世界观上还是比较一致的，最后才能合在一起。对乐队来说，这点很重要。”姬赓说。
聊起作曲的过程，老熬夜的董亚千也不困了。“这有点逆向思维的感觉。比如你先有个A，然后你就得幻想BCD是什么样的？就挺有意思的。像建筑师一样。”他也不是不能写谱，但远不如科班出身的高太行写得精准。他特地对我们说：“不要觉得不会写谱子来作曲就很厉害，其实不是那么回事。真正的音乐家就是看总谱，看着总谱脑子里音乐就响起来了，那得需要常年的积累。这方面我还得学。”
很多人觉得爵士乐重即兴，千回百转，奥妙无穷。董亚千反而觉得，爵士越来越固化的东西也很多。以前以为，只要能即兴就够了不起。但还得再超越。“因为只要成体系地训练下来，其实都是能达到的。但是艺术家的超越性不是光靠这些。超越，也不是每次都会出现。”
在《冀西南林路行》的录制里，这样的灵光往往来自于一些“跨界”的启发。
原本董亚千对小提琴有所保留，觉得音太高，容易用不好。机缘巧合，认识了新合作的乐手刘阔，才发现，原来好的乐手和琴可以拉出“这么厚这么耐听”的音色。董亚千用吉他弹一些小提琴练习曲，弹帕格尼尼，指法、度数、指板长度不一样，但可以更清楚了解不同乐器调性的变化。录《山雀》时，长笛胡梦鸽吹完这首，又吹了两首古典曲子，董亚千觉得分外好听。一开始他并没想在《郊眠寺》里用长笛，“那你既然能把音色吹成这样，要不要《郊眠寺》也再试试？所以我是一边听着自己的歌，一瞬间把长笛该怎么吹写下来了。这样的互动会激发你继续往后走。”
到《郊眠寺》“我有迷魂”那段，他建议刘阔，此处长笛可以配合小提琴，表达迷糊、有些错乱的那种感觉。“但是他们之前没有这样——无调性或者是偏实验的那种出怪声的经验，我就让他们试试。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知道吗？但是最后混完音之后，我把它们放在该在的位置的时候，他也觉得挺神奇的。”
最堪称“神来之笔”的则是文智涌的“麒麟叫”。董亚千解释：“之前的《河北墨麒麟》前奏版本用了好多旋律。我就说咱别旋律了，大家爱吹啥吹啥，就即兴。所以他们也没有吹爵士乐的那些即兴乐句，就全是一些氛围，然后文老师忽然吹了一个带着六连音的感觉，没有出声，只有气声。他是拿手这么（比划）吹出来的，特别像电子乐器出来的。但你仔细听，它还带着一个三连音的律动，就像麒麟叫了一声一样。所以我们把它处理了一下，做了一个空间转换，就比你弹一大堆具体的音符要有效果多了。所以虽然这张唱片录得很辛苦，但是中间有很多时刻非常享受。”
排练中高太行惊呼，他听到了国内最好的上低音萨克斯。“说的是小苗（苗政），他本来是练次中音的。这下可让我们发现了他在上低音的天赋。”史立笑说，大家都撺掇21岁的苗政转为上低音。“为啥中国练上低音的这么少？因为这管儿个大，背不动，声音又是烘托性的，不张扬。”
▲ （左） 吹长笛的史立；（右）小提琴手刘阔；（下）爵士小号演奏家文智涌
刘阔此前几乎没听过摇滚乐、爵士乐。这回从万青那儿接触到平克·弗洛伊德、King Crimson,“特别是KC，听了惊住了，原来还可以这么玩音乐。”一来二去，他也在微信上给董亚千推送希腊的圣咏、小提琴家海菲兹改编的《深河》、门德尔松的《歌之翼》。
说到底，艺术最终亦如搭建金字塔，到达塔尖之时，不论从哪个面过去、根源自何处，总会汇聚到一处。对创作者，那或许便是“打通任督二脉”。
后期做完的那夜，刘阔和董亚千喝着清酒，回忆起录《郊眠寺》的无数个来回，“欸，就是快睡着那次，最好。”
这并非说笑。
“那天下午，大厅里灯坏了几盏，昏黄昏黄的。就好像人真的在一个寺院，一个特别清静的地方，你就只想睡觉、拉琴。”过了好多天，刘阔听到录音版，“真的更融合了，没有那么多华丽的音色。我们作为一个角色，在里面特别好。”
▲ 姬赓与声音艺术家蒋竹韵在山里录制《郊眠寺》前奏塔铃声的声音采样 图/张向东
几个月里，这些音乐人就这样把自己变成一块块海绵，兀自漂在艺术的大海里，彼此渗透、改变。
刘阔用“音乐世界的遨游”来形容这样的际遇。“到什么地方遇到什么问题，就拿音乐解决掉了，不用去考虑任何别的东西。因为他们（万青）只是把这个看作交给自己、交给世界的一个艺术品，心无旁骛。”
而对乐队的几个老成员来说，发片之后，最大的念想莫过于，啥时能再把全部人马凑齐了，找一个适合的场地，“演一个……顶级配置组合哈，一定很棒。”来“郊眠寺”行游的访客多了，乐队也会把录音棚开放给一些有意的同道，让这个新的“万能音乐旅店”物尽其用。
截至3月1日，《冀西南林路行》已经售出51万张。但除了提前两天预告，万青没有就新专做任何宣传，互动也仅仅限于海报抽奖。
这支乐队两张专辑的主力消费者，更多是这一二十年来积累下来的忠实乐迷，仿若萤火一般，从喜爱的音乐里各自取暖。
新专发布前两天，B站上有网友上传了10年来万青8个特别的现场演出版本：有2011年11月17日，NOISEY特别聚会北京站，一位女乐迷上台和董亚千合唱《秦皇岛》；有2013年10月4日，迷笛音乐节上的《杀死那个石家庄人》；还有2020年5月29日，草莓星云造访万青的那版《大石碎胸口》，吉他哇音solo的演绎……
“这些，我之前全都看过。”20岁出头的士英告诉我。前几年他没机会听万青现场，但网上的“靴腿”（bootleg，乐迷发烧友私下流传或收藏的、乐手未公开发行的现场演出录音版本），他几乎一网打尽，还因此认识了同道陈郁，两人惺惺相惜。
“从李增辉到杨旭再到赵路，萨克斯的表现都不同。原来专场演的时候，《泥河》《采石》《山雀》都有起伏，结尾的感情会升上去。《墨麒麟》的萨克斯solo，2019年3月演出真的特别完美，旋律写得复杂，可到四五月份有些细节就给漏掉了，吹得松散。一直到草莓星云的线上直播，solo又回来了，但又和以前不太一样。”
士英和陈郁都喜欢万青2010年石家庄苏荷酒吧那场，“《秦皇岛》唱了两遍。不插电的也好听，董亚千还还翻唱了Bob Dylan的All Along The Watchtower，不过是Jimi Hendrix的版本，还有The Doors的歌People Are Strange，董亚千的英语太销魂了。那场录音应该是从调音台里出来的，效果很好。”两人的音乐话匣就此打开，关不住。
士英举例说，像lplive这样的网站，每一场林肯公园的现场演出都会有乐迷跟踪，去总结乐队的吉他、贝斯、鼓的各种细节变化。“万青也是一个非常注重现场编排和即兴的乐队，但国内这样的乐迷文化还没起来，不是很受重视。”
音乐之外，词也会拿来细细咀嚼。士英曾把首专里《揪心的玩笑和漫长的白日梦》的歌词给父亲看。父亲说，“这写的可不就是我们？”
“第一句，‘溜出时代银行的后门’，说的是年轻人离开工厂、军校，一切体制性的保障，那些时代造就的东西。这个主角的内心其实是很反叛的，但他又没有那么足够的动机和强大的理由去支撑自己。我父亲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士英向我描述。“听第一张能体会到，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彼岸，很少有人能到那儿，但大家都还是骄傲地在往前走。”
年纪渐长，他越发意识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河北墨麒麟》歌词只有寥寥数行，但在士英看来，就像在写自己，“停止吟唱暮色与想念，要更有态度，更关注现实。”
▲ 2020年12月21日午夜，石家庄麦忘馆酒吧，《冀西南林路行》上线后，万青的朋友张向东百感交集，在卫生间过道里泣不成声
人在福建的乐迷Miki直言不喜欢万青新歌，“骤雨重山，将甘苦注入他/气息交换，吞石铁吐泥沙……感觉都念不通耶，还是喜欢之前那些比较直白的歌。”但Miki身边的绿毛却浮想联翩，过去五六年的岁月如电影一般在他脑海闪过。
中考失利后，绿毛从惠安东部的沿海小镇来到泉州某新建的高中。学校实行全封闭制，只有七十几个学生，校方还拖欠克扣教师工资。绿毛觉得不甘和愤怒，父母花费辛苦所得供他念书带给他的羞愧感也让他难以承受。
直到无意间听到万青。“对我而言摇滚乐就是为那种时刻存在。感觉我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就看不到头，真怕有一天，我可能就成了（《杀死那个石家庄人》）这首歌里面的主人公，（直到大厦崩塌，）你知道吧？”
绿毛试图把万青分享给身边的同学，“结果是可以预见的，他们并不需要这种情绪。”唯一能听他、懂他的，是一位给食堂帮厨的小哥。
小哥的长相普通到他无从记起，只记得人精瘦精瘦的，眼角常会展开笑纹。他给小哥分享了万青，第二天小哥回复“很有力量”。不料再过些日子，小哥不见了，电话也找不着。他至今没再见过他。
他不知道这一切之间有没有联系，只觉得小哥也是歌里那种人，“（大概他也觉得）自己大半生很不值得过似的。”
▲ 乐迷绿毛上高中时，最喜欢（学校）的一棵树。那几年他散步时常常走到这里，或者在湖边一边扔石头，一边听摇滚乐 图/受访者提供
十年前，炉溪大学毕业之后才开始听万青。那之前数月，他开着一个快要倒闭的桌游吧，玩得很嗨，不赚钱，整个人彷徨无计，既保持着与他人的活跃交流，“又感觉自己有病，但找不到药方。”
那年冬天，他去了石家庄，在“华北平原令人绝望的雾霾”里，更明白了万青。“在厦门时听《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感觉像荆轲刺秦，到了河北，才听出来是在描述大厦里的人，那种面对庸常的无奈。”再后来，他到北京工作。很长一段时间，睡前必点开《大石碎胸口》，单曲循环。
为了听新专，炉溪特意设了闹钟，零点下单。他说早年听万青，更有沉浸感，现在会更“旁观者”一点。“10年前，我觉得自己是个期待大厦崩塌的困兽。现在我很淡定，发现大厦是有缝隙的，会尽力躲开（再找出路）。”
一位叫SoccerObsidian的豆瓣用户，则很直接地表示，对万青“无感”。
他说自己在南方的小镇长大，20岁出头，没有妻子，酒精过敏，也从未开采过任何东西。“人生如一张不小心落在公厕里的草纸，潮湿且单薄，吸纳不了万青音乐里诸多厚重又深沉的经验。”
“乒乓少年背向我”，是他认为万青所有歌词里最好的一句。因为只有这句像断章，让他找到和万青唯一的联系。
他忆起四年级的一天，学校梧桐树下有三张乒乓球台，那天有人把他的鞋带系在桌腿上，导致他嘴唇摔裂，不知如何跟母亲交待。离他最远的乒乓球台那边一直有两个男孩在打球，但背对他的那个男孩从来也没有回过头。
SoccerObsidian因此觉得，像万青这样的乐队，音乐性永远和叙述纠缠在一起，构成音乐文本和听众之间的对话关系。尽管他不能向万青提出任何问题，也不管网上的评论是发自真心还是故作姿态，是对十年时光的感叹还是立足当下的自哀，“它们至少都和我们能用耳朵听到的旋律一样，真实地参与了这张专辑意义的生成过程。”
▲ 2017年11月，石家庄，排练中的董亚千与姬赓
新专发片前夜，石家庄的某间酒吧里灯火通明，清酒、威士忌、啤酒，络绎不绝。朋友们纷纷给乐队张罗，香槟满上、羊排摆盘。“离万青新专发布还有2小时/1小时/半小时，还有10秒钟，倒计时开始……”气氛完全靠大嗓门的酒吧老板和老铁张向东在带着。几位“主角”倒有些怯生生，没有任何说辞发表。
零点，泡沫四溅，哥几个终于放开了。
庆贺，碰杯，拥抱，不知说什么，干脆握着拳，大吼一声。史立照例没忍住呜咽，但和首专那会儿的年少气盛到底有了不同。“那时候等待发行的心情是很忐忑的，刺激也会很大。首发当天，我们去南京巡演，也不知能来多少人。后来知道票都卖光了，嘿，兴奋。”
有人从别桌过来搂着姬赓灌酒。“别呀，我明天还要送孩子呢！”他拿手挡着，却和和气气地，逐个角落和人聊上几句。
在音乐人小河眼里，姬赓是典型的北方人，外冷内热。但外表不喜，不代表内心一定不快。“不如说他平静。再说，不快乐没关系啊，苦是无法消解的主题。醉酒之后的绝望，生活中的困顿，最终从生命的各处汇聚，他把这些都凝结在纸上，这需要有缜密的感知和巨大的能力。”
录音间隙，闲坐在茶室。耳畔再次传来《早》的旋律。管乐声起，悠悠荡荡，不明来处，不知归途。
“你说这个声音是21世纪的，还是14世纪？还是9世纪？其实不好确定。”姬赓问我，又似自言自语。“我就觉得太棒了。它是各个生物之间的关系。”
很多人从他的歌词里读到魏晋，触摸到庄子、山海经种种。他说这些年，自己对汉语的理解和想象也在变。“好多古典词汇，其实内涵是非常新的，非常当代。老实说，我就想把杜甫、李贺、王维带到21世纪，像坐一个时空机，掉到柔软的面包里，来到一个奇异国对吧。我觉得他们就是21世纪的人。我也想看看他们会如何对待他们的语言？”姬赓脸上还是那样，淡淡的，不带一丝戏谑的笑。
不记得多少年前，他读到杜甫的“泱泱泥污人，听听国多狗”，鸡皮疙瘩顿起，从此便放不下。
过去的几年，他眼见世界处在奇怪的漩涡里，有太多不可确定与不可捉摸。“内部的洪水和外部的歧路”，造就了无数个“胸闷的哑巴”。有人眼睛明亮，也有人失魂惘然。“想想2020年整个世界的混乱、隔绝，是不是和安史之乱后那种惊恐、颠覆和毁灭感挺像的？”如今的姬赓不会陷在二元对立的对错系统里。但有些问题，终将会绝路相逢。
至于那句“西郊有密林，助君出重围”，是警醒、退让，抑或指引？每个人所获不一，不如自行提取。
想通了终极问题，不管编曲、写词多么累心，要和机构谈判、处理人事的矛盾冲突，也都要硬着头皮承受。至于唱片的设定、创作、完成，不打广告，在姬赓看来，全都是在“去中心化”。
不上综艺，尽量少曝光，不谈私人生活，也不臧否同业，这在他们是天性的淡然，客观上也形成了一种保护。屏蔽纷扰，只重手头事。
发稿前，为了杂志拍片的需要，摄影师嘱咐乐手们多带件衣服备用。等看到他们几个的样子，令人哑然失笑。除了董亚千的黑皮夹克、尖头靴算“起范儿”，姬赓和冯江两人都穿着再普通不过的拉链运动衫。姬赓特意置办的新开衫，也不过就是把家里已有的款式再买了一件。而史立的外套，也仿佛是2018年封面那件的“原款重现”。
罩饼店，永远只去那一两家，厚度和热气如同持续了上千年；城里上哪儿都靠步行，边走边聊，偶尔还会有“路见不平”的小插曲。在老友眼里，这几个都是奔四的人了，脸上还有二十多岁人的状态。
“专辑卖出20万张，再往上，这些数字对你们有多大意义？”发片之后第二天，我问姬赓。
“当然，首先我们希望对得住所有参与和帮助乐队的人。”他笑答，一脸认真。“大家对做音乐也更有信心了呀。”
尽管他们表示网上有些评论“看不太懂”，还是有很多充满实感与智性的点评让乐队认同。“可能它对不懂中文的人没有吸引力，但仍带有一些优美的旋律主线，并清楚地显示出，像普通话之类的语调语言也可以适应西方音乐风格，且听感依然美好……偶尔出现的摇滚和爵士乐的爆发，使这张专辑整体显得颇为醇厚。”专注前卫音乐的Prog Archives网站上这条海外乐迷的英文评论，就令董亚千有觅得知音的感觉。“这人还说，我们需要更多作曲编曲的勇气、能力（compositional fortitude），才能真正与领先半个世纪的西方艺术摇滚界竞争。”
▲ 2020年12月22日零时，石家庄麦忘馆酒吧，董亚千和姬赓开香槟庆祝专辑 《冀西南林路行》 线上首发
有人说，万青这张专辑的火热，说明了社会审美的某种提高。《摇滚危机》一书作者、音乐社会学者王黔表示，这样的说法“可以说正确而又谬误。正确，因为这样的作品可以让很多人在琐屑生活的同时，依然怀抱一下理想，反思一下现实。但也要看到，我们的文化消费是区隔得很严重的”。王黔说，“我很喜欢这张专辑，但你说和平克·弗洛伊德的《月之暗面》，或者Radiohead的OK Computer比，它也不够；你要说它比某些流行音乐多高级，也没有必要。各人有各人喜好，在一个属于它的听众的范围来探讨它就好。这也恰好说明了社会的多元。”
从事纪录片工作的范俭说，他也从中受到鼓舞。“我们拍片也会考虑很多外在因素，观众的接受度这些。但原来，（万青）这么自我的东西也仍然有人会去接受它。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再往前冲一冲？而不是把自己都给打磨掉。”
2021年春节期间，董亚千被疫情生憋在家里，每天看好几场电影。“山田洋次的武士三部曲，太牛了。”他毫不掩饰自己对电影配乐的兴趣，“有机会可以试试。”
“那个是音乐视觉两个语言的融合，会有困难，但也是一个拓展。可能对乐队音乐也会有新思路。”姬赓说。但除了乐队的创作，他个人倒没有那么强的表达欲。“倒是对自己感兴趣的事物的了解，或者说探索的愿望很强。但是探索完了，可能自己挺开心就行了，不一定把它表达出来。”
小说，诗歌，修辞性强的读物，姬赓说近年有些厌倦了，反倒是更讲道理的东西，读着舒服放松。“像历史和政经这些，可能你参照、对照的系统变了，需要新的维度去解释现象，对理解这些东西就有帮助。”
乐队的下一步创作，会是从满到留白、到空的转换。姬赓说，“第二张专辑是要很满，才能表达得充分。但空也得空得有道理，不是说简单了就是空。手边的动机并不少，但直到新的方法论形成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到它可以发展完成，它才会慢慢地长成。”
如何在这个迭代频仍的世界里，保持简单的心态和生活？在很多人，这是个需要不断提出和面对的问题。对万能青年旅店，始终如一的生活方式不是抉择，就是本能。聊天时，姬赓好几次用“运气”一语带过：“石家庄可能就这样，你待着不太着急，也没那么多干扰。我们可能也不用靠本地经济活力过活。就这么慢慢来。”
在首张专辑《万能青年旅店》的文案里，曾有这样的文字：“渴望这张塞了很多东西的唱片还能留下空地的丝缕感觉，这样的话，所有听到的人，就有可能并肩站在一起。”
这样的希冀，下一个十年，依然有效。
（参考资料：豆瓣SoccerObsidian发帖。感谢所有受访者及陈郁、樊铸、刘珏欣、沈河西、徐婵娟、刘东啸、焦雪雁、王晓孟、蒋竹韵、张向东等师友对本文的大力帮助，乐迷名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