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托·迪邦多内被视作为欧洲“绘画之父”并非浪得虚名，尽管有关他的生平我们并未详细了解，但他流传至今的诸多画作本身即证明了这点。
大约在1290——1300年间，乔托在阿西西城的圣方济各教堂墙壁上留下了画作，通过他及契马布埃所绘制的形象，人们才知道圣方济各——这位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去世的圣人长成什么样。
阿西西（Assisi）是一座位于意大利半岛中部的小城，天主教圣人圣方济各（San Francesco di Assisi 1182—1226）就诞生于此，数世纪后，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殖民者在1769年来到北美大陆时，也将那儿的一座城市命名为San Francesco——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旧金山。
乔托来到阿西西城的时间，大约是1290年，此时他已成家，有了四个女儿和四个男孩，他与契马布埃一起在圣方济各教堂内创作了有关圣人生平的画作，但这些画作是否由他完成，如今还存在争议。不仅如此，在1997年9月的地震中圣方济各教堂遭受到损毁，传为乔托留在墙壁上的28块湿壁画裂成了碎片，教堂不得不关闭两年进行修复。
相比之下，乔托在意大利北部城市帕多瓦（Padua）所留下的壁画保存非常完好。这座城市中的斯克罗韦尼教堂（Cappella Scrovegni（Arena Chapel）），至今仍然是全球各地美术爱好者心中的圣地。
斯克罗韦尼教堂中的乔托壁画1
克罗韦尼教堂教堂内景
壹 另一位先驱——杜乔
距离威尼斯以西只有三十多公里的帕多瓦城，与威尼斯有着扯不清的关系。这座城市在公元十一世纪成为自由城市国家，在乔托去世后，该城被卡拉莱西统治过半个多世纪（1338——1405年），此后它被并入了威尼斯，受威尼斯统治达四个世纪。
距离火车站不远的斯克罗维尼礼拜堂，是一座罗马风格的教堂。乔托从1303年起在这儿用了4年时间完成了这组壁画，其中享有盛誉的包括《哀悼耶稣》、《犹大之吻》等等，整套壁画以《最后的晚餐》作为系列的终结。
克罗韦尼教堂内保存的乔托壁画，包括《哀悼基督》等
如果说意大利东北部的威尼斯与帕多瓦之间长期维持着一种竞合关系，那么弗洛伦萨与其南部60公里的锡耶纳，则一直是一种竞争的关系。
锡耶纳的居民为了取得自己城市的规划权，长期与佛罗伦萨竞争，最终成功地保留了这座城市12——15世纪以来形成的哥特式风貌。
让锡耶纳居民引以为傲的包括一位比乔托更早出生的画家——杜乔（Duccio di Buoninsegna 约1250——1318年）），杜乔比契马布埃约小10岁，比乔托年长11岁，据说也曾师从契马布埃。
在一些艺术史家看来，杜乔的作品属于一种“早期哥特式风格”，甚至也将契马布埃和乔托也归于这种风格。这类风格自哥特式教堂兴起后一个世纪开始流行于佛罗伦萨和锡耶纳等地，结合了拜占庭艺术的庄严、神圣感，同时也结合了画家本人对自然观察后的写实技法。
我们来欣赏一下杜乔在1308-11年完成的这幅《宝座圣母像》，可以体会下杜乔所代表的锡耶纳画派在当时对绘画的贡献。
杜乔 宝座圣母像 1308-1311 锡耶纳大教堂美术馆
杜乔 《宝座圣母像》局部
这幅高和宽分别超过2*4米（214 x 412公分）的木板蛋彩画显得气势宏伟，众多的人物被有条不紊地安排在圣母周围，虽然人物众多，但画面却并不显得杂乱。整幅画作给人的印象是色彩富丽高雅、人物的衣褶的线条优美，画中央的圣母显得温柔可亲。
其中的每一位人物的面目都脱离了中世纪那种符号化的僵硬表情，都用了明暗阴影法，让他们看上去是一个个有着独立性格的、更加真实、生动的世俗之人。
贰 后乔托时代的艺术断层
然而，当这绘画史上这三位具有开创性的人物——契马布埃、杜乔和乔托之后（乔托于大概于1337年去世，这也正是英法百年战争开始之际），整个意大利的绘画史上，却有半个多世纪的停滞期。
对于这个断层的原因，我们很容易从两位文学家——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留下的著作中找寻到原因——那就是爆发于欧洲的黑死病。
弗兰切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年）于1341年在那不勒斯荣获“加冕诗人”桂冠，此后他开始四处云游。彼特拉克些像李白那类的人物，其足迹所到之处，人们都广泛抄录、传诵他的书信与抒情诗，他在文学和美学方面的建树从客观上推动了意大利与欧洲其他国家在文化心理上更加紧密的联系。
1348年，是这位大才子极为沉痛的一年，因为身在在巴尔马的他听闻自己的恋人劳拉因瘟疫而离开人世。
令彼得拉克痛不欲生的灾难，就是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瘟疫。
这场疫情也给了彼特拉克的朋友、另一位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薄伽丘（1312——1375）以灵感，他因而在1349——53年间创作出了《十日谈》，其故事的背景便是这场爆发于1348年的“黑死病——鼠疫”。
有关黑死病是否就等同于鼠疫，如今仍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据史料中对黑死病特征的记载，现代医学者认为其中有些是关于淋巴腺肿的描述，与19世纪发生于亚洲的淋巴腺鼠疫症状相似，学者们据此推测，欧洲14世纪爆发的黑死病与鼠疫相同，由一种鼠疫杆菌的细菌所造成，这种病毒寄生在跳蚤身上，借助鼠类动物进行传播。但也有其他疾病可导致淋巴腺肿，因此也有人不赞同黑死病就等同于鼠疫的说法。
在1348年爆发的这场“黑死病”中，导致被波及的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等大部分欧洲地区，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丧生，曾经繁华的佛罗伦萨笼罩在死神的阴霾之下，大概有一半的底层民众因此丧生，整座城市丧钟乱鸣、一片萧条与恐怖。
但，这样的灾难仅仅是开始。从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的时代起，此后欧洲几乎每隔十年就会大规模爆发一次类似的瘟疫，直到两百年后威尼斯画派的代表人物提香与乔尔乔涅时期，依然面临着这一惨剧。乔尔乔涅只活了32岁，他于1510年死于威尼斯爆发的一场鼠疫；
乔尔乔涅去世后三年，北方德国画家丢勒的母亲也离开了人世，丢勒在1514年之前，曾经有一段日记描述了母亲的病情：“她接连地患上黑死病和其他各种疾病、怪症，并经历极端的贫穷和恐惧，身处逆境，受人挖苦、嘲弄和蔑视。”
而此后，享受了长寿的提香依然没能幸免这样的噩运，1575年爆发于西西里地区的另一场瘟疫也同样带走了他的性命。
不仅仅是在佛罗伦萨、威尼斯，在整个意大利、整个欧洲，“黑死病——鼠疫”自1348年起，便一直伴随着文艺复兴的进程，成为所有艺术家生命中一道挥之不去的阴霾。
叁 后乔托时代的新秀们
然后，在恶劣的疫情之下，由佛罗伦萨点燃的新的艺术之光却从来没有暗淡。
另一波更为大胆的艺术探索，正悄然在新一代人的手中展开。
在1348年那场大瘟疫之后约30年，另一位天才诞生在了佛罗伦萨，他便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宗师——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 1377——1446）。
还记得在上一讲我们提到过晚年时回到故乡的乔托所作的一项工作吗？
晚年的乔托回到故乡佛罗伦萨后，大约于公元1333年接受市政厅的委派，负责设计佛罗伦萨大教堂的新钟楼。当乔托去世前，这项工作并没有完成，但他的后继者按照其设计最终完成了这项工程。这座钟楼高约85米，主体结构为六层方形结构，向上堆叠为柱形，墙体铺设白色大理石，显得纯洁而优雅。
圣母百花大教堂的乔托钟楼
虽然乔托并未见证其竣工，但她依然被称为“乔托钟楼”。
乔托所设计的这座钟楼——佛罗伦萨大教堂，也被称作花之圣母大教堂（Basilica di Santa Maria del Fiore），又名圣母百花大教堂，它号称是世界上五大教堂之一，又名佛罗伦萨主教堂。至今，这座教堂依然是佛罗伦萨当之无愧的城市象征，在这座城市的天际线上散发着迷人的光彩。
除了乔托钟楼外，花之圣母大教堂还留下了一个跨时代的经典建筑典范——由比乔托小了一代人的布鲁内莱斯基设计完成的八角形圆顶，正是因为这座圆顶，人们将这座教堂誉为：文艺复兴的第一座建筑。
花之圣母教堂原址，是建公元于4世纪的圣·雷帕拉塔教堂。1296年，意大利的银行家乔凡尼·美第奇出资建造新的教堂，1347年秋天爆发黑死病迫使工程中断，此后1367年由全民投票决定在教堂中殿十字交叉点上建造一座圆顶。
我们知道在当时，若是在这座教堂中殿上建造一座哥特式风格的尖顶，是一项容易且技术上成熟的事。佛罗伦萨的群众们为什么突发奇想要在这个跨度超过45米的建筑顶部建造一个像罗马万神殿那样的圆顶呢？
摄影：由布鲁内莱斯基设计的圣母白花大教堂屋顶
这并非突发奇想，而是因为当时佛罗伦萨的群众们心中一直憋着口气，他们得和临近的锡耶纳攀比一番。作为其竞争对手的锡耶纳，在1215-1236年间，就建成了锡耶纳主教堂，它的顶部就是一个巨大的穹顶。佛罗伦萨需要建造一个更宏伟的大穹顶，来赢得自己的尊严。
建如此大的穹顶，一直面临着技术上的挑战，其前任设计师决定摒弃传统哥特式的方案，而是要采用罗马建筑的方式来完成。他的想法虽然得到了支持，但直到1436年后，才由布鲁内莱斯基将这一梦想付诸实际。
而此时的布鲁内莱斯基已经是一位接近60岁的老人，这位饱经风霜的艺术家为了获得这项工程经历过哪些故事，他以及他的竞争对手和赞助人们又为艺术史上做出过哪些贡献？这是我们下一章所要讲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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