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阿根(右)与摩洛哥战俘拉阿迪(Ben Raadi)在圣佩德罗集中营(1938年)。（Carl Geiser供图/图）
晚秋清晨，睡眼朦胧，边打呵欠边开电脑信箱。突然眼前一亮，荧幕上出现一封西班牙朋友老雷转来的信，是谁找我？
写信的人，老雷也不认得。
陌生人从老雷教授的巴塞罗那大学打听到他的电邮地址，用西班牙文写了这封信。
“我写信给你，是因为我有一些关于中国战士陈阿根的讯息，但是不知道如何交给《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一书的作者……”
看来陌生人读的这本书，应该是西班牙文版，而翻译者正是老雷，因此请他转信给我。
陌生人的一封信
陌生人所指的中国战士陈阿根，或许很多人不知道他是谁。八十多年前在西班牙内战（1936-1939）时，他是志愿参战的12位中国人之一，而且是唯一直接来自中国的一位，他的经历充满了谜样的传奇色彩。陌生人到底有什么关于陈阿根的讯息？我好奇地读着信。
陌生人是位女士，署名Begona Ariznabarreta，简称贝戈（Bego）。我万万没有想到，她的讯息竟然跟2020年流行新冠病毒有关。西班牙疫情扩散严重，图表显示感染人数直线上升，住在西班牙北方巴斯克（Basque）自治区的贝戈，也因为疫情而被迫居家隔离，却意外地发现她父亲生前留下来的手稿。
贝戈推算这份手稿大概是父亲在1979年写的，回忆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点滴。她发现其中有两篇非常奇特，内容是关于“巴斯克军队里的一个中国人”。
西班牙内战时，世界交通极为不便，在巴斯克人的脑海里，中国人可能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人，怎么还有中国人参加巴斯克军队！贝戈大吃一惊，立刻上网查询，惊喜地发现老雷翻译的《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一书，当下买来就读。
“当我看到目录中陈阿根的名字，马上翻到他的篇章，详读他的故事。我很清楚地看出，他就是我父亲手稿中出现的那位中国战士。”贝戈写道。
那么贝戈的父亲是不是跟陈阿根一起打内战的？
贝戈似乎预料到我的问题，她继续写道：“陈阿根和我的父亲在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s）一起参加西班牙内战，他们俩都在巴斯克旅的同一班。”
这个消息令我兴奋不已，陈阿根的确是在阿斯图里亚斯参战的。贝戈信里还透露，他们不但同队作战，而且遭遇相似，“陈阿根与我父亲一起被俘，关在集中营里。”
念念不忘中国战友西班牙内战已经过了八十多个年头，居然还有西班牙战士的后代辗转寻找我，为的是想是把父亲手稿中一位中国战友的资讯交给我，我感到心头暖暖的，马上回了信。
“从你的信里，我们知道你的父亲和比他年长两岁的陈阿根不但同队，而且同样困为战俘。感到安慰的是，你的父亲从监狱里终于活着出来，而陈阿根的命运仍然生死不明。”我告诉贝戈，我们还是一直继续研究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和亚洲志愿者，“希望你与我们分享你父亲关于陈阿根的稿子，使我们能够从他的西班牙战友——你父亲的眼睛，增添陈阿根在西班牙的生活片段。”
第二天就收到贝戈的回信，她非常高兴跟我们联络上，她说这是一个令她感动的话题，因为她父亲生前一直不断地谈论西班牙内战，现在发现父亲还念念不忘战友陈阿根，这份怀念感染了她。“如果能够见到陈阿根后人，把父亲的手稿送给他们，我和我的兄弟们一定会非常兴奋。”贝戈深情写道。“我知道这是很难办到的，但我们会试着寻找他们。”
贝戈的父亲名叫路易斯·阿里斯纳瓦雷塔（Luis Ariznabarreta），在佛朗哥监狱受尽折磨，1940年出狱，被迫送往战俘工人营服兵役至少一年，三年后成家，膝下八个子女，有幸再活了六十多个有尊严的岁月，于2003年过世，享寿87岁。贝戈为了让我们方便阅读，正在把父亲的手稿录入电脑。我们连绵的通信就此开始。
神秘的越南厨子
陈阿根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怎么会去西班牙参战呢？其实当他离开中国坐船往赴欧洲时，他并不知道西班牙发生了内战，但是在船上遇到一位越南籍的厨子，改变了他日后人生的轨迹。
1937年西班牙内战进入第二个年头，当时生长在上海的陈阿根，是一个24岁的年轻小伙子，因为帮助共产党人组织工会，遭到当局的追捕，情急之下，他跳到一艘“格托·莫拉”号的英国汽轮上，当了厨子的助手。
在驶往欧洲的轮船上，陈阿根跟厨子慢慢熟悉起来。他发现厨子不但会讲法语，还会讲好几种中国方言，更让他惊讶的是厨子一肚子的学问，对于世界大事无所不知，他觉得厨子是他见到的最博学聪明的人，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每天工作结束后，陈阿根便听厨子畅谈政治，以及越南寻求独立的故事，并且跟他学习法语。
当汽轮接近欧洲时，厨子对陈阿根的认识有了底，便告诉陈阿根一个严肃的消息。他说西班牙正在闹内战，德意法西斯正全力支援佛朗哥叛军，想推翻民选出来的西班牙共和国，而西方国家不但见死不救，还禁止西班牙政府购买军火自救。如果法西斯在西班牙得逞，一场世界大战就在眼前，现在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他希望陈阿根能够挺身去西班牙参战，打法西斯去。
厨子一番慷慨激昂的话，打动了陈阿根一颗年轻的心，陈阿根兴奋地说那么我们两人一起去参战吧，厨子说他已经从军，现在正奉命前往一所莫斯科学校深造，无法奉陪。8月当汽轮在西班牙北方阿斯图里亚斯自治区的海港希洪（Gijon）靠岸后，陈阿根便跳船上岸，投奔当地的民兵队伍，直到10月下旬被佛朗哥军队逮捕。这中间两个月陈阿根到底有什么经历，贝戈的父亲路易斯的手稿正好填补了这段的空白。
火线中出现了上海人
路易斯生长在巴斯克自治区的索拉洛兹(Soraluze)，在军械库学校受过专业训练，进入工厂操作车床。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的枪声打响时，路易斯才21岁，立刻和当地的年轻人一起组织民兵，抵抗佛朗哥叛军。因为索拉洛兹是个制造大炮和各种武器的重镇，佛朗哥早已垂涎三尺，急急发动进攻，9月底叛军即将进城占领，就在这个危急的时刻，路易斯奔往狭长城镇的一端，拼命地敲打着手中的大鼓，宣告火车已经到站，紧急等候妇孺立刻上车疏散，女孩流亡法国，男孩往比利时逃亡。
路易斯参加的民兵队伍，军力不足节节败退，次年4月西向撤退时，东望10公里外的格尔尼卡（Guernica），目睹它惨遭德机轰炸的燃烧火焰，四个月后撤退到阿斯图里亚斯自治区的塞西达（Ceceda）,组成巴斯克旅，下面有四个连队。这时，“一位来自上海的中国人带着两位巴斯克人加入我们的巴斯克旅，他被分配到我同一班。”路易斯写道。
陈阿根这个小伙子胆子真大。在希洪下了船，踏上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也不会说当地的语言，到哪儿去加入队伍打仗呢？更何况军队怎么会随便接受一位陌生的中国人加入呢？显然说服他上岸参战的越南厨子在当地有所安排，克服了重重的障碍，使得陈阿根南下40公里，来到塞西达，加入巴斯克旅。
在巴斯克旅，他们说话是用巴斯克语，阿斯图里亚斯的人也听得懂，但是陈阿根呢？路易斯写道，“对陈阿根来说，巴斯克语和西班牙语（卡斯蒂利亚语）是一回事，所以我们对他说话时，是用巴斯克语。”
反正他都听不懂。隔着语言的高山，路易斯捉摸陈阿根表达的意思，猜想他是船上的水手，在希洪靠岸时，因为多喝了几杯，酒醉不醒而误了登船，留在岸上。
尽管陈阿根不懂巴斯克语，得靠比手画脚来“交谈”，他却坚持参战，路易斯手稿写道，“这个中国人参与我们所有的战役。……他在巴斯克人当中作战，我们称呼他为‘上海’，因为他来自那里。他是我们中间的巴斯克人。”
陈阿根来得正是时候，阿斯图里亚斯已经全面卷入战火。1937年9月6日他随巴斯克旅向东走到靠近海岸的马祖科（ElMazuco），一场激烈的战斗开始，叛军像浪潮一样朝西面涌上，人数是他们的七倍，而且武器精良，但还是攻不下马祖科，于是希特勒的秃鹰军团（CondorLegion）轰炸机成群出现空中，进行地毯式的轰炸，月中马祖科沦陷。陈阿根他们往西步行到白山（PenasBlancas），那里有三座高峰，地势崎岖难行，形成天然屏障，陈阿根他们在雨水结成冰雪的山顶守卫，然而叛军还是用同样的战斗模式：飞机先轰炸，随后炮兵步兵进攻，9月22日叛军占领白山。陈阿根他们往北撤退到费托（Fito），继续作战。巴斯克旅在战场出色的表现，获得巴斯克政府特别的表彰，给全旅颁发了自由勋章。
最后他们北上到了维鲁加（LaBerruga），接获消息，巴斯克政府派军舰“JoseLuisDiaz”号在希洪海港等候，第二天早上接他们离开，前往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继续战斗。离开当天的凌晨三点，轮到路易斯在前线站岗，他可以清楚地听到叛军说话的声音，敌人这么逼近了，路易斯说他从来没有感到这么害怕，他担心会被遗留在那里。
但是到了早上六点，果然有人来接他们，大伙从战壕跳出来，向北走到特鲁比亚（Trubia），在那见到指挥官，才知道佛朗哥军队已经占领了阿斯图里亚斯整个海岸，他们已经被包围了。虽然四面楚歌，但他们不肯投降，往东南逃命，抵达米耶雷斯（Mieres）时，叛军逮捕了陈阿根和路易斯以及他们的巴斯克旅，西班牙北方完全落入佛朗哥的掌控中。那天是1937年10月21日，是他们一生难忘的日子。
1935年路易斯(Luis Arizna-barreta)在家乡Soraluze(Basque)留 影。（Begona Ariznabar-reta供图/图）
落入人间地狱
在过去两个月的战火中，路易斯一直和不懂巴斯克话的陈阿根在一起，但是自从他们在米耶雷斯被俘后，路易斯被移送到莱昂（León）监狱，和陈阿根分散，从此两人失去联系。像陈阿根一样志愿来到西班牙参战的，还有四万多人来自53个国家，他们组成国际纵队在西班牙抵抗法西斯。
1938年2月，陈阿根和一批国际纵队战俘被送到北方海岸的桑坦德（Santander）监狱，4月5日又被押解到南边的圣佩德罗（San Pedrode Cardena）集中营，和六百多个国际纵队战俘关在昔日修道院的石板房子里，窗子玻璃全破了，他们忍受冰寒饥饿，每天还被迫向国旗行法西斯礼。佛朗哥特别在那里拍摄了一部纪录片《战俘》，宣传如何善待俘虏，陈阿根成了特写人物，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用钢笔蘸着墨水，写下他的中英文名字：“陈阿根上海”和“CHAN A KING CHA GE CHINA”。
陈阿根在佩德罗集中营关了将近二十个月，1939年11月29日和国际纵队战俘一起被押往贝尔奇特（Belchite）当苦力。旧城因为战役全毁了，佛朗哥为了警示后人，不许在原地拆建，命令陈阿根他们在废墟的西边建造新城。白天他们像牛一样地工作，直到晚上才拖着又累又饿的身躯回到破烂冰冷的神学院住处。然而这还不是他们受到的最悲惨的奴役，在贝尔奇特苦役17个月后，1941年5月初他们再度迁移，这次被押送到帕伦西亚（Palencia）的惩戒营，住在75英尺以下的地洞里兴建火药库，不见天日。地下长长的通道里飞扬的灰尘灌入肺里，阴湿的潮气渗透肌骨，食物比以前更糟，要喝水还得走几公里取水，当然也无法洗澡，不久斑疹伤寒爆发，迅速夺走了19条人命，那里真是人间地狱。
在帕伦西亚熬过7个月的非人生活，1941年12月10日，陈阿根和国际纵队战俘被押送到米兰达（Miranda de Ebro）集中营。营里所有的窗子玻璃都碎了，凛冽的北风拂面犹如刀割，屋子里既没有床垫也没有毯子，他们只好紧紧地靠在一起保暖，恶劣的食物让他们个个营养不良。1942年11月，一位波兰战俘从集中营里偷出一份战俘名单，里面出现陈阿根的名字，注明他在马德里获释。然而，陈阿根并没有这么幸运，1943年6月米兰达集中营有一份关于陈阿根的报告，是一位中尉写给营长，指控陈阿根赌博，还扣押他369比塞塔，以示警告其他囚犯。
多年后，一位巴斯克战友告诉路易斯，他在米兰达集中营时知道营里有一位中国人，这个中国人曾经在阿斯图里亚斯山区的一支巴斯克旅参战。路易斯一听，就说，“无疑，这就是我的朋友，我们的朋友‘上海’。”他非常失望没有在那见到陈阿根。1941年12月10日陈阿根被押到米兰达集中营时，路易斯在前一年11月中旬便离开这个集中营，两人就这么错开来,此生不再相见。
疗伤的音符和文字
难以接受在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中，正义的一方竟然战败了，四年的牢狱和苦役，在路易斯心里留下无法愈合的伤痕。贝戈说她父亲路易斯喜爱音乐，战前就在村里的乐队演奏，1941年12月初当他从战俘工人营服兵役回家，就用巴斯克文写了一首歌曲《给我们的死者》，和家人一起合唱这首祈祷的哀歌。歌曲前言写道：“今天，我得到有限的自由回家，但我的内心和灵魂却在痛苦中。”贝戈寄来她的清唱，还附上她英译的歌词，我一遍又一遍地听，细细地感受路易斯传达的苦楚。其中一段这么唱着：
“一位母亲哭了，抱着她的孩子们，就在这个时刻，她的丈夫被枪杀了。妈妈！孩子们哭泣着。妈妈！孩子们重复地问：我们的爸爸在哪里？这是我们的土地的面貌，满是寡妇和孤儿。”
路易斯为死者祈祷的哀歌，使我想起台湾在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政治犯在临刑就义之前，告别狱中的同志时所唱的《安息歌》，我清楚记得其中两句：“冬天有凄凉的风，却是春天的摇篮”，正义终有出头的一天。1939年4月西班牙内战的炮声停止，但佛朗哥政权杀戮异己的枪声仍在嗒嗒作响，受害者的尸首被任意地抛掷到路边、阴沟、树林和水井。在往后独裁者执政的36年，路易斯从未在它虚假的“民主”选举中投票，这是他的坚持和抗议，等待迎接正义到来的那一天。
1940年离开米兰达集中营之后，路易斯仍然没有获得自由，他被送到圣塞巴斯蒂安（San Sebastian）服兵役，被迫当战俘苦力，直到1941年。苦役虽然停止，但是未来的13年，不许他换地址，每个礼拜必须到民警（civil guard）兵营报到，1954年才卸下这个政治枷锁。
贝戈说，“我相信，我们的父亲为了疗伤，提笔撰写他参战的经历，所以他在任何纸上都会写，而且不在乎它表现的形式。暑假全家人下乡时，有时我还看到他在孩子们吃过的巧克力糖包装纸背面写字。”
这样他留下了无数的手稿，记下他和战友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事迹，写下了《巴斯克军队里的一个中国人》篇章，结尾写道：“朋友‘上海’，在巴斯克自治区维多利亚（Vitoria-Gasteiz）的角落，我从内心给你热情的问候和拥抱。”
倪慧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