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将至, 春运已到，这是人类最大规模的地理迁移，也是中国人血浓于水的共同记忆。
去年，中国春运客运量接近30亿人次。相当于以一国之力，把全世界五分之二的人口全运了一遍。
但很多人或许并未意识，今天点点手机，就能买张高铁票回家的春运旅途；曾经，却可能需要经历饿肚子、扒火车、睡厕所、憋屎尿等重重阻碍。
在八九十年代，乃至21世纪初期，春运两个字，不仅仅意味着回家过年，它还充满了战斗气息。
因为在这背后是困扰这交通管理部门和许多普通人的速度问题、运力问题、抢票问题、逃票问题、小偷问题、抢劫问题、体力问题乃至最基本的吃喝拉撒问题。
《人民日报》第一次出现春运这个词是在1980年。
这一年，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经济特区建立。看似是时间的巧合，其实揭示了改革开放才是春运的真正推力。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东部地区的乡镇企业、个体经济、合资企业日益活跃，吸引了许多来自中西部的务工人员，再加上中国高考恢复正常，而优秀的大学也集中在东部地区，因此自由就业、自由经商、异地求学日益增加。
过去一辈子生活在一个城镇和一个城市的情况，变成了涌向大城市、经济发达地区的现状。
所以每到过年前后，务工流、学生流、探亲流以及后来兴起的旅游流，汇聚成为春运大军，构成了中国春运的底色。
几个简单的数字足以说明——1979年，我国春运客流量突破1亿人次大关；1984年，突破5亿人次；1994年，突破10亿人次。
但在那个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国家和人民普遍不富裕的年代，巨大客运量的背后，其实是无数的心酸泪。
这张乘客扒窗户上火车的照片，就是曾经绿皮火车时代的标志性画面。
在那个时期，扒窗户上火车，其实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为什么大家不走车门呢？不是不想走，而是不能走。
当时的中国春运，铁路少、火车少、速度慢、乘客多，基本所有列车都不得不超载运输，才能完成春运的基本任务。
但火车的停站时间极其有限，并且十分严格。
所以乘客们为了上车，往往车还没停稳，大家就会抢门的抢门，扒车窗的扒车窗，否则便有可能即使买了票，最终却连车都上不了。这种现象一直到21世纪初还存在。
而车上的的乘客也很有默契，知道大家出门不易，他会帮你先把行李拿上去，然后你扒窗的时候再拉你上来，有时候车上的工作人员还会帮你推屁股。
我小的时候就曾无数次被我妈塞进车窗，然后她再从车窗爬上来，那时候我每次都特别怕万一我妈没上来，然后我被人贩子拐走了咋办。
那这种不安全的行为，难道不违规吗？当然违规，但违规也没办法。
当时春运最大矛盾就是运力不足。要在有限的停车时间里让更多人上车，门就那么几个，既要下客还要上客，除了扒窗户，还能怎么办？总不能像印度人一样坐车顶吧。
所以不管先用什么办法，上车才是硬道理。
但上车，只是春运的第一道考验。接下来，还要面对久站、饥饿、疲劳、憋屎、憋尿、盗窃乃至检票等难关。
当时的绿皮火车、以及后来的红皮火车，为了增大客运量，除了卖座位票，还会卖大量站票，并且由于当时车速慢，时间长，这一站就不分白天黑夜。
1993年，全国客运火车平均时速只有43公里，1997年全国第一次提速后，也只有55公里，就跟今天的市区限速差不多。
如果你要从广州到长沙，今天高铁2个小时的旅程，在当时恐怕10个小时起步；如果从北京去上海，那至少得坐一天一夜。
说坐那还是抬举你了，因为更可能是站一天一夜，整个火车绝对百分之百实心，连厕所、洗漱台也没有立锥之地。
如果有人要上厕所，就必须先请厕所里的人出来，上完以后，再把厕所还给人家，所以很多人不到憋不住的那一刻，都不太愿意穿过人山人海去上厕所。
而洗漱台，更是兵家必争之地。因为它不仅可以坐，个子小一点还能躺着。面子上是难看点，但总比站着香啊。
所以其实能买到一张站票，已经很不错了，更多人，根本连一张站票都买不到。
在没有网络购票的年代，很多人为了买一张票，甚至会冒着寒风，通宵排队，如果能买到一张坐票，那简直比过年还开心。
而一些站票都买不到的人，为了回家，就只能逃票。所以那时各种逃票技术也是层出不穷，出现了很多民间野生逃票大神。
比如我知道的，就有用打印机做假票的，熟悉各个火车站的小门偏门的、找铁路站的熟人带进去的、从无人看管的铁路段一路走到车站的、随便买张票进站，然后上回家车次的、夹个公文包假装是重要领导的等等。
成功进站就算过了第一道关卡，而车上检票则是第二道关卡。
为了躲第二道关卡，我曾无数次看着坐在对面的人，突然钻进座位底下，等检票员走远了再爬出来的场景。
小时候坐火车还经常能听到邻座人，一起交流逃票技巧，画面十分和谐。
当然除了火车，汽车也是十分重要的春运交通工具，不过那个时候汽车票一般都比火车票贵很多。
因为汽车的安全系数远比火车低，所以实行一人一座，不允许超载，抓到就要罚款，所以价格自然也会高很多。
80年代末90年代初，从北京到安徽的汽车票，曾有过1200元一张的天价，相当于一个普通人一年的全部工资。
那个年代的回家之艰辛，可见一斑。
除了车票，回家旅途中，老百姓最担心的就是小偷盗窃。2004年的电影《天下无贼》，就是火车扒窃的真实写照。
在那个没有移动支付的年代，很多在外务工人员都没有把钱存银行的习惯，他们更喜欢把大量的现金带在身上拿回家，觉得这样才有安全感。
再加上当时车票没有实名制，也没有监控摄像头，许多小偷都会在火车上伺机作案，技术高的偷钱包，胆子大的直接拿行李袋，很多人辛苦一年的血汗钱就这样没了。
所以为了防扒窃，民间也出现了很多野生藏钱法。
比如故意穿一身邋遢衣服装穷的，把钱塞在棉被里，再用蛇皮袋装棉被的，在衣服里缝一个内夹层的……我外婆还曾经给自己的内裤做过一个口袋，专门用来藏50元以上大钞。
不过小偷跟抢劫相比，至少还没有人身危险，抢劫才是旅途中最可怕的事。火车上敢抢劫的一般很少，抢劫一般主要针对汽车大巴，这些抢劫犯被称作路匪车霸。
因为汽车不像火车一样中间不停，车上也没有乘警，所以在一些人烟罕于的地方，大巴经常是被抢劫的对象。
而且大巴司机为了自保，一般也不会做太多抵抗，毕竟抢的是乘客，也不是自己的钱。
最敢于抵抗的应该是货车司机。
早期的货车司机都是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他们因为长年奔波、居无定所，所以会随身带大量现金，而他们一旦被抢，就几乎全部身家性命。所以货车司机一般会在货车上准备钢棍，碰到抢劫就尽量躲，躲不掉就硬干。
所以以前的货车司机，往往都脾气都不太友好，这也是他们不得已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
所以曾经的中国春运，总结起来就是速度慢、时间长、治安差，而问题的根源就是运力太低。
一方面原因在于乘客增速太快，铁路建设跟不上。
1984年中国春运突破5亿人次，1994年突破10亿，2006年突破20亿，平均每年少则增加5000万，多则1个亿，换成哪个国家都吃不消。
另一方面原因则是因为穷，没钱修路。
1985年之前，中国铁路建设基本靠财政拨款。而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资金不足，很多铁路建设都是靠世界银行贷款，所以80年代的铁路建设也非常缓慢。
到了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见成效。人民出行需求也不断增大，铁路、公路的建设资金来源也不断灵活改革。
银行贷款、企业资本、地方政府参与交通建设，于是铁路、公路的建设里程不断增加，这才有了从1997年开始的中国铁路六次大提速。
尤其是从2008年开始，中国基建投入更是史无前例——“基建狂魔”之称全球驰名。
2008年，中国刚有第一条高铁，今天，中国高铁历程已经接近4万公里，占全球三分之二以上，能绕跑赤道一圈。
2008年，中国私家车还只有1500万辆，今天，中国私家车数量突破2亿辆，新能源车行业更是位居世界前沿。
过去的春运，背后的是对旅程的紧张与担心；今天的春运，人们讨论的是高铁还是飞机，宅家还是旅行。
春运，不仅仅是一次举国迁移，更是一场国家经济与交通科技、民族历史与个体命运的史诗大戏。
每个从远方归来的身影，凝望着一个民族的故土乡情，每一辆高铁的遥远鸣笛，见证了国家的进步与崛起。
一趟归途，一场重逢；一次团圆，一岁年华。
我们的愿望很简单，那就是平安抵达；我们的愿望又不简单，因为它需要举全国之力。
最后，祝大家一路平安！
编辑：小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