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之世，礼崩乐坏，周王朝用以束缚诸侯的体制随着天子权威的衰落分崩离析。缺乏束缚的诸侯们欲念膨胀，野心陡起。于是旗猎猎，马萧萧，华夏大地上旷古未有的大争之世拉开了帷幕。
先秦诸侯国——韩国，是战国七雄之一，与魏国、赵国合称三晋，国君为姬姓韩氏，是晋国大夫韩武子（晋武公叔父）的后代。
韩国国势最强是韩昭侯在位时。他用法家的申不害为相，内政修明，韩国成小康之治。由于地处中原，韩国被魏国、齐国、楚国和秦国包围，所以完全没有发展的空间，国土也是七国之中最小的一个，使公元前230年，韩国成为山东六国中第一个被秦所灭的诸侯国。
韩国一直以来可是说是战国七雄中最弱小的国家。但是一个国家的出现到灭亡，一直都没有实现真正的强大，一定有它的历史原因。
曲沃桓叔庶子韩万，因协助曲沃武公由曲沃克晋，被武公封于韩地，繁衍氏族，在韩献子在位时成为晋的门阀名卿，传至韩康子。公元前455年-公元前453年，韩康子与魏桓子奉智伯之命，在晋阳之战中，讨伐赵襄子。最后韩、魏倒戈，与赵合灭智伯，瓜分了智伯所有食邑。从此韩、赵、魏三卿世族独霸晋政。
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个诸侯国得到周威烈王的承认，正式成立为诸侯国。韩国建都于阳翟（今河南禹县）。韩国至此先后十三位君主，最后五任称王，从兴起到灭亡只有短短的一百零四年。
由韩氏部族到成为一方诸侯，其间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变革时期——战国，漫长几近千年的韩人部族历史，有两个枢纽期。
第一个枢纽期，春秋晋景公之世，韩氏部族奠定根基的韩厥时期。其时，韩厥尚只是晋国的一个稍有实权而封地不多爵位不高的寻常大臣，与当时握晋国兵权的赵氏（赵盾、赵朔）、重臣魏氏（魏悼子、魏绛）之权势封地，尚不可同日而语。
韩厥公直，明大义，在朝在野声望甚佳。其时，晋国发生了权臣司寇屠岸贾借晋灵公遇害而嫁祸赵盾、剪灭赵氏的重大事变。
在这一重大事变中，韩厥主持公道，先力主赵盾无罪，后又保护了“赵氏孤儿”赵武，再后又力保赵氏后裔赵武重新得封，成为天下闻名的忠义之臣。这便是流传千古的赵氏孤儿的故事。
赵氏复出，屠岸氏灭亡，韩厥擢升晋国六卿之一，并与赵氏结成了坚实的政治同盟。韩氏地位一举奠定，遂成晋国六大部族之一。
太史公司马迁认为韩厥此举救赵氏于危难之中，故曰“韩氏之功，于晋未睹其大者也！”韩厥这一举动并不只是在于当时的利益，从长远的角度上来看它奠定了韩国朝野的风习秉性，更是赋予了韩国在战国初期强而有力的扩张力。
第二个枢纽期，是韩昭侯申不害变法时期。
韩氏立国之后多有征战，最大的战绩是吞灭了春秋小霸之一的郑国，迁都郑城，定名为新郑。此后魏国在李悝变法之后迅速强大，成为战国初期的天下霸主。三晋相邻，魏国多攻赵、韩两国，三晋冲突骤然加剧。当此之时，韩国已经穷弱，在位的韩昭侯起用申不害发动了变法。
申不害是法家术派名士，是术治派的开创者。术治而能归于法家，原因在申不害的术治以承认国法为前提，以力行变法为己任。
在韩非将“术治”正式归并为法家三治（势治、法治、术治）之前，术治派只是被天下士人看作法家而已。究其实，术治派与当时真正的法家主流派商鞅，还是有尖锐冲突与重大分歧的。分歧之根本，法家主流主张唯法是从，术治派主张以实现术治为变法核心。
《申子》云：“申不害教昭侯以驭臣下之术。”《史记·韩世家》载：“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
何为术治？即为督察臣下之法。
说的再明白一些，就是整肃吏治，保持朝野清明的方法。如此的理念其实是很正面的，并没有什么好去指责的地方。
如同一枚硬币一样，术治也有着正反两面。但是申不害与韩昭侯错误的将他们当作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普遍实施，导致了什么呢？术治大大膨胀，君臣尔虞我诈，官场勾心斗角，上下互相窥视，人人自危。
这样的朝野氛围，君臣们岂有心思安心实干？到了战国末期，这个毛病也就愈加凸显出来。韩王安被誉为术士并以此为荣，“肥周退秦”、“水工疲秦”等等可笑的闹剧层出不穷，韩国朝野上下竟然引以为荣。
这个枢纽，在韩国朝野上下有两个极端意义。一、他使得韩国吏治整肃一时而获劲韩之名，一改屈辱历史。二、它摧毁了韩国赖以生存的道德基础，将韩国从一个耿直忠义之邦，演变成权谋算计之邦，凝聚臣民的道德防线荡然无存。
简而言之，韩国之亡，亡于术治。《大秦帝国》的作者孙皓晖说：
盖法家三治，势治、术治皆毒瘤也。依赖势治，必导致绝对君权专制，实同人治也。依赖术治，必导致阴谋丛生，实同内耗也。唯正宗法治行于秦国而大成，法治之为治国正道可见也。此千古兴亡之鉴戒，不可不察。秦韩同时变法，韩亡而秦兴，法治、术治之不可同日而语，得以明证也！
韩国的兴亡，犹如一则古老的政治寓言，其指向之深邃，值得我们永远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