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研究集刊 第十辑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
出版时间：2020年11月
定价：98元
01
目录
编者的话
新文化运动的“五四”起源——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的再思考
勾画在“地方”的五四运动
重思“五四”：“五四”的概念化与历史书写
“五四”后思想界的转变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
“五四运动”初期诠释史
近代思想全球流衍视野中的章太炎与“五四”
重构文学革命的前史——以胡适叙事为底本
以翻译“谈政治”：“五四”时期杜威与胡适的政治哲学讲演论析
家庭革命：“五四”时期婚姻、家庭制度被问题化的思想倾向
龚自知与云南文化运动
02
编者的话（节选）
徐佳贵
作为传统的学界热点,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当前面临在“历久”之余能否“弥新”、如何“弥新”的问题。表面上看,经过不同背景论者与不同专业学者长达百年的持续挖掘,“五四”言说已难有剩义;但近年已陆续有人指出,若能充分利用后出材料,并对既有研究范式作出必要的反思,老树依然有望萌发新枝。就历史研究而言,现今的“五四”研究既在孕育范式更新,也有对于既存范式的强化与细化。这后一类取径固然在持续证明着早先范式的合理性与生命力,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也会诱使论者低估“五四”议题向其他方向或层面延展的潜力。
“现场”与“诠释”,可以成为估测“五四”议题之潜力的两个维度。首言“现场”。近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研究“五四”应当回到“历史现场”,这实际上是承认,早先看似已臻细密完备的现场再现,依然存在某些问题——这不单是指在再现的“画面”上还有空白值得填补,也指原先的“画法”本身,依然有值得反思之处。这里可以追问的是,此处所言,应是哪个“五四”?如所周知,五四运动一词的所指,长期以来广狭不定。这主要涉及现场的时间性与相应的人事内容差异。最狭义的五四运动应专指1919年5 月4 日发生在北京的反日爱国事件;由狭及广,可指 1919 年5—6月间的学生或民众运动;最广义的五四运动则指 1919 年前后数年内的运动(数年究竟是几年,也有诸多版本),可以既包括外交政治运动又包括思想文化运动,也可倾向于指或专指其间的思想文化运动,在此突出思想文化运动的意义上,五四运动可以等同于所谓新文化运动,或连称五四新文化运动(当然这个词也可意为“五四” 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五四”的不同定义,也便关涉不同的“现场”,指向不同的人物、事件与语境脉络。流衍至今,狭义“五四” 现场的某些风云人物,如全国学联开初的正副会长段锡朋、何葆仁等,在最广义的“五四”研究中已鲜少得到关注;而胡适、周氏兄弟这些对1919年春夏间爱国运动实际没有多少参与的人物,却被几乎公认为处于最广义之“五四”论述的中心位置。这一现象早被认作天经地义,多数论者处之泰然,唯基于“回归现场”的旨趣,或有一定“去熟悉化”的必要。这就需要探问,这些“五四”现场究竟是怎样“生成”的,多个“现场”的分化如何在整体的“现场”中产生;而反过来,我们也应探究各种不同定义下的“五四”所对应的 “现场”之间,又是否存在关乎原初的整体性的联系。例如在“五四”爱国运动之前及期间,外交内政问题如何与思想文教问题有所区分又相互纠缠,政界、工商界与出版舆论界、文化教育界具体如何互动,这些“跨界”互动又如何影响了此后“思想”“文化”“社会”等运动的形成或发展。对于研究者而言,各个“现场”之间的门扉诚然存在,但无须保持锁闭;尤其是外交政治视野与思想文化视野下的“五四”现场研究,理应存在进一步交流对话的可能性。
“哪个‘五四’”的下一个问题,是“‘哪里’的现场”。这主要涉及现场的空间性。在地域空间的意义上,早先从最狭义到最广义的所谓五四现场,多半聚焦于北京,偶及上海等其他中心城市。直到近年,学者开始较多注意到不限于此类个别中心点的现场。第一种思路可称“放大”,即在跨国区域(如“东亚”)甚至全球这类更广阔的现场中定位中国“五四”,析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世界性的政治或文化趋势,如欧战后国际关系、民族自决、文化思潮与社会主义运动等的更加具体的关联。第二种思路,可称“转移”, 在近年似乎更为多见,即将视线转向国内其他地方,而这类现场的呈现,也不能被简单处理为“五四”宏大叙事在该地的缩微复制版。这通常意味着考察“五四”时期的信息流通、书报流传、地方知识人的具体言动,也意味着提升“五四”前后地方自身历史节奏与脉络的重要性。换言之,地方自有其“现场”,而若照向地方的灯光依然只能由中心城市提供,则地方显现的明暗光影仍将为个别中心点所决定;不如在地方也依托该地情形布置灯光,成立属于地方的“问题意识”,中心与边缘不仅可以在史料上实现拼合,在研究的方法思路上也有望相互补正。
除却地域空间,尚有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场景空间。这两种意义上的空间当然无法判然两分,而无论是整体上被定性为中心还是被定性为边缘的地域内部,也都存在多元的社会文化空间,需要结合论题具体定性与分析。而在此特地强调社会文化空间的意义在于,首先,就思想史视野下的“五四”研究来说,个别“思想家”思想文本的重要性无可否认,但尚须考虑思想赖以产生效用、引发变革的方式机制,不宜默认思想言说可以遵循思想者自身的意图,或某些研究者通过细密的文本分析得出的条理与系统性,自然而然地移风易俗。进一步讲,“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面向,也非当时的纸墨言说可以总括。“五四”爱国运动,包含城市与郊野、校内与校外、官厅会所与书局报馆内外等诸多场景,对这些场景的描述及其来龙去脉的展示,亦可与书报言说本身相绾结。而新文化运动现场的呈现,也包含组织活动、表演(包括演说与演剧等)会议、社会网络、制度化等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诚然可被认为关乎某些“思想史”论题,但不见得必以种种思想“论战”为中心,其本身也有成为相对独立之论题的价值。要之,“五四”中人呈现给后人的除却头脑,尚有脖颈以下直至连接地面的部分;思想与社会文化存在种种耐人寻味的衔接方式,这便需要我们针对思想史与社会史 (或文化史)的结合部做更多的工作,不时脱出对于纯粹思维世界的执着,谋求提升对于历史空间之多维性的想象力。
次言“诠释”。围绕五四运动或新文化运动的意义诠释,或讲求系统条理,或流于只言片语,而对运动过程的梳理、运动之“史” 的书写,自然也含有“诠释”之意味。其形式可以诉诸书报,也可诉诸宣讲、教育行为,及其他各种场景化的展示、定期纪念之类。这些诠释在“五四”现场即已发生,又在现场之后持续地生产或再生产,相当于围绕本体不断叠上影子,久而久之,本体与影子之间的界线也愈趋模糊。今人倡言回归“五四”历史现场,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历来关于五四新文化的诠释太过纷繁,后加的诠释或遮蔽实相,或与实相相混,甚而可能弱化了不少论者深入追索实相的意识与动力本身。唯进言之,此处的“现场”与“诠释”,历来也无法一刀两断,时人及后人对于“五四”“现场”之“所在”及其“边界”的认知,也一直存在五四“诠释”的重要影响。
从内容上讲,五四新文化的诠释长期以来聚讼纷纭、言人人殊,这种诠释的多元化的程度,在整个中国近代史当中亦属罕见。近年且有海外学者径将“新文化运动”视作一个弹性极大的“时髦词”(buzzword),认为各方都可以近乎任意地使用这一词汇,兜售本方的思想理念。大致来说,除却“爱国”“救亡”“启蒙”“文艺复兴”之类常见的整体定性,诠释可倾向于思想学术,也可偏于社会政治;可突出团体倾向,也可凸显个人主义;可主要指向国族主义,也可指向与国族主义不无抵牾的世界主义。而诠释者是否觉察到,或在何种意义上觉察到此类抵牾,也往往是个问题;彼此不无矛盾的诠释,甚至可以体现在同一方面或同一人前后相隔不久, 甚或在同一时间点的诠释活动中。不过,如陈平原先生援引意大利学者艾柯(Umberto Eco)之言所指出的:“诠释活动潜在的无限性,并不意味着其无所归依,可以像流水一样毫无约束地随意蔓延。”所谓“万变不离其宗”,在尽力展示“万变”之余,也应意识到 “宗”的存在,这里的“宗”首先关系到“五四”“现场”的限制—— 尽管“现场”的人事与时空界限有相当的弹性,但这种弹性也绝非无限;其次关系到诠释者如何在有所偏向的同时,保留对于某种内容整体性或时代整体性的追求,这后一点亦有深论的空间。
以上既是对研究现状的概括,也有延伸性的展望与设想。本辑收入的十篇论文,可以说结合“现场”与“诠释”维度,给出了“旧锦新样”的若干可能性。首先,是有综论性质的两篇文章。张仲民 《新文化运动的“五四”起源——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的再思考》一文,指出既往“五四”研究较少关注的四个面向。前两个面向,提示两个外源性势力——天主教系统与基督教青年会在“五四”“前史”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种重要性似乎长期为惯常的“五四”论述所遮蔽。之后,结合思想内容与媒介利用问题,再论新文化运动中所谓“新旧之争”的实质。复次,结合历史现场中人的理解与后续“五四”诠释的理路,强调应注意分析“五四”爱国运动“如何”再造新文化运动的过程。瞿骏 《勾画在“地方”的五四运动》一文,则着重探讨“五四”地方史的径路。文章指出,不宜默认一种中心城市的“五四”光芒会自然而然地向别地辐散的图式,这就需要留意“五四”时期关乎书报本身的各个“具体方面”,以及地方读书人实际鲜活的生命历程。进而重点围绕以下三个问题,深究历史情境,以破除某些大而化之的想当然:地方感受、认知五四新文化的条件与方式;对地方读书人“主体性”的考察,如何能够进一步具体化;从地方“返观”中心如何可能。两篇综论侧重点不同,但其中都强调对于“五四”“前史”的深入检视,进而对以往通常重“去脉”而相对轻“来龙”的论述倾向提出反思。
接下来,是针对“五四运动”或“新文化运动”语词概念本身的三篇文章。语词概念史在近年已蔚为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再现语词概念及“诠释”自身之“现场”的尝试。陈建守《重思五四:五四的概念化与历史书写》,集中探讨了“五四”被概念化的历史,这关系到“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 等语词表述如何出现并相互勾连,“五四”的“纪念政治”如何发生发展,以及五四在某些新运动(如所谓“新启蒙运动”)中如何被进一步“政治化”的历史过程。而对语词概念的考察,尚须考虑其在空间意义上的流传接受情形,在此意义上,概念史亦可与“地方史”的关注点有所结合。周月峰《“五四”后思想界的转变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则细致梳理了“新文化运动”一词的兴起流变。“新文化运动”原初被各方各人用于指涉多元互歧的社会改造方案,通常既是描述现状,也是表达对于未来的期许;早先尚有不少人希望统合各方趋新的努力,然而未获成功,之后遂从“多合于一”趋向于各自“多中取一”,在此过程中,胡适代表的中西新旧框架与中共代表的阶级分析框架脱颖而出,成为迄今两种最主要的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叙述。徐佳贵《五四运动初期诠释史》一文,聚焦于五四爱国运动期间至 1920 年代前中期的较短时段,析论“五四运动”之诠释发生及演变的具体过程及逻辑,及诠释与语词本身所指变迁的关联。其重点在探讨在国、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等阵营壁垒尚不森严的早期,“五四运动”是如何“被赋予”了在“思想史”中的重大意义的。
五四新文化研究向以人物研究为大宗,收入本辑的有三篇可归入这一大类的文章。彭春凌《近代思想全球流衍视野中的章太炎与“五四”》一文,讨论全球思想史视野中章太炎与“五四”的关系。“晚清”与“五四”在思想史意义上的连续性,可从基于科学革命与进化学说的近代宇宙观、社会观全球流播与衍变的角度予以检视。另外两文,则是围绕公认的“五四巨子”胡适,而分别聚焦于其赖以“暴得大名”的两项“事功”——文学革命与传扬杜威学说。袁一丹《重构文学革命的前史——以胡适叙事为底本》,考察胡适对于文学革命“发生史”的建构,通过勘探各文本内部及文本间的关联与裂隙,揭示此种建构本身的语境与观照、彰显与遮蔽; 在反思经由“巨子”精心“打磨”的历史叙述之余,提示重构文学革命“前史”之可能。彭姗姗《以翻译“谈政治”:五四时期杜威与胡适的政治哲学讲演论析》,通过对海内与海外史料、新发现与常见史料的细致比勘,揭示胡适翻译师说行为的“政治性”;翻译往往意味着整合作者与译者各自的思想倾向,以及各自关注或关涉的社会语境,但整合的努力依然难掩种种矛盾之处,具体到本文,“演说”这类媒介形式及与之相关的知识生产方式,对于矛盾的发生与处置有着重要影响。以上这些人物研究,讲求更加体贴入微的文本考察,同时也出入文本内外,对文本与其相关历史情境的互动有自觉而充分的展示。
最后是两篇围绕具体议题的研究。赵妍杰《家庭革命:五四时期婚姻、家庭制度被问题化的思想倾向》,探讨五四时期作为全国性议题的“家庭革命”论。破弃既有家庭观的乌托邦论述一时蔚起又互相竞争,在此,遭受质疑的婚姻及家庭制度不单是中国传统的,也可以是现代西方的。原本属于家庭的权责转而被不少人归于“社会”,但这又要面临在家庭伦理被毁弃之后,应当如何“凝聚社会”的问题。赵帅《龚自知与云南文化运动》一文,则聚焦地方议题,考察“五四”前后云南(主要指昆明)地方知识人主导的文化运动。尽管地处西南边陲,云南仍得参预时流,而其间也显现出地方自有的变迁脉络,尤其是地方政治与文化事业的纠葛,直接影响到了该地知识人自身的命运以及文化运动后续的在地演变。
“五四”已过百年。其间,“五四”研究也走过了绵长而斑斓多彩的路,但并未抵达终点。本辑作为“五四”专辑,意欲通过展示一些实践的可能性,参与提示未来“五四”研究的更多可能性。而深究“五四”的历史,也不见得如一些人忧虑的那般,必会倾向于消解“五四”的“意义”。毕竟,“意义”并不一定意味着凌虚蹈空, 其在大多情况下理应尊重人间的运作逻辑;将这样一个剧变时代视作过往人世的一部分,使得剧变的发生机制、来龙去脉可被仍在探索前路、追求转型的今人更真切地理解感悟,或许已是在彰显一种为时代所需的“意义”。
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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