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马特图片通常由低像素手机或大头贴拍摄而成，除了自拍也有合影。（资料图/图）
2020年12月6日，似乎有感于最近理塘县美少年丁真在社交平台迅速走红，导演李一凡发了一条朋友圈：“《杀马特，我爱你》里边那个小学毕业每天在吊车上呆十多个小时的少年，也是英俊的四川藏族少年。”
我已经不记得这个少年，纪录片中出现的杀马特们都有着相似的命运，每位杀马特都有辛酸的过往。他们没有像丁真一样成为地方文旅名片的运气，当他们顶着五颜六色的头发回忆过去时，旁边的字幕只会标注：“十几岁出来打工，现在在哪里做什么。”这些标签异常残酷，像是商品包装袋上的生产日期，提示着他们成为打工人的日子。
拍摄结束一年后，纪录片助理乌鸦在朋友圈看到采访过的一个杀马特发了一条朋友圈——他在石排公园旁边地下商场的电影院里，拿着一张电影票自拍，并说这是自己人生第一次进电影院看电影。
接触这些杀马特并非易事。观看纪录片时，我对几个杀马特很感兴趣，通过李一凡和乌鸦联系他们，但大多数都不了了之。在罗福兴的帮助下，我还加入了石排的杀马特群，罗福兴留下一句“玩得开心”，结果没有一个杀马特愿意理我。他们的头像多以自拍发型为主，有的签名会标注“借钱删好友”。
通过我好友的杀马特，有的直接拒绝了我的采访，称下次有空闲时间要一个多月之后；有的则提出“听好故事需要花钱”，试图向我索取几百块。一长串杀马特名单中，最后愿意接受采访的，还是这个群体中受教育程度相对高的。
我对一位叫韩亚杰的杀马特兴趣最大。他曾在一个管理最严格的工厂里上班，工人上厕所都需要经理批准，厕所门口站着保安，看不到字条不给进。有时找不到经理，一些工人忍不住在车间里小便，却会被罚款。韩亚杰原本打算结账之后与女友回老家结婚，他开心地给父母打电话，但预计七千多元的工资，最后拿到手只有29块。当晚，韩亚杰回到住处抱着女朋友大哭。
之前韩亚杰曾找乌鸦帮忙，询问受了工伤、老板拖欠工资怎么办，但乌鸦给出的标准答案式的解决方法根本帮不了他，老板给他两个选择：继续干，或者拿半个月工资走人。韩亚杰选择了后者。
这些荒诞且残酷的事就真实发生在韩亚杰身上。他生气地对乌鸦说：“不搞那些无聊事情，你们怎么不去弄你们自己故事？把我当什么？够无聊你们。不干那些事情，对我又没什么好处，等下搞出名，不好做人。”
李一凡第一次与罗福兴见面时聊得眉飞色舞，满脑子想的都是杀马特“文化抵抗”的假设，结果罗福兴说得最多的是枯燥乏味的琐碎生活。后来到了石排镇，李一凡闻到小工厂刺鼻的机油味，又见到了溜冰场和公园里的杀马特，恍然大悟：一群如此极度贫乏的孩子又怎么会反抗呢？
大部分杀马特的讲述只是单纯的好玩、有趣。李一凡困惑，究竟是杀马特这个概念吸引了他们，还是他们缔造了杀马特？
杀马特安晓惠会因为服装店老板一句“杀马特都穿吊带装”而去买衣服打扮。事实上，杀马特对自己正在创造的概念毫无界定的能力，至多是模糊的身份认同。
罗福兴属于杀马特中的“异类”，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文化人的想法和语汇，甚至在访谈时做金句式的总结。
李一凡评价罗兴福聪明、学习能力很强。罗兴福会读一些社科类书籍，因而具有跳出狭隘圈层的眼界。但与李一凡及其朋友聊起咖啡或者高档消费品时，罗福兴就插不进话了，他甚至觉得自己受到了冷落，在一旁生闷气，第二天也不帮他们去找采访对象。
每一个杀马特似乎都需要被关注，这也是他们头发高高扬起的终极目标。当我询问杀马特发型师李雪松杀马特为什么热衷于展示头发时，他转而问我：“你的童年是完整的吗？父母在身边吗？家庭幸福吗？”一瞬间我有点窘迫，似乎回答“是”对他来说是一种冒犯。在得到肯定答案后，李雪松对我说：“对了，所以你们理解不了我们多么需要关注啊。”
我总是忍不住想，杀马特渴望的这种关注难道不掺杂一丝鄙夷和刺痛吗？走在路上，这些杀马特会感受到带有攻击性的目光吗？当他们“很拽”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他们清楚这种行为的意义吗？又或者，他们根本不会想这么多。
杀马特家族有严格的入群制度和审核规则，每个家族里的杀马特都有自己的等级身份，甚至形成了严格的派系组织。罗福兴无奈地说，你们愿意看作（派系）就看作吧！李一凡则告诉我，网络上有上百个杀马特创始人。
我天真地问罗福兴：杀马特衍生出各种各样的家族，家族之间会有内部斗争，甚至打起架来，这是否因为不同家族对杀马特的认识和理解不同。罗福兴轻蔑地回答我：两个人走在路上互相看不爽就能打起来，打架哪有这么多理由啊？
外界对杀马特的误解不仅是审美上的，还可能源自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和思考方式的分歧。
路内的《少年巴比伦》中有一句话似乎可以为这种“分裂”做出合适解答：“我和我身边的世界隔着一条河流，彼此都把对方当成是神经分裂。”——正如李雪松曾撂下的那句回击谩骂者的话：“在我们眼里，一些人就是傻X。”
采访过程中，我试着避免陷入纪录片的逻辑，甚至怀疑杀马特青年是否真的如此理想化，像李一凡所说，这批孩子被社会规训得很好，甚至走在路上都不会随地丢垃圾。塑造“完美受害人”是我担忧的事情，很快我发现自己多虑了，他们有自己的选择：有的在工厂努力工作养家，有的学了一技之长改行，也有的因为犯罪进了监狱……
我问过李一凡、乌鸦是否觉得杀马特的发型时尚。乌鸦说，走在深圳的繁华街道上，她甚至也开始怀疑，这些千篇一律的都市美女又是怎么被定义成美的？
李雪松曾想开一家专门的杀马特发型店，师兄反问他，“你想饿死吗？”李雪松在理发店里的大多数顾客仍然是那些留主流发型的人，他还得忍受他们对杀马特的鄙夷和嘲笑——杀马特青年无法养活他。他告诉我，自己算是杀马特中的高收入者，而他身边还有杀马特朋友欠着几万块的债。剃掉头发、回归主流是杀马特唯一的出路。
而现实中，《杀马特，我爱你》这样的纪录片也不会出现在真正的杀马特的朋友圈，因为他们的朋友圈只有自拍、工厂生活动态和转发抽奖领现金的链接。
南方周末记者 张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