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明王朝1566》中，有这样一个极为经典的场景。嘉靖皇帝准备将户部尚书赵贞吉提拔进内阁，可他并没有直接下旨任命，而是用“三光日月星”的“绝对”典故，将自己的想法含沙射影式的表达了出来。作为内阁首辅大臣的徐阶当即明白了嘉靖的意思，只不过徐阶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向嘉靖进行了确认：
“启奏圣上，臣愚钝，请问圣上，是不是在内阁添上一个贞字?这个贞字是否就在眼下几个人中?”
然而对于此，嘉靖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
“徐阁老聪明，果然是聪明。如果严嵩在就不会问这么细。”
嘉靖为何要在这个时候提到已经倒台多年的严嵩？在嘉靖看来，徐阶真的是不如严嵩么？这里我就来为大家做一个解读。
赵贞吉“筹款”有功，嘉靖用“绝对”暗示将其抬入内阁。
严嵩倒台，嘉靖皇帝命人抄没了严嵩、严世蕃，以及罗龙文、鄢懋卿等一众“严党”成员的家产，总数共计白银一千万两。
然而，对于这笔查抄款项的分配，内阁与嘉靖皇帝之间却也产生了巨大的分歧，说白了就是嘉靖觉得徐阶、高拱等人分给自己的钱太少了。
目前的情况就是，尽管内阁已经预留了两百万两白银给嘉靖营建宫殿和庙宇使用，可即便是如此，仍有一百五十万两的费用缺口。于是，徐阶连夜召集了高拱、李春芳、张居正以及赵贞吉等人商讨对策。
最终，先是李春芳从兵部的费用中“扣”下了五十万两，接跟着高拱也本着“苦臣子也不能苦君父”的原则，又从本应补发给官员的俸银中拿出了四十万两。而最后还有六十万两的费用缺口，需要户部尚书赵贞吉来填补，而赵贞吉对此也是满口应下。
当然对于这笔钱，赵贞吉早就胸有成竹，并且在第二天的御前会议上，递交了一份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答卷”。
“历来天之道是损有余补不足。我大明两京一十三省，也有富庶的省份。户部已经跟南直隶、浙江还有湖广行文，叫他们从各自的藩库里拿出一些余款，或从各自的官仓里拨出一些余粮，接济受灾和征税过重的省份。这样，户部也可拨出六十万两款项给工部。”
而对于赵贞吉这样的安排，徐阶也提出了自己担忧。
“户部这样安排甚是妥当。只是南直隶、浙江和湖广有无异议？”
可不曾想，赵贞吉对此是早有准备。
“回阁老，一个月前属下就已经跟这几个省份公文商量了。昨天他们的回文都来了，都愿意拨款拨粮接济，还都说了，上解君父之忧，下纾灾民之困，义不容辞。”
如此一来，为嘉靖修建庙宇和宫殿的一百五十万两白银就顺利凑齐了，同时也解决了百姓的赈灾与退还赋税的问题，可谓是皆大欢喜。
实际上，赵贞吉在御前会议上的如此表现不仅震撼到了在场众人，更是直接“惊艳”到了嘉靖皇帝。
首先，赵贞吉并不像高拱和李春芳这样“临时抱佛脚”，事情到了最为紧要的时候才想着如何解决，他是在一个月之前就已经向南直隶、浙江、湖广等省份进行了“公文商量”，打好了提前量，这充分说明了赵贞吉是时刻想着嘉靖，并且能把嘉靖关注的事情放在心上。
其次，虽然这笔钱的最终用途是用在了嘉靖皇帝修建宫殿和庙宇上，嘉靖皇帝是真正的受益者，然而，事情是直接由赵贞吉来做的，即便是下面的官员心中有所不满，那也是对赵贞吉的不满，而不会对嘉靖有任何的埋怨。换句话说那就是“好处”嘉靖得，但是“黑锅”却是由赵贞吉来背。
再次，赵贞吉在汇报此事的时候，刻意强调下面的地方官员是“上解君父之忧，下苏灾民之困，义不容辞”，如此一来既营造了君臣和谐、其乐融融的景象，同时也是狠狠的拍了嘉靖马屁，嘉靖怎么会不心情舒畅，极度愉悦。
于是乎，亢奋的嘉靖狠狠的敲了三下铜磬，这场内阁与嘉靖之间因为就如何分配抄没而来的严嵩等人的家产而引发的“危机”，也就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而嘉靖也没有忘记帮助他解决大问题的赵贞吉，于是他提到了“三光日月星”的“绝对”典故来暗示赵贞吉。
嘉靖： “宋朝有个人出了个绝对，叫做‘三光日月星’，愣是没有人对上，苏东坡大才子，只有他对上了，徐阁老你应该记得他是怎么对的。”
徐阶： “是。回圣上，苏轼连对了两对，第一对是‘四诗风雅颂’，第二对更为高明，是‘四德亨利元’，为避仁宗的尊讳，略去了亨利贞元的贞字。”
不过，嘉靖之所以如此并不是要考察内阁大臣们的文化修养，他的目的还是借此引出赵贞吉。
“到底是大学士，说出来头头是道。你现在是内阁首辅，内阁眼下只有你、李春芳和高拱三个人，太辛苦了点。把苏轼省略去的那个字补上吧。”
简简单单的一项人事任命，嘉靖皇帝直接下旨就好了，为何还要大费周章的引用这段“绝对”的经典，甚至到了最后也只是点了一下而已，并没有将话说透。其实，这就是嘉靖最为高明的地方。
严嵩不会像徐阶这样问这么细，正是严嵩之于嘉靖的真正“价值”所在。
通过“三光日月星”的“绝对”典故，暗示将赵贞吉升入内阁，并不是嘉靖皇帝第一次用这样含沙射影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在此之前，为了告诫司礼监要全力支持胡宗宪剿灭倭寇，嘉靖给了时任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吕芳一个“外强中空”的球；在这之后，嘉靖又用一句“十步之内有芳草”的话，暗示陈洪要整顿北镇抚司，并对朱七、齐大柱等人进行“敲打”。
而嘉靖皇帝之所以每次都要让自己臣子如同猜谜、解密一样，揣测自己的意思，为的就是保全自己的名节，让自己“永不犯错”。换句话说，每一次布置事情，嘉靖都没有把话说得非常绝对与确定，就是要让臣子们靠着自己的理解来做的。
这样一来，如果事情进展顺利，或者有了很好的结果，那么这一切都是嘉靖皇帝的功劳，相反，如果一切不尽如人意，或者遭受到了朝堂其他官员以及百姓的非议，那么责任就是在于这些办事的臣子了，因为嘉靖并没有明确的之一，从而可以将自己的责任摘的一干二净。
于是乎，在让赵贞吉入阁的这件事情上，嘉靖皇帝可谓是故技重施，仅仅只说了一句“把苏轼省略去的那个字补上吧”，并没有明确的旨意，当然，嘉靖这样做的目的也是非常的明确。赵贞吉在为嘉靖筹措修建宫殿和庙宇的款项上，确实功劳不小，值得奖赏与提拔，这样的安排会让赵贞吉继续死心塌地的为他卖命。可在这之后赵贞吉的表现到底会如何，谁也无法预料，如果真的被证明难堪大任，那么嘉靖则可以以他没有做出明确指示为由，将自己的责任洗脱干净，从而可以继续保持自己的“明君”名节。
与此同时，嘉靖也非常清楚，尽管在赵贞吉的口中，地方官员和百姓们对于嘉靖皇帝修建宫殿和庙宇是非常的支持，但是他的心中也是存有疑惑的。所以，如果真的是此前赵贞吉是靠着弹压地方官员，迫使其遵照赵贞吉的方案执行，从而获得嘉靖的赏识与提拔的话，那么赵贞吉的入阁无疑是将嘉靖与官员们之间的矛盾成功转移到了赵贞吉身上，这些受到“欺压”的地方官员，要恨的话，也只可能是怨恨赵贞吉，而不是埋怨嘉靖。
可是徐阶的一句追问，让嘉靖必须给出非常确切的答复，这不仅让嘉靖想要借着“谜语”明哲保身的目的无法达成，同时也会让自己陷入到舆论的漩涡之中。
由此可见，虽然嘉靖没有明确的表现出来，但是心中对于徐阶的愤恨是可想而知的，于是乎嘉靖不自觉的就想到了严嵩。
实际上，严嵩能够纵横官场，担任内阁首辅长达二十年，靠的就是对于嘉靖这种心理和想法的精准把握。国家的大情小事，都是他在朝堂上主持商议，看似是由严嵩主导，但是严嵩真正做出决定之前，都要听嘉靖的铜磬之声，如果铜磬不响，则说明嘉靖对此并不满意，而严嵩也会将事态的方向继续向嘉靖满意的方向引导。
除此之外，他的儿子严世蕃掌握着吏部和工部，一个是管理国家官员的任免与升降，是用人的部门，一个是负责国家重大工程的建造，是用钱的部门。这样一来，严嵩就掌握了许多朝堂官员的命运，同时也获得了一条稳定的“财富通道”。
而嘉靖皇帝之所以会如此信任严嵩，允许严嵩如此行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与严嵩之间已经形成了非常完善的“分赃”体系。
严嵩替嘉靖背负“骂名”与“黑锅”，从而获取权势、地位与财富，而嘉靖通过重用严嵩，既可以保全自己的名节，同时也能将自己的想法一一实现，当然最为重要的是，严嵩搞来的钱一部分留给了自己，更多的还是给到了嘉靖。
可真的当严嵩逐渐失去了对于其子严世蕃的掌控力，使得严世蕃的给予嘉靖皇帝的太少，远没有达到其预期，于是，嘉靖与严嵩之前的“分赃”体系崩坏，这才有了严嵩的倒台，直至最后的议罪抄家。
所以从嘉靖皇帝的内心来说，他恨的更多的是严世蕃，对于严嵩而言，他则没有那么多的埋怨。
由此可见，对于嘉靖而言，他是非常希望现在的内阁首辅徐阶，能够承担起严嵩曾经的作用的，并且这个时候徐阶的儿子徐璠，做的也是严嵩之子严世蕃曾经的工部侍郎之职，为的就是让徐阶能够完全的“继承”严嵩“价值”，既能帮助自己“背锅”和担责，同时也能帮助自己筹钱办事。
可是徐阶毕竟不是严嵩，或许是徐阶还没有达到严嵩这样的心计和境界，亦或许是徐阶也想着明哲保身而刻意回避，但不管怎么说，嘉靖皇帝的想法终究是落空了。
于是乎，他也只能说“如果严嵩在就不会问这么细”，这是他对于严嵩的想念，但更多的还是对于徐阶的埋怨与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