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津战役接近尾声，我中央所列的战犯名单公布后，毛泽东发电指示北平地下党：傅作义虽列为战犯，但与蒋介石有矛盾，仍要争取。讲清只要傅作义使北平和平解放，就是为人民立了大功，人民一定不会忘记他的。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北平地下党通过各种渠道，及时向傅作义传递了这一信息，向他及其幕僚宣传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宣传和平解放北平符合人民的利益。
1948年12月31日，中央军委电示北平地下党转告傅作义，请他派有地位能负责的代表和张东荪一道出城到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谈判。
1949年1月1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电令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派一可靠之人，向傅作义当面讲清我党的意见。电报主要指示有四点意见：
（一）傅作义不要发和平通电。因为电报一发傅即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及其部属都可能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傅的此种做法是很不切合实际的，也是很危险的，我们不能接受他的这一想法。
（二）傅作义跟随蒋介石反共多年，我方不能不将其与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况且我们这样一宣布，傅作义在蒋介石及蒋军面前地位也加强了。傅作义也可借此大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之外别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从而和平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保有其部属。北平城内全部傅系直属部队，均可不缴械，并可编为一个军。
（三）希望傅派一有地位能负责之代表携同崔载之及张东荪一道秘密出城谈判。
（四）傅作义此次不去南京是正确的，今后也不要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做第二个张学良的危险。
平津前线司令部收到中央军委电示后，立即研究，确定派李炳泉回城，当面向傅作义传达中央军委的意图。
傅作义听了这四点意见后，如释重负，消除了不少疑虑。但是并未表示完全接受中共所提的条件，只是说：“为了保全北平文化古城，还要继续谈判，希望谈得更具体一些。”
5日，林彪、罗荣桓公开发表《告华北国民党将领书》，严正指出：“北平、天津、塘沽均已被包围，你们的陆上通路已完全断绝，从海上和空中，纵然有少数人逃跑，但你们绝大多数仍无法逃脱被歼灭的命运。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立即下令全军，向本军投降，我们一律宽大待遇，对于你们全体将领官兵眷属的生命财产，一律加以保护。傅作义本人虽然罪为战犯，只要能够迅速率你们全体投降，本军也准其将功折罪，保全他们的生命财产。如果你们同意这种办法，即望速派代表前来本司令部接洽。本军总攻在即，务望当机立断，勿谓言之不预。”
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压力下，傅作义决定派华北“剿总”土地处少将处长周北峰为代表，与张东荪秘密出城，到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第二次和谈。
周北峰与中国共产党的渊源颇深，早在1937年他就曾受傅作义之托，赴延安谒见过毛泽东主席。抗战胜利后，周北峰担任傅作义的代表，在集宁、丰镇、张家口同八路军进行停战谈判。多年来，傅作义与中共的接触，大部分都是由周北峰代表他参加的。
6日凌晨，周北峰与张东荪一起前往平津前线指挥部，与中共代表聂荣臻谈判。
聂荣臻问周北峰：“这次你来了，我们很欢迎，你看傅作义这次有诚意吗？”
周北峰坦率地回答：“我看老总（傅作义的部下对傅作义的称呼）已经看清了形势，这次叫我来主要是看解放军对和平解放的条件。”
聂荣臻又问：“条件很简单。我们要求他停止抵抗。不过你是单谈北平问题呢？还是傅的全部统辖的部队和地区呢？”
周北峰说：“我是奉命来谈全面的问题，包括平、津、塘、绥的一揽子和谈。”
聂荣臻点了点头，问道：“傅先生是否还准备困兽犹斗，用当年守涿州的办法在北平负隅顽抗？”
周北峰诚恳地说：“这次叫我出城商谈，我看是有诚意的。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只有走这一条路。当然在具体问题上，还可能费些周折，老总还有不少顾虑。我们这次商谈是要比较具体点的。”
聂荣臻说：“好吧！我们仔细谈谈。”
7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林彪、聂荣臻，要求向傅方代表严正表示下列诸点：和平让出平津；傅系军队以解放军名义编为一个军，不能有其他名义；其他军队一律缴械；迅速解决，否则我军即将举行攻击。
8日，聂荣臻与周北峰、张东荪举行第二次正式谈判。双方就如何改编，傅作义总部所属军队如何解放军化，所属地方如何解放区化，行政机关如何改组，军政人员如何安排等事项进行了会谈。
9日，双方最终形成了一个《会谈纪要》，并规定务必在1月14日午夜前作出答复。聂荣臻立即将会谈情况电告中央军委。
同日，毛泽东电示平津前线司令部：“为避免平津遭受破坏起见，人民解放军方面可照傅方代表提议，傅作义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方式，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并明确了谈判的基本方针：傅作义只有和平让出北平、天津，才能赦免其战犯罪；和平解放后，傅作义部可以改编为一个军，他的私人财产，可以保全，其部属眷属的安全、财产均可保障。
11日，周北峰回到北平向傅作义作了详细汇报。
傅作义听后信心倍增，但当看完了《会谈纪要》后，只是唉声叹气，摇摇头说：“谈的问题还不够具体。这个文件，过两天再说。”
显然，傅作义仍持观望态度，协议未能达成。原来，外受解放军政治、军事双重压力，内受蒋介石要挟逼迫的傅作义，内心十分矛盾，思想斗争激烈。他既不想关闭与解放军已经开启的谈判大门，又不愿接受“缴械投降”的条件；既不愿率部南撤成为蒋介石的殉葬品，又不想与国民党彻底决裂背上“叛将”的名声，更不愿血战到底做共军的俘虏。
危急关头，傅作义想起了老朋友邓宝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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