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杰｜宏观哲学的衰落与微观哲学的兴起——与孙周兴先生商榷｜学术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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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主管

有学术的思想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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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20 年第10期

非经注明，图片来自网络

就基本情形而言，目前国内的哲学教育模式、问题模式、思考模式、考试模式、评价模式、科研管理和培养模式、学科划分模式——所有这些模式思考的前提是把哲学视为意识形态，隐含着立场在先、目的论或者目标始终如一、同一性原则、直线性、观念论等。就20世纪西方尤其欧洲哲学的现实演变而言，这些都是被质疑、被批评的对象。用学术语言来讲，其是宏观意义上的哲学。宏观哲学从整体意义上思考和提问，立足于普遍性，它应用传统逻辑方法，试图一揽子解决总体性问题。其具体做法是：预先设定评价标准，计划性极强。目的论式的思维方式强调“公式”式的种种规范，制作思想表格，总是试图建立哲学体系，使用大字眼或者说是用抽象普遍的概念通过演绎逻辑的推导，许诺一个美好的未来，因为宏观哲学强调必然性，也就是强调“已经知道”。

以上前提，并不是像我现在这样明明白白地说出来的，而是隐含极深。在此前提下，却提出某些极有理论诱惑力的说法，例如强调创新。但由于它是在上述宏观哲学的圈子内部强调创新，结果就是，在创新的幌子下掩盖了问题的自我重复，这是由宏观哲学上述提问方式导致的。也就是说，既然所谓创新并没有质疑上述宏观哲学模式得以成立的前提，在这个黑格尔式的哲学圆圈里打转的问题就不是新问题，因为德国古典哲学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终结。这是恩格斯的说法。但是从“脑袋倒立”到“足踏在地上”是否可以挽救观念论的颓势呢？不可以，因为这仍旧是一种变异了的观念辩证法。所谓对立统一，是在这个总体原则下的宏大叙事，它是传统启蒙精神，是18世纪的启蒙，是口号政治，如此等等。

哲学应该永远是时代精神的体现。20世纪至今，不再是古典哲学的时代，观念论的模式已经无法解释我们的时代精神——现代－后现代的哲学是一种微观层面上提出问题的哲学，它不再笼统地问事物是什么，而是问事物是如何“是”出来的，也就是问细节；它不再强调一定要预先划分敌人与朋友，而是返回不可置换的个体权力⋯⋯所有这些，我将在以下行文过程中更为详细地展示出来。

孙周兴先生在《当代哲学的处境与任务》一文中，对近40年来我国哲学教学与研究的发展做了一个概括，就是从“教材式学术”到“翻译式学术”。他说的没错，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我所从事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而言，在文化领域相对封闭的大环境下，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不了解这门学科国外的状况，更不要说学者们普遍都不懂外文，即使懂外文的极少数中老年知识分子，也极难看到新出版的现代西方哲学原版著作。即使特别爱读书的人，也找不到20世纪哲学家的新作，可以读的就是德国古典哲学部分译著，而且特别重视黑格尔，这是由于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当时的政治，带有观念论哲学的极浓厚色彩，或者说是传统思想启蒙的浪漫精神之余波。它激进，但是立场在先，它的衰落是由于无法处理好微观生活世界里的具体问题，它的“敌我对立”的思维模式，以及文化封闭，使几代学人几乎“无学”可学。

沿着上述事实，40年来哲学与文化上的改革开放是“不得不”的结果。但是大门一旦敞开，突然发现了完全陌生的哲学世界，直接看原著看不懂，外文工具不行，背景知识结构没有，各种各样的新教材应运而生。那时的教材满足了精神需要的早期饥渴，意义是积极的。但今天看来，这些教材基本上是国内学者根据有限的资料对外国哲学的介绍，不是专门问题的研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例如，1981年初版刘放桐主编的《现代西方哲学》对于学界的启蒙作用，是当今难以想象的。学者们知道了还有现象学、分析哲学、结构主义等名词，就已经很兴奋了。

为什么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从“教材式学术”渐渐转移到“翻译式学术”呢？不仅因为当时青年知识分子拼命学外语，更在于学者们不再满足于教材，而更想知道教材里介绍的哲学家著作里到底怎么说。为什么关注的重点，从黑格尔转到了康德？一是由于之前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密切关系，属于政治正确；二是由于人们相对熟悉黑格尔，不熟悉康德；三是由于康德强调主体性，人们从中发现了“人”，这也是为什么当时有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的热潮，它强调个人价值。

孙周兴先生的文章中还提到一个现象，就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国内哲学家关注的热点转移极快。当然，他说得不错，美学、存在主义、现象学、分析哲学、政治哲学、当代法国哲学，不一而足。好奇心强，兴趣活跃是好事，但是，如果只是停留在追求别人还不知道的新材料、介绍一个国内还陌生的新哲学家，并不能解决国内学者独立思考的原创能力问题。这样“占领地盘”方式出来的，就单纯只是翻译，这样的学者只是专家，还不是思想家。专家是跟着说别人的思想，思想家是接着别人的思想继续说自己的思想。

那么，一个大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当代中国学者鲜有思想家？几乎所有外国哲学专业的博士论文都是“跟着说”的，这样的“优秀”就是理解别人的思想理解得透彻。但严格说来，这只是“及格”，就怕比较。同样是博士论文，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与德里达的《论文字学》毫无疑义是当代学术经典著作，我们为什么缺乏这样的经典？因为从古至今，中国文化传统积淀就是注释。各种各样的“解经”。思想家要怀疑旧问题得以成立的前提，勇于提出新问题不仅需要个人能力，还要有文化土壤，诞生福柯与德里达的文明土壤是法兰西知识分子的批判传统。

福柯

图源：哲学与艺术

效果说明了一切，如今“教材式学术”与“翻译式学术”各自达到了自身的均衡状态，步入成熟期，国外新思潮的研究亦然。新鲜劲儿过去以后该怎么办呢？就像耕地一样，重新翻土，还是原地打转。就如目前，康德还是“热”得不行，而且对于当代法国哲学如此“张牙舞爪”的思想，却以反“解构”的学究方式论述“解构”的思想。究竟是什么强大的思想框子，使中国出不来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呢？这就要返回本文的开头：“宏观哲学”的思考模式，就是我们强大的思想框子。我们无法跳出这个框子，就像我们以这个框子的模式写论述德里达的论文。外部的原因是所谓学术规范化的管理模式产生的“发表”压力，内部的原因就是观念论的幽灵几乎无处不在。即使你有尼采那样的不受任何思想约束的哲学天分，也会在学术生长期就被扼杀。

宏观哲学问题的提出方式，有各种各样的变种，都是在其隐藏着的前提或者框子下花样翻新的结果。从微观哲学的视野看，它们是过时的问题。康德或黑格尔等最有才华的观念论哲学家，已经以他们的方式登峰造极，我们现在只是在制造一些他们思想的衍生品罢了。这些衍生品反反复复地询问某某概念到底是什么含义，比如争论到底什么是康德哲学中的“自由”，还有各种各样的“中西哲学比较”“中国哲学身份的合法性”“儒家中的自由”，以及时下关于“超越”话题的热议——国内哲学界所有这些长盛不衰的热点话题，只要我们用思想的显微镜将它们放大，就会发现，它们都是在使用某一个含义已经确定了的概念，去解释另一个我们同样已经知道了其含义的概念。这里所谓“已经”，意味着已经被定义好了。我们已经知道了它们是什么意思，这样所提出的问题，无非是将这些概念积木进行重组，无论搭建的是木屋还是宫殿，这些概念材料的尺寸早已被标准化了。篇幅有限，一个简单例子可以说明问题：唯心论说精神第一性，唯物论说物质第一性，似乎差别很大，但其实还是观念论，因为这“两论”中的“精神”与“物质”，其实都是广义上的观念，貌似界限分明的这两个概念，从批判观念论的角度，并无实质差别。

宏观哲学模式引导下的学术衍生品，严重脱离了现实生活世界，它用种种“应该”规划一些类似数学计算式的理性系统，试图用某种总体性的方案或者体系，一揽子解决丰富、无边界的哲学疑难问题。现行的人文学科的管理方式也是这样的，用“打分”的方式解决创新程度之类的本质问题，离“爱智慧”的初衷越来越远。观念论（或者概念论）模式的思考弊端尽显无余，它终于完成了专家学者们的自说自话，其中以康德研究最为明显。学者们无视叔本华之后的现当代哲学家对于康德哲学的有效批判，将自身终生“囚禁”在康德的著作本身，继承和发展着康德那套“学术黑话”，虽然衍生品无数，但用概念或者纯粹形式思维，用这些大大小小的框子取舍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却是隔靴搔痒。哲学不应该是这种纯粹智力的游戏，它遗忘了哲学缘起的土壤——智慧是爱出来的，哲学之爱并不只是抽象的形式思维，更源自私密的感情。判断力只是智力的框子，智力因素源自非纯粹智力因素。

宏观哲学模式，或者纯粹观念论模式导致的结果就是用同一取代了差异、整体取代了个体、规范取代了风格、空洞枯燥取代了趣味，以及用抽象普遍的时间与空间概念，取代了“瞬间”与拥有实实在在物质内容的思想场景。看似声势浩大，但那感情不是自己的，与个体体验无关，更像是“齐步走”喊出来的感情。凡此种种，使得哲学文章写得没有美感，只满足于解释正确，如此等等。但是，我这里所做的批评，并不是修辞学意义上的，而是我以下还将详细论述的微观哲学的关键问题，是现当代乃至后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与我们现实生活的实际感受息息相关，它刺痛了我们，而康德式的“学术黑话”只是小圈子里的“高雅哲学”，它在天上。微观哲学问题却还原真实思维过程与现实生活本身，还原一个原样的世界，它是属于我们自己所处时代的哲学。

概念只是思维形式，所有观念论哲学概念，都属于同一个相似家族，它在本质上是数学的，是传统逻辑意义上的。它用“立场正确”取代了真实。它只是思维的工具，而且是智力的发明。概念思维不关注发明或者约定的过程，而是从这个过程的结束开始，这就像研习数学从解数学方程式开始一样，这种“解题式的”哲学其实只是专家的工匠活儿。虽然好的哲学工匠的“学术成果”也很可观，但真正的哲学家就像伟大的数学家一样，得创造、发现－发明甚至虚构哲学领域里的“无理数”“零”“负数”，这才是真正的哲学创新，就像康德的“先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尼采的“永恒轮回”、柏格森的“绵延”、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海德格尔的“此在”、德里达的“延异”——原创性的哲学家大都发明属于自己的哲学术语，让其他学者跟着说和接着说。

胡塞尔文集

图源：商务印书馆

如上，宏观哲学的思维模式，就像是一口咬住自己尾巴的蛇，它是从研究过程的结束“开始”的“哲学研究”，从一开始就不是原创性研究，它被自身潜在的框子所束缚，不愿意乃至害怕其他学科中的活生生的思想“入侵”自己的思想领域。画地为牢，界限分明，不是沿着疑难的哲学问题走，而是居高临下，把其他学科当成自己的例子，总是试图去指导其他学科。这种职业化的哲学早已日趋式微，20世纪西方尤其是欧洲大陆哲学具有鲜明的跨学科性。

微观哲学，让那些不起眼的日常生活词汇，融入哲学本身，它从尼采的“上帝死了”“永恒轮回”这种描述性语言中，就已经初露端倪，它们已经或者正在取代“我思”“自我意识”“对立统一”，它们更加贴近我们的真实体验。微观哲学的词汇，还收入这样的日常语言：“这儿”“那儿”“出神”“疯癫”“痴迷”“亲自性”“边缘”“发生”“他人”“游牧”，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不是宏观哲学的纯粹思维形式所能框住的，它们是真实的精神生活状态，不仅从中发明出哲学概念，而且这些日常词汇本身摇身一变，成为微观哲学的“哲学概念”。哲学概念不再是从宏观哲学的观念论一个模式或者框子出来的了。甚至可以说，微观哲学是思想细微的描述性哲学，而宏观哲学是大而无当的论证性哲学。描述是广义上的细微思想过程，是生动的思想行为自身，而论证，是“停下来”思考的，因为如上所述，它的思想态度首先确立了自己已经知道，然后接着说的内容，相当于“我知道我知道”——关于这种情形，我引述一段生动的描述：“萨特、波伏娃和阿隆都受够了刻板的法国哲学课程，有关知识的问题以及没完没了地重新诠释康德著作支配了一切。知识论的问题相互交叠在一起，就像万花筒在一圈圈地旋转后，总是又回到原点。我想我知道某事，但我怎么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的是什么？这种思考费劲而无用。”这是说不出来新思想的，就源于形而上学的本体论，而不是时间之中的哲学。我所谓“微观哲学”，也可以用孙周兴先生的话说，“它可以被描述为从名词文化到动词文化的转变”。

电影《当尼采哭泣》剧照

图源：国家人文历史

我同意孙周兴先生在《当代哲学的处境与任务》一文中的基本观点，该文的思想支柱，主要是尼采和海德格尔，这是为我所谓“微观哲学”奠基的两位重要哲学家——但是我马上发现我如此表达，即“微观哲学”与“奠基”，也陷入了我以上批评的观念论，因为“微观哲学”是对当代哲学倾向的某种总体概括，而“奠基”或者“基础”都是概念，我陷入了从思想结束的地方开始的困境，而这是危险的。但如上所述，这也是学界普遍接受的写论文方式，它是必需的，但哲学思想的创新，就是要挑战“必需”。学者们思考那些似乎已经知道的思想，其实并非真的知道，它是一种假知道，是我们虚构或者独断了某种说法，然后把自己也给骗了，思想创新是从戳穿自欺现象开始的。尽管如此，我仍旧使用“微观哲学”的说法，这种莫须有的“概括”就像我写“天下雨了”中的“天”是一个赘词，“下雨了”就可以了。“下雨了”是一个事实，换成哲学表达，就是思想事实，“天”相当于评论。评论是“关于”事实的语言，而事实与语言之间，在哲学思想中，有着十分微小的却又是本质的差异。也就是说，哲学表达使用概念思维，它掩盖了概念其实就是词语，而词语有物质形态“肉身”，词语有形状、语音，甚至有图案，这些与更为真实的生活世界息息相关的因素，都被抽象而普遍的思维形式（也就是概念思维）忽略了，抹平了。这就像德里达对柏拉图理念论的批评，不能从理念出发思考哲学，因为理念的原型来自一个隐喻，即著名的“洞穴之喻”。换句话说，哲学概念的原型是某种思想场景，它有思想情节，当哲学家试图从中发明出一个概念给思想的真实情景定性的时候，就已经脱离了生动的场景，成为一个对场景不感兴趣的旁观者了（这从我以下谈到的萨特对“人道主义”的批评中也可以佐证），这就是哲学所谓“中性”的态度。又像德里达指出的：这情形就像是蘸着白墨水在白纸上写字，传统的宏观哲学就是这样被书写的“白色的神话”，或者就像是被抹掉头像图案的硬币，但在旧形而上学看来，头像是多余的装饰，不是本质，货币只要具有交换价值就可以了，换到哲学领域，就是在不同概念或不同的思维形式之间，建立起转换关系。

在以上意义上，我与孙周兴先生的行文方式，都留有“概念思维”的痕迹，这是不得已的思想表达的困境。在这里，我与孙周兴先生的分歧，相当于德里达与海德格尔的分歧。德里达说自己与海德格尔之间，有着十分细微的差别，同时却是本质的差别——这里引申一下，这种本质差别，从德里达与海德格尔的写作方式与提问方式就可以看出来：海德格尔追溯存在的起源，例如“艺术作品的起源”，他总是将“存在”搬来搬去，他把哲学只是还原为思想，而且总要给某种思想定性之后，才感到踏实。例如，海德格尔声称尼采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哲学只是思想，以至于哲学家本人的生存状态或者传记，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亚里士多德的一生就可以概括为“他出生，他思想，他死了”——这就是海德格尔哲学的德国观念论影响的证明。同样，孙周兴先生在文章中给哲学的不同时代做概括，等于有意无意地给某一种思想倾向划界限：那之前是怎样的，那之后是怎样的。问题并不在于他的概括是否准确（我相信他的概括很准确），而在于概括的态度，相当于已经知道，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主义”的说法，也就是建立中心，就像他所引用的“轴心时代”的说法。这是一种省事的态度，然后就去寻找例子，先有了“轴心”或者“中心”的态度，例子总能够被挑选出来，而与之相反的事实或者例子，就会被忽视。那么德里达呢？他的“解构”就是从消解“中心”起步的（他也怀疑可以追溯到“起源”的说法）。德里达认为，所谓“中心”只是一个漂浮在真空中的思想标签，它并不真实在场，因为在实际效果上，中心既在某个思想结构之中，又在结构之外。就像康德的“先验”概念似乎是他的哲学中心，但这个所谓中心或者说框子（先验直观形式与判断），在细节上会不知不觉地消解，就像画框一样处于边缘地带，暴露出“中心”的原型，就像上述柏拉图的“理念”原型那样来自一个比喻。哲学思考的密码在哲学的边缘（“理念”与“先验”原本位于哲学思考的中心，当它们被理解为框子时，在悄然间也被理解为边缘），就像不能首先问“事物是什么”，而要问事物究竟是如何“是”出来的。现成在场的事情是从缺失之处涌现出来的，它来自某一瞬间思考的纯粹自发性，康德就是这样想到了“先验”并使之成为先验哲学的中心，这叫作化瞬间为永恒。这样思考哲学，就是我所谓哲学问题的微观化，它是思想细节中的真实。要抓住细节延伸，使某一概念的现成含义无法实现，推迟所指对象的实现，指出其真相在别的场所，乃至别的场所的别的场所，这就是德里达所谓“延异”（différance）。

位于法国里斯-奥朗吉斯（Ris Orangis）的德里达寓所的私人图书馆，已于2015年转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主图书馆燧石图书馆（Firestone Library）接收。

图源：群学书院

孙周兴先生文章中的很多观点，我都赞同。例如，他引用尼采的说法，认为从苏格拉底开始，所有人都变成了“理论人”，但我是持一种有所保留的赞同态度，因为微观哲学的态度对任何清楚明白的普遍判断，都表示怀疑，这样的判断使用了“所有”这样整体性与确定性的陈述，就像海德格尔声称尼采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哲学家”。问题的着眼点并不在于这些判断是准确的，它们是准确的，就像我们经常说“这本书翻译得很准确”——但是当我们用这样的方式表达时，却忽略了“所有”“最后一个”“准确”其实是不可能的，那些被忽略了的个体、差异、不确定性、纯粹偶然性、古怪、私密感受，总之是那些无法通畅传达出来的“思想”被当成必要的代价，在人类的精神文明世界中被埋没，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它们处于哲学的边缘，但是却在发明哲学概念或者哲学命题的过程中，真实地起着重要作用。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就在于以上“所有”之态度，是置身事外的旁观者的评论态度。这种态度之不真实，就在于它遗忘了尼采的另一个说法，即“还原一个真实的世界”。旁观者的态度相当于给事物下一个定义，例如“什么是时间”，但无论对于这样的提问方式做出怎样的回答，都不会准确。回答者忘记了自己已经在时间之中了，遗忘了这个“之中”去回答“什么是时间”，相当于停下时间思考，而此刻的时间是空的。

旁观者的评论态度，相当于“关于”某事物、某事件、某人的概念、判断、推理，这就是宏观哲学大而化之的态度。这态度只是“外”，而不是“内”。只有“外的内”的思考情形，才能还原出一个真实的思想过程。这也揭示出德里达的写作与海德格尔文本的差异：海德格尔在分析与描述思想时，持一种解释的态度，他说传统形而上学遗忘了“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差别，如此等等。海德格尔分析“出神”或者“走神”，但他的行文总是井井有条，决没有走神，也不出岔，从中看得出是“事先已经想好了”才动笔。那么德里达呢？他的书写方式是“外的内”的思考情形，看似“外”，其实是“内”。这贴近实际的思考与写作情形，它是随写随明白的过程，而不是首先预设了某种先验的前提或者框子，在效果上就是不知道会写成什么样，其中沿着某个问题穷追不舍，它是越界的或解构的，充满着即兴、临时想到、破碎与拼接，它是当下正在发生着的思想事实，这是“思”在“无思”的场所，但这就像把内心独白原原本本地变成文字，在效果上是晦涩的，它缺乏中心思想、不连贯。这种出神或走神式的写作，写在思想的空白处，写在哲学的边缘地带，把一个边缘域与另一个边缘连接起来，并没有遵守现成的学术规范。这就是德里达说的他与海德格尔之间的微小却是本质的差异。

显而易见，“外的内”的解构式写作与理解，是阅读与写作过程中的微观事实，它把哲学问题微观化了。例如，再不可以像海德格尔说的那样，思想与思考者的精神个性，与思想者的生理或身体因素、与个人经历或自传（如精神创伤）无关。思考不再发生在真空里，而是发生在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是由于当下“小块时空”中的某种难以言明的内容因素所导致的，它不排斥私密的感情乃至情绪、欲望甚而趣味，它绝非不动心，不是某种中性或者不偏不倚的思想态度。这种情形，也就是尼采与海德格尔都诉诸的“痴迷”与“沉醉”。

孙周兴先生的《当代哲学的处境与任务》一文的思考方式，使我想到18世纪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和“社会发展史”等。当然，这里的相似性，并不在于对文明发展史阶段的看法相同，而在于都在讨论时间－空间与文明演变的关系，都断言了某一文明发展阶段的主流趋势是怎样的，明确当前并且预测未来社会是怎样的——这里的关键词，还是“已经知道”。不仅已经将历史划了界限，认为在这个阶段之内，人类是这样想事情的（方式，或者受某种制约模式的支配），而另一个阶段，人类是那样想事情的（方式，或者受某种制约模式的支配），这相当于假定了某一阶段的时空整体之内某一种精神状态的整齐划一，这种判断的性质不是或然的或者可能性，而是一种肯定性的整体判断，它是正确的，同时却又是不正确的。

按照我所谓“微观哲学”观察人类文明史的方式，并不存在“人类整体”处于某一“中心时代”这样的情形，就像德里达不同意福山所认为的，在苏联解体之后，世界就只剩下西方式民主制度的模式，或者科耶夫断言人类历史已经终结。这是不可能的，就像同时性是不可能的一样。历史从来就不是单线条的，或者说时间不是线性发展的，孙周兴先生文中对此亦表示赞同，但他忽略了同时性是不同时的，或者说是同时代的不同时代性，这并非只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事实问题，不用论证，仅凭直觉经验就会想到真实的时间与空间其实划分为不同小块，统一的时空模式只具有理论上的或者物理学意义上的真实，而不是人类活动方式的真实。当然，不必列举浅显的例子，比如此时此刻每个人的时空世界都不会相同，就像贾宝玉大婚时林黛玉死去。思想感情的共鸣只是极其罕见的奢侈物，而且共鸣的人之间获得的理解与愉悦并不完全相同。如果思想的目光只是关注同一性或者统一性，就会忽略了更为重要的差异。正是差异或者说微观哲学中的细节、思想的细节，才使得哲学家有机会创造出新的哲学概念。但是，这些新的哲学概念的原型，却是某一种思想场景，一旦将其抽象化、普遍化，就脱离了血肉，从而导致某种失真。比如，形成某种“主义”或者某一种理解模式，进而思想就从已经定型的模式开始，但它只是思想的形式或者思想的雕塑，而没有思想的眉眼。就像萨特曾经一针见血指出的。人道主义都宣称爱人类，但是有各种各样的人道主义者，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者、无政府主义的人道主义者、基督教的人道主义者，这些“者”之间不但不相爱，而且相互仇恨。因此，“主义”或者“模式”上的“真实”其实不真，它们在个体事实上失真，在具体生存状态上失真。我们爱人，是爱某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爱一个符号、一个观念性的象征、一个所谓“主义”或者“模式”。

微观哲学扭转了宏观哲学的重心。宏观哲学止步于“知道”或者“解释”与“理解”。这就等于变相地把哲学与某种知识形态或者知识论等同了，从而朝向数学，甚至自然科学。但是，“知道”本身，并非智慧所追求的唯一目的。就像本文开头所言，智慧是爱出来的，而且是细微之处的爱。这里的“爱”不是一个概念，它处于我以上描述的微观细节，它超越了概念思维的模式，它不是清楚明白的，这里有“出神”“痴迷”“亲自性”“边缘”“发生”“他人”“游牧”，如此等等。从这里，走出了差异、精神风格、某种私密的自由，这不是基础，而是深渊。这不仅是伦理学的归宿，更是艺术与情趣的深渊。它返回个体性，是精神原创性的来源，哲学与艺术之间如此接近，思想和艺术彼此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类从来没有像20世纪这样走在哲学与艺术之间。外与内的界限消解了，它们生成另一种异样的思想艺术形态。这种趋势，就哲学领域而言，可以追溯到尼采与海德格尔，但只有到了当代法国哲学，在萨特、德里达、德勒兹等哲学家那里，才将尼采与海德格尔原创的这种融合，转移到一个崭新的微观思想平台。

萨特和波伏娃早年存影

图源：三联生活周刊

苏联解体之后，福山的政治哲学一时受到追捧，也就是全世界政治制度倾向于一体化：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德里达反其道而行之，他出版了《马克思的幽灵》。德里达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欣赏马克思的怀疑与批判精神。德里达一反福山的态度，认为就像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里的一句话“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时代脱钩了。德里达在书中反复引用这句话，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开始思考这句话，表达了以下多层意思：

并不存在人类整体处于一个整齐划一的某时代的情形，这种宏大叙事的方式，只是方便思考的省事方式，它不是真相。要消解“时代”这个大字眼，所谓“时代”既是时间，也是空间。人们通常说“过去的时代”“当代”“未来时代”，对应过去的时空、现在的时空、将来的时空。但是，这样的还原还不够，想要看清真相，就要将这些表述进一步微观化。比如，表面上，我们是在说过去、现在、将来，但实际上，真实在场的只是今天，更进一步说，是此时此刻（瞬间）。我们永远活在今天，1000年前的人说“今天”，1000年后的人也说“今天”。“今天”在重复，但此“今天”非彼“今天”，真正重要的和给予我们幸福的，不是重复中的同一（都具有“今天”的判断形式），而是重复或者同一中的差异。“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时代脱钩了，描述的正是这种差异性。差异性批评传统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哲学，一种从蒙昧到文明的进步模式，这种模式不仅以线性时间观作为前提，而且认为自己对于过去、现在、未来的判断是科学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其判断的核心，就在于我以上反复说过的，它认为自己“知道”。从哲学上说，这种整体性判断的着眼点，仍旧返回了形式思维，抽象而普遍化了的思维形式，无论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当他们做出上述类似推测时，他们思想的重心在于时间，而不是空间，这是宏观哲学的重要特征。就是说，尽管表面上他们把时间与空间放在一起说“时空”，但重点在于时间，时间决定着空间，带动着空间，而时空都是思维的纯粹形式。其具体思考方式，就是概念思维，空间中所发生的具体事件，只是作为其立场的一个例子。

但是，在微观哲学看来，“今天”所发生的具体事件，具体到“我今天早上起床心情不错”，这才是时间的真实内容。时间要空间化才会发现时间的真相，就像我们脸上的皱纹就显露时间。我们不仅不能抽象地谈论时空形式，而且也不能抽象而普遍地、大而化之地断言已经知道某一时间段发生的“普遍内容”是什么。微观哲学不仅将时间空间化了，更进一步将时空磨碎了，“小块化了”，而且此小块与彼小块之间，并没有连续关系，而是某种中断之后的拼接关系——它认为止步于普遍时空形式的思想，不过是一种空洞的智力游戏，其思辨性严重脱离了日常生活，它并没有真正触痛我们的感官或者身体。生活世界不需要思辨地谈论时空形式，真实发生的只是各种各样的事件。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将要发生什么？这当然不是指每天都要吃饭睡觉、上班下班这些形式化或者程序化的东西，因为这些只是生活的形式，而不是生活的真实内容。生活的真实内容，就是事件。事件是意外发生的。“意外事件”不是一个贬义词，就像我们总渴望出点事儿，或者去做某件新鲜事儿，某一种遭遇或者奇遇，但是这些事究竟是怎样的，我们事先不可能知道。这里的“不知道”就是生活的真相。每天都要吃饭睡觉、上班下班，这不是新闻，新闻是由意外事件构成的，也就是说，发生了我们意想不到的新鲜事儿，这才是生活。换句话说，与人们通常的心理习惯所认为的不同，人其实是喜欢被惊吓到的。

“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时代脱钩了，这并非是疯话，无论从大的还是小的方面，都是如此。如果我断言我已经知道了我处于什么时代，只不过相当于我进入康德那样的思维形式的智力游戏，也就是整体性概括。比如，人们会说网络时代人们很少到实体店购物了，也越来越少阅读纸质书刊了，它所改变的，只是人们普遍的生活形式，但是人的天性——人性并没有改变，请允许我加快速度从哲学上把人的天性描述为任性的本能，或者晦涩一点说，吃饭用筷子或刀叉，亦或直接用手抓着吃，其实根本就无所谓，真正有所谓的，是口感和变换口味，这才是人的天性。那么，断言我们处于一个网络的时代，只不过断言了生活形式的改变，它形成另一种生活习惯，就像用手抓饭吃，或用刀叉，但人类的口感或者快感是伴随人类的诞生与灭亡的。

“微观哲学”的说法，只是一种描述，并不是概念化的概括，它并不确定一个界限，也不是给日常生活贴标签。德里达、德勒兹、福柯拒绝承认自己的思想属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不需要这些概括，只要如实描述思想事实就可以了。“解构”是可以的，但不是“解构主义”。虚无是可以的，但不是“虚无主义”。

德勒兹纪录片 剧照

微观哲学的兴起受到许多关键哲学家的影响，以他们思想的关键词作为引导，出场顺序大致如下：“永恒轮回”的尼采、“悖谬的绝对个性”的克尔凯郭尔、“绵延”的柏格森、“现象学还原与意向性”的胡塞尔、“此在”的海德格尔、“存在先于本质”的萨特、“他者”的列维纳斯、“我思在我所不思的场所”的拉康、“异托邦”的福柯、“以差异的方式游牧”的德勒兹、“解构与延异”的德里达。从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看来，以上关键词都不在场，其共同倾向，就是孙周兴先生文中提到的批判本质主义。不在场，也就是缺失，但缺失并非在场的对立面，并不是重新陷入一种新的对立统一模式。“概括”还是必要的，就像问“是什么”“主体”等概念思维还是必要的，就像翻译还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已有的形式思维，就相当于科学技术中的“技术”而不是创造性的科学思想过程本身。真正的科学描述发现－发明（包括发明一种新的思维形式）的具体过程，要具体问“在哪儿”“何时”“如何”等思想事件。它们是思想的生动眉眼，而不是已经成型了的概念或者思想的雕塑。这些过程被概括为某一个原理，而技术只不过是原理的应用而已。

以上“缺失”，不是康德式的概念，而只是某种描述，描述思想的事实，而且是细微的或微观视域下的事实，新的思想事实的可能性。

本文以上内容，既是对于孙周兴先生《当代哲学的处境与任务》一文中某些思想细节的细微商榷，也是对该文中没有明确提到的细节，从当代法国哲学的视角做某些补充。前文已述，这篇文章的基本说法，我都赞成，对我启发很大。例如，他谈到在我们的时代，哲学基本术语的两个基本特性：动词性（非概念化）和离心性（非向心性）。这里说的“心”不是指心情的心，而是“中心”。对于该文，本文也有细微商榷与补充。例如，哲学为什么要批评技术呢——这是否找错了批评对象？技术本身是无辜的，它给人类带来了舒适与方便。如果我现在暂且作为技术的代言人说话，是因为技术本身不会说人话，它只是默默地发挥作用：人类啊，你是得了便宜还卖乖。技术统治你们什么了？我只是你的一个方便舒适的工具、一个媒介、一个新的交流平台而已。如果我是图像式的，如果书籍可以在电脑和手机上阅读，并不会改变你们人类的天性。例如，你永远不会丧失评判我的自由和继续创造出超越我的新技术的可能性，因为你具有我所没有的，即开放自由的想象力。是你改变和创造出我，而不是相反。

孙周兴先生在其文章的最后一部分，返回文章的主旨：“当代哲学与未来哲学的任务”。“未来”的提法，抓住了关键，也是我所谓微观哲学的关键词，它意味着“还不曾”“缺失”。但是，“任务”却回到了宏观哲学，它意味着我们已经知道或者应该做什么。总体来说，就是说我们已经知道了现在还不曾发生的事情，因为它在未来，属于“未来哲学的任务”。按照我以上描述过的微观哲学的情形，发生，就是将要发生，但是将要发生什么，要来的究竟是什么，我现在不可能知道，这是大实话——这里指的不是形式上必然的可能性。例如，从大的方面说，我知道人类未来会灭亡，小到每个人都必死。但是很显然，人活着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死。

孙周兴先生说：“当代哲学或者未来哲学的使命在于重建生活世界经验，筹划未来生命形态。这是本文最关键的一句话。”这个说法是受海德格尔启发，即思想的方向朝向将来或未来。孙周兴先生接着指出未来哲学的任务，就是重建一种面向未来的生命哲学。然后，从尼采那里，他找到根据，就是“末人”与“超人”的说法。这当然是一种划界，就像海德格尔说尼采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哲学家”，这些说法，就像是必须有一个类似界碑或者里程碑式的东西，有了某种定性，心里才踏实，思想才有家可住。但是，“生活经验”“生活世界”“生命哲学”，这些都是名词或者概念。正如孙周兴先生说的，我们的时代，哲学基本术语的两个基本特性是动词性（非概念化）和离心性（非向心性）。动词化意味着消解概念式的整体性思维，也就是生成与解构界限，而离心性意味着消解中心，去别的什么地方游荡，或者说“无家可归”。过去的不是“末人”，要来的也不是“超人”，真实的情形是，人性在基本不变的情形下不断创造出自身生存－生活状态的新的可能性。但是，这些新的可能性，却是从前不可能的，因此是不可能的可能性——它是开放的，难以预知或预测。关于这一点，不用理论证明，在过去60年中，中国人生命历程的真实经历与体验，就能显示我说的是现实生活与思想中的事实。

界碑式的思想，或者说“理想目标”式的思想，属于所谓“宏观哲学”或者说是“宏大叙事”。它运作的只是概念。但是，微观哲学消解“目标”之类大字眼。微观哲学的“概念”是“不是概念的概念”，它是某一种思想情景与生活场景的描述，而不是从某一个先验前提出发的推论。任何一个人都是偶然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原本完全可以不是你，这就是生命的真相。个人如此，整个人类的历史事件，也取决于偶然性。如果不是由于某个人的出现，历史事件就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即使出现一个相似的人，也会像“蝴蝶效应”一样，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人们非常容易相信预测，而且会以某人过去的预测“准确”作为证明。但这就像人更容易相信占星术或者“血型性格”一样，重要的不是恰好说“对”了，而在于不可能预测到事情发生的细节。创造性思想来自创造细节，而预测本身既然已经判定了某种必然性，这个定向下的思维既然已经有了预先的框子，它就不是自由开放的，而暗含着思想的束缚与懒惰（有了思想的界碑，人就安心了）。细节是现场即刻发生的，要来的事情或者事件，可能从各个方向来，这是一种危险与危机，也是机遇与挑战，它考验思想原创性的能力，并给予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幸福感。

孙周兴先生在文章的结尾部分说得非常好：哲学越来越倾向于艺术，因为艺术创作天然就抵抗复制，是个体化的“奇异性”，它回归个体的自由与权利，这也是我所谓“微观哲学”中的微观，它是一种哲学缘起的力量，是思想原创性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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