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形形色色的洋人抱着各自不同的目的，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有些人热衷于传教，有些人充当帝国殖民者的代理人，有些人希望能把西方的科学技术传播到中国。
其中有一些还深深地介入到清末民初的那段纷杂政治，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苏格兰记者乔治·沃尼斯特·莫理循就是这样一位扮演着多重角色的洋人。
莫理循是作为《泰晤士报》的驻派记者，在1897年抵达中国的，这个时间很赶巧，基本上清末民初中国所遭遇的大变故，莫理循都目睹且亲历了。
戊戌变法失败后，莫理循找到英国公使，建议他积极营救参与变法维新的张荫桓。在莫理循的笔下，戊戌变法有着和日本明治维新一样重要的价值，他热情地向外国人宣传维新变法的进步意义。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后，不分青红皂白地烧杀掳掠，不仅把清廷珍宝洗劫一空，杀害的无辜平民更是不计其数，莫理循痛斥八国联军的野蛮行径。他不为帝国列强当走狗，坚持把八国联军犯下的罪恶公之于众。
莫理循秉持公正立场，揭露了八国联军在中国的恶行，并且指出传教士对中国人的不尊重，才是引发义和团的诱因之一。使英国民众至少看到一点事实的真相。可他自己却因为同时也批判清政府，而在1903年被驱逐出境。
再次回到中国后，莫理循在晚清高层当中的影响力反而更有上升。凭借着独特的身份，他在中国社会高层积累了足够多的资本和人脉，李鸿章、陈宝箴都视他为座上贵宾。等到清政府被推翻后，他摇身一变，又给袁世凯当起了政治顾问。
1912年以后，莫理循把家安在了北京最繁华喧闹的王府井大街，作为北洋政府最炙手可热的外国顾问，莫理循家门口总是门庭若市。当时外国人要是到了北京，说不清中文，车夫一般都会直接把人送到莫理循的家，他们都知道，洋人来北京，八成是来找莫理循的。
外交圈的人甚至把王府井大街直接改称为莫理循街，可见他在中国的名气和地位。莫理循这个顾问也确实尽心尽力，为袁世凯出谋划策，并在英国公众面前，树立起袁世凯的良好形象，让英国人相信只有他才是最适合中国的总统。
但是，袁世凯的行为偏离莫理循的期望越来越远，刺杀宋教仁、签订二十一条，图谋称帝。莫理循尽最大的努力，想劝说袁世凯放弃称帝的想法，但没有成功。他只得承认自己对袁世凯的了解仍然是不够的。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莫理循还是发挥了巨大作用。一战爆发后，莫理循曾经给袁世凯递上一份备忘录，阐明中国参加一战的好处。在现在看来，莫理循的想法相当有远见，只可惜，还没来得及参加，袁世凯就去世了。
这一回，莫理循的努力没有白费，在他的积极游说下，段祺瑞政府终于决定加入协约国，参加一次大战。中国向欧洲派遣了十几万劳工，减免了大量的庚子赔款，确实争取到了很多权益。巴黎和会时，他还为中国代表团修改过文件，尽可能地使中国在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
走到这一步，莫理循作为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的“真情实意”足够感动大众了。可是别忘了，莫理循再怎么有远见卓识，他都是个外国人，英国的利益才是他不可动摇的底线。
庚子国难期间，俄国趁机在东北地区大肆扩张，而日本同样对东北虎视眈眈，两者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莫理循则利用记者身份，主动揭露俄国的野心，鼓动英国暗中支持日本向俄国开战。
莫理循站在英国人的立场上，他既痛恨俄国，也不喜欢日本。但英国远东战略的核心是防止俄国独占东北，然后进一步南下，损害英国的利益。因此，莫理循宣扬对俄开战，不仅仅是出于对中国的同情，本质上还是为英国利益服务的。
1919年，因为重病缠身，莫理循不得不告别已经生活了22年的中国，返回到英国。一年后，58岁的他因病去世。莫理循的临终遗言里充满了对中国的怀念和眷恋，对于他为中国的付出，绝对值得肯定。
可是说到底，他为了还是英国的利益。只不过，中国当时的政局确实离不开莫理循这样的角色，种种因素叠加，共同塑造了“中国的莫理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