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口秀演员呼兰。（笑果文化供图/图）
采访脱口秀演员，预先的一系列刻板印象被证明并非事实。比如我原以为他们应该很擅长逃避，轻易就能用狡猾又幽默的说辞把问题躲闪过去。但事实上，他们很真诚，大部分人都毫不避讳自己创作的痛苦、受创的自尊、生存的焦虑，愿意给人看那些苍夷斑斑的后墙。
呼兰问我为什么对脱口秀感兴趣，我诚实作答：“看《脱口秀大会》第三季，演员们看起来都那么……痛苦。”我搜寻了半天，用了“痛苦”这个词。呼兰和经纪人相视一笑。
看脱口秀，很容易看到他们的慌张，尤其遇到不怎么好笑的演员时，我总是多管闲事地为台上的人感到窘迫。脱口秀是一种极其残忍的表演形式，假如底下持续反应寥寥，对演员来说就是相当煎熬的心理考验。如果没有极度的自信和强装镇定的气场，很难从这种煎熬中幸存下来。
我在上海的线下俱乐部看了一场开放麦，那是一个类似酒吧的场合，灯光照亮小小的舞台，演员和观众紧紧面对面。除了几位职业演员，大部分都是临时报名的业余爱好者，不论演出前主持人如何降低期待，不好笑就是不好笑，观众最多施予礼貌和同情的目光，但笑是无法伪装的。
美国脱口秀大师宋飞的一段话讲出了脱口秀的本质：“笑话就像是纸牌屋，它从无到有，只持续一小会儿。这就像，笑话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而时间一直在流逝……就像一列火车经过，其中一节车厢门开着，而你站在站台上，当车过来时，你必须起跳，有时候你扔出一个笑话，观众会说，‘快点，无论如何说完它’。而你走开，说，‘我做不到，火车已经开过，只能这样了’。它只存在于那一刻，走了就走了，你没法把它带回来。在这种情境下，唯一安全的做法是对规则的严格遵守。我是说，你整个的生活，你的存在，你的保障和你的收入都是基于如何准确地抓住这一时刻。这真是让人害怕。”
这种恐惧、紧张、微妙的分寸和平衡感，是我对脱口秀产生好奇的原因。
当我把这些疑问抛给演员们，他们坦承了所有这些细微的心理感受。脱口秀演员是一群高度敏锐、反应极快的人。见到周奇墨，我感叹于他1米88的身高，他立刻缓和气氛，“真对不起，我不是故意长这么高的”。和杨蒙恩的采访在笑果的会议室里，双方有些正襟危坐，我轻声表示了顾虑，杨蒙恩马上转动椅子，挪到了更像聊天的谈话距离。
呼兰更是非常周到，但凡谈话中断，他就会好奇满满地问我一系列问题，包括为什么在南方周末工作、最喜欢的记者是谁、甚至“你觉得这个世界会好吗”，有一瞬间仿佛我才是受访者，他盘着双腿靠在沙发上，“没事儿，聊天嘛”。原定一小时的采访最后进行了两小时。
虽然每个演员有不同的烦恼，但都不自觉地深陷在一种漩涡之中：喜剧是取悦的艺术，唯一的标准就是让观众发笑；而喜剧又是冒犯的艺术，不嘲讽，无喜剧；最后的结果是，喜剧变成了走钢丝的艺术，游走在分寸感的边缘。所以他们很难受，抓耳挠腮、小心翼翼，特别是当段子在网络上传播，又会生出更多无法预料的反应，误解、挨骂是常有的事。
脱口秀是成本最低的喜剧，只需要一个人拿着一只麦克风，就可以集所有注目于一身，但相应的代价是，他们只能独自面对所有攻击和嘲讽。
喜剧是一种与时代息息相关的创作，它是人们逃离社会矛盾的避难所，总是时势造英雄的结果。喜剧的样貌某种程度上就代表了时代的样貌——我们这个时代——焦虑、紧绷、激辩。我写的是脱口秀，又不仅仅是脱口秀，就像偶然读到的一句话所说：“当人民渴望喜剧时，常常意味着时代已板起面孔。”
报道刊发以后，笑果文化的工作人员认为我写得太消极了，担心人们会责怪他们消耗了演员，也怕影响年轻人进入脱口秀行业的积极性。
脱口秀行业的前景目前还很依赖业内一家独大的笑果文化，以及《脱口秀大会》的播出效果。这一季播出前，脱口秀处在低谷中，疫情让演出市场关停了大半年，上一季冠军卡姆吸毒被拘留的负面新闻也造成了不小的打击。比赛前，笑果组织所有演员验了尿。
节目一开播，李诞开场自嘲：“很神奇是不是？这个节目竟然还在，这个公司竟然也还在。”受疫情影响，演出处于半瘫痪状态，他只好接了很多综艺节目。“录着录着有时候压力特别大，因为人家别的节目真的特别好笑，比我自己做的节目好笑，怎么办？只好又接了一些没那么好笑的节目，麻醉自己。你看，麻醉自己其实是有合法的途径的。”
我欣赏脱口秀的地方，就是李诞所信奉的“说破无毒”。逃避、遮掩、假装问题不存在，都是行不通的，观众就等在那里，等你坦诚说出“屋子里的大象”，他们才会真正满意。
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