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府那里拿津贴的学者，应该百分之百为政府说话吗？
日本首相菅义伟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必须的。
01
越烧越旺的“学者门”，正在席卷上任不足一个月的菅义伟，以至于“要求菅义伟下台”的话题居然上了今天日本推特的热搜榜。
所谓“学者门”，是指作为日本官方智囊机构的日本学术会议，要改选其中的105名成员。学术会议向首相府推荐了候选者名单，按照惯例，首相只需要最后画个圈就可以予以通过，也就是走走形式而已。这代表着政府不干预学术自由。但草根出身的日本首相菅义伟偏不，他只同意了其中的99人，而剩下的6名学者，菅义伟都打了叉。
日本学术会议隶属于日本内阁府，由210名知名学者组成，任期6年，每3年改选半数成员。这个机构主要负责向政府政策提出建议、举办国际学术活动等，属于政府钦定的官方最高智囊机构。所以，成为日本学术会议成员，不但有机会向政府最高层问计献策、参与政策制定，更代表着一种来自官方的荣誉和认可。
至于为何拒绝任命这6个人，菅义伟解释说，学术会议每年要花费政府1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400万元）预算，他希望更合理地使用这笔钱。至于理由，菅义伟始终闪烁其词。他说，这次人事任命是依据法律施行的，至于具体人选问题，不便发表评论。
首相作为最高权力者，居然以不置可否的原因拒绝任命部分学者，等同于政府公然干涉学术自由，在日本政界学界引发了轩然大波，成为日本媒体这两天的头条新闻。
菅义伟拒绝任命学者，透露出他的两层考虑。表面的一层是，日本学术会议花了政府这么大的预算，既然这些学者要从政府拿津贴、是被政府供养的，那么，作为日本最高当权者，理应有权决定他们的任免和去留，而不是像往届首相一样，只是当橡皮图章一枚。
潜在的一层意思是，拿政府的钱，就必须替政府说话，与政府对着干的、在价值观和学术思想上与政府不是一条心的，即使学问再高、学养再好、成就再大，也不会成为由官方加持的学术会议成员。
被菅义伟否决掉的这6个人，研究领域分别为基督教、政治学、行政法、宪法、刑法和日本近代史。最为中国读者熟悉的，是其中唯一一名女学者、东京大学教授、日本近代史知名学者加藤阳子。
02
加藤阳子是一名鸽派学者，致力于日本近代史研究，其最著名的代表作曾被翻译成中文，书名叫《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
《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如书名所言，全书聚焦于一个问题——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直到二战战败，日本缘何一次次走向战争？当时在日本，为何上至顶尖精英，下至普通百姓，都认定只有战争才是日本的唯一出路？
在中译本序言中，加藤阳子这样写道——
我写下这本书的2009年，因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已经肆虐了一年多时间。虽然在这本书出版时，针对世界规模的经济不景气，各国都已经采取了相应的对策。然而，在这之后的2011年3月，日本又遭遇了东日本大震灾以及随之而来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到了2012年9月，因为日本突然展开对钓鱼岛的“国有化程序”，使得中日关系也变得极为紧张。
因此可以说，写下这本书的2009年以及之后的数年间，日本在受到世界金融危机打击的同时，还面临着其他诸多问题。虽然其中不少问题都是因日本自己而起，但是确实可以说在这段时间里，日本人的所谓“安全感”开始被重新定义了。
面对这样的形势，我当时就想到在今后的日本社会内部，围绕着日本近现代史以及日本的未来这些问题，恐怕会不断发生尖锐的对立和论争，而且这些对立和论争也会与日本的对外态度互相影响。事实上，日本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否认从军慰安妇、强制劳工、南京大屠杀等事实的反动潮流，以及针对首相“战后70年谈话”的评价等问题，确实都陆续发生了。
在本书的后记中，我写道：“我们在度过生命中的每一天的同时，总在无意识地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做出评价和判断。在评价或是判断当今社会的状况时，又会无意识地借用过去的事例进行类比；当进一步对未来进行展望时，同样会无意识地对比过去和现在的事例。
“在这些时候，年轻人的脑海中储存了多少可供类比的历史事实，对这些事实又进行了什么程度的整理分析，这些因素最终将会左右他们对于现在和未来的判断。”
现在重新回顾这段话，我觉得依然如此。甚至可以说，对于初中和高中学生这样的年轻一代，抑或是年纪虽大，但是头脑还年轻的人们来说，越来越有广泛了解日本这个国家的历史，也就是那些战争的历史的必要性了。
我这样想的理由，首先是因为刚刚所讲的，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正如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人一样，2009年的日本人也在主观上产生了某种危机意识。
另一个理由则在于，围绕着73年前制定的《日本国宪法》，如今护宪与改宪双方正在展开激烈的争论。在序章的“战争与社会契约”这一节中，我提到了卢梭的理论。他认为，对于战争中的国家，其终极目标就在于改写敌国的宪法，也就是国家存续所仰仗的社会基本秩序。日本在二战战败之后，就按照占领军的要求改写了《大日本帝国宪法》以及其中所体现的天皇制，以新的《日本国宪法》与象征天皇制取而代之。
那么，为了讨论宪法的修改问题，就有必要把1945年8月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前提进行思考。在《朝日新闻》2015年春天进行的有关“日本开战的原因”的舆论调查中，对于“目前为止本国的追究与阐明是否已经足够充分”这个问题，尚有65%的人选择“还不充分”(《朝日新闻》2015年4月18日晨间版)。对于很多日本人来说，那场战争还留有诸多有待解释和定义的问题。
刚刚我已经提到，这本书是为年轻人所写的。不过，对于过去日本利用日俄战争的回忆，来将“九一八”事变正当化这种做法，即利用过去战争的观念与历史，为新的战争进行背书的行为，是值得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警惕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太平洋战场上，日军既没有制海权也没有制空权，作为对手的美军则拥有压倒性的技术优势。但是，中日两国于1931年之后在中国东北与华北平原上展开的战斗，则大部分是士兵之间面对面的杀戮。日军给中国带去的惨祸，自然罄竹难书，而很多日本士兵也因此患上了严重的战争神经症。
当时身在中国的日军士兵与军官之中，也有不少人对于中国有着很深的理解。日本从明治初年开始施行义务兵制，到1943年甚至废止了对于学生的暂缓征召制度。因此，像在东京大学文学部学习研究中国文学的武田泰淳(1912—1976年)这样的人被征进军队的例子，也并不罕见。
武田在他所写的《司马迁》的序文中，这样写道：“我对于《史记》的思考，始于昭和十二年踏上战场之时。在充满危险的战地生活中，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这千古流传的古代经典的强大之处。那些在汉代写下的历史的世界，也让我有一种现代的感觉，当我思考着历史的严酷、世界的严酷，或者说现实的严酷之时，总是能在《史记》中找到一些参考或是根据。”
武田入伍之后被派往自己研究的国家——中国，他在那里重新认识了《史记》的世界和古代经典的力量。在战争期间，他写出了《司马迁》并成功出版。司马迁的《史记》完全着眼于政治中的个人，武田将司马迁这种对于世界的理解娓娓道来，意在与当时日本所信奉的“万世一系”的天皇神话形成对照。身处战争中的审查制度之下的知识分子，应该会很容易理解他的这番用意。
在经历了长时间战争的国家之间，居然还存在这样的关联性，我本人对于这一点也深感兴趣。在日本人与美国人之间，就很难发现诸如武田与司马迁，或是竹内好与鲁迅之间的那种关联性。长久以来不断从中国学习文化的日本，在近代以后又对中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种日本视角下的说明，希望中国读者也能有所了解。
如加藤阳子所说，《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一书不但是写给日本年轻人看的，也是写给中国年轻一代的。
加藤阳子是一位拥有正确历史观的鸽派学者。她的史观，不但来源于其个人价值理念和学术观念，也来自于她的国际视角和历史眼光。她向读者呈现的是一个世界交互相连的动态场景，而不是孤立地看待当时日本的“内卷化”。
正如她在书中多次引用过的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所言“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回顾历史，正是为了观照现在、洞察未来。
03
在今天日本整体右倾化的氛围下，即使在日本学界，像加藤阳子这样保持正确历史观、客观理性看待日本军国主义历史、又敢于说话的学者，确实已经非常少见了。
几年以前，笔者曾赴东瀛参加中日媒体对话会，会场云集了近40位中日各路媒体人。双方不约而同提到了当时的一份民调——中日两国都有八成民众对对方不怀好感。好感靠什么建立？两国媒体人都意识到，两国民众需要培育共同喜好、共同价值观，而舆论和学界在引导民众客观理性看待对方方面需要承担更多责任。
对话不乏各种声音。《产经新闻》资深社论委员提到了中国的对日政策和舆论环境，常驻中国多年的《朝日新闻》记者甚至以自己遭受人身袭击这一事例攻击中国的反日示威，问题已相当尖锐。
笔者当时就想，日本媒体批评中国，大凡动不动就上升到体制、制度、政府与社会关系等等，仿佛一上纲上线就占领了充足的道义制高点。中国文化传统历来强调修身，对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己，“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一些日本舆论批评中国的同时，不如对照一下自己，看看因何出现了“行有不得”的窘境。
笔者多次赴日，曾去过东京市内的几家书店。右翼的书、说中国不好的书，或者干脆就是骂中国的书，往往占了书店里政治类书籍的相当一部分，而且大部分都摆在书店一进门最显眼的地方。很多书，从书名、副标题，到腰封、推荐语，表达的意思都相当直露，丝毫也不“暧昧”。
仅举一本当时的日本畅销书为例。书名《宰相的资格》，副题《为什么日本国力正在衰退？》。作者樱井良子，和加藤阳子一样是一位非常优雅的女性，作品曾获得日本的很多大赏，也得到了日本主流舆论界的认同。但全书俯拾皆是的右翼观点，对中国人来说，可以说相当刺眼。
说到历史问题，作者说，“（在战争罪行问题上）一遇到责难就卑躬屈膝反复辩白，这样的战后体制，首相必须毅然决然地加以抛弃”。作者还说，“（二战）我们的国家并没有战败，在日中关系问题上，首相害怕与中国对立，逃避现实，缩手缩脚，这样的情况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书中对中国执政党、对中国人和中国的体制，充满了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诋毁。一瞬间，笔者有点恍惚，民粹主义的烈焰在这些日本精英的心中狂舞，这跟我当年在东日本大地震灾区遇到的那些面目平静有如一潭静水的灾民，他们都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吗？
选择国家道路，政府需要多种选项，民间需要多重声音。但一边倒的绝对而极端的观点，是对平和理性的一种亵渎。这与“和”的中国文化精髓、与“和敬清寂”的日本气质，相去甚远。
更何况，日本是一个以民主主义自居的现代国家，民主主义的重要根基是包容多元、允许异质，容许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和理念存在。而今天的日本，另一种声音确实少了，“非主流”的声音显得寂寥冷清了很多。
所以，当右翼首相菅义伟公开否决加藤阳子等6名“非主流”学者的时候，我们就更能认识清楚今天日本政界和政治思潮的现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