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3年起，“物理天才”的尹希身上突然多了许多争议，且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被翻旧账。
天才少年，12岁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17岁入哈佛大学读博，31岁打破记录成哈佛最年轻华人正教授……一路开挂，尹希成了国人骄傲，直到他加入美国国籍。
科学家改国籍不是新鲜事。尹希不是头一份，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被骂“没有家国情怀”“失了良心”的。
之所以被群起攻之，起因在2013年被问及“为何加入美国国籍”时，他表示“科学无国界”。
科学无国界吗？都2020年了，为什么华为、中兴等企业还在被抵制？国外华裔科学家还在被辞退，甚至被拘捕？…
显然，现实摆在眼前，很难说服人们相信这句话。他们看到的是，一众高精尖人才留在海外，国内留不住人。
“走出去”容易，“走回来”难
在谈留住人才之前，我们先来看中国是如何输送人才的。
根据教育部官网发布的2017年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相关数据：2017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已经突破60万大关，同比增长11.74%，持续保持世界最大留学生生源国地位。
Frost&Sullivan报告也显示，中国出国留学人数仍在增长，复合年均增长率约为7.2%。若非2020年疫情影响，留学人数将达到83.05万人，且留学低龄化趋势明显。
但同时，我们也得看到：根据教育部统计，1978年—2018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到585.71万人，其中完成学业的432.32万人，学成归国的365.14万人，学成归国率接近85%。
回国发展人数远高于留在国外的，那为什么国人觉得有太多人不回来呢？原因就是顶尖人才的流失。
以尹希所在的中科大少年班为例，可以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截止到2018年，少年班共招收31期学生总计1620人，已毕业1327人。这些优秀人才大都继续深造读硕、读博，成为高学历的人才。但据统计，少年班校友在中国大陆的仅仅只有41%，而在美国的却占了51%。
其中，百度前任总裁张亚勤、美国科学院院士骆利群、“麦克阿瑟天才奖”获得者庄小威……他们和尹希一样，均是从中科大少年班走出去，也无一例外，都成了美籍华人。
美国，成了阻碍中国高精尖人才回流一块“巨石”。
不仅如此，以2017届清华、北大毕业生去向为例，也有个有趣的现象：清华超过67.8%的毕业生、北大超过62.81%的毕业生，首选地区为美国。
虽然近年来从整体形势看，人才回流问题不大。但回来了是一回事，留不留得住，又是另一回事。
“海归”又入海
不能否认，为了吸引高层次人才，国家和院校确实出台了不少引进计划、优惠政策。但是，除了“领”进国门，还有一大关键是：留住人才。
2017年，回国10年的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家颜宁，选择再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不再担任清华大学的全职教授。
这一举动让她陷入长时间的争议当中。
颜宁很大方地予以回应，称一方面在最爱的母校待得太舒服，害怕自己的才智不知不觉浪费，想换一个环境重新挑战自己；另一方面，有大批的留学生出国做学生，自己是到顶尖的学校做先生。这是很多老一辈科学家的梦想。
这个解释还未下沉1年，回国6年的北京大学青年数学家许晨阳也做出相似的选择。他再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表示自己还要与国际同行多交流，“不管在哪里，我做出来的工作，都会被别人看作是一个中国人做出来的工作”。
两位重量级“海归”再次入海，激起层层水花。网上讨论不一，疑问却趋于一致：他们是否映射了中国青年学者的普遍现象？
像颜宁、许晨阳这样的科研人才，究竟是主动选择再度启程，还是被“推”向海外？
学术环境，尴尬了谁？
说“推”，是有迹可寻的。
颜宁曾透露过国内科学界的一些古怪。她在采访中提到，女性的角色没有成为她科研的阻碍，反而是年龄一再把她挡在门外。“他们总是说，你还小，等下次吧。有的人今年再不评上，到明年就超过项目规定的年龄限制了，先把机会让给他们。”
无独有偶，许晨阳在回答“中国和美国的学术机构相比，国内还有哪些需要完善和提高的地方吗？”时，很直接：科学家的这种工作，应该减少行政领导，大家建立科学共同体，关于数学方面的很多决定应该由科学家来做，而不是由行政领导来做。
这种现象非个例，在知乎问答中，某计算机工程博士也直指国内行政管理“越权”。
而且早在2010年，施一公与饶毅在《科学》杂志发表的《中国的科研文化》一文就曾指出，“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做好的研究并不如与某些人拉关系重要。”
作为“海归”的代表性人物，饶毅、施一公等人撑起中国生命科学的半边天。但这样的学术大佬，也直言“我最大的痛苦来自于中国的人际关系”。
所以，为什么大批科学家选择落户国外？为什么“海归”还要再次出国？难道不是身在学术圈的人，最有发言权？
带着“天才”标签、明星效应的科学家，去留十分轰动。但不得不承认，大部分科研人员在默默选择。从整体来看，中国的人才流失，是一个思考起来格外焦虑的问题。
《我是科学人》纪录片由长安信托特约赞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