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重启”第一天我走上街头,2个月来那些忘不了的声音历历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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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25日,解放大道的一个人行天桥上,从上往下看,车来车往。本文图片均为吴靖拍摄于3月25日。
最近两天清晨,闹钟还没响,窗外持续的车流、鸣笛声先一步叫醒了我。消失了两个月,在我快要习惯死寂时,它回来了,这是一个在900多万人口的城市,最常见不过的声音。
3月25日,“封城”63天后,武汉“重启”了。
根据3月24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的通告,4月8日武汉市解除离汉通道管控措施,全面解封,在此之前,3月25日,武汉市以外地区解除离鄂通道管控,而武汉也恢复部分公交线路运营。
我来到武汉也快两个月了。封城第7天,我住到了汉口的解放大道,离同济医院本部只隔着一条斑马线。傍晚刚到酒店,天快黑了,我放下行李就出发了,走进一条居民小巷,几乎没有人,路两旁是上了年纪的老小区,几家水果店正要打烊,路过几栋刚被拆了一半的空楼,整条街只听见我运动鞋气垫与地面摩擦发出声音——呲呲——呲呲。我心里一阵哆嗦,一看手机,这才6点。
拐过这条街,从老远处的另一条街就传来一阵震天的喇叭声,“疫情期间,请居民不要出门,遇到问题请立刻联系居委会”,心安了不少,前面应该是有人了。走近看,这个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干脆在路边放了一张桌子,桌子上铺满了新冠疫情科普册,还有一个在循环播放的喇叭。听到声音,真好。
武汉差不多在这个时间点启动了对小区的封闭管理。当时微博上的求助信息纷飞,一些人悄无声息地死在了家中,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但我走访社区时,很少能听到哭泣声。在社区里,我耳边经常响起气急败坏的吵架声,居委会工作人员互相吵,居委会和居民吵。
第一次去居委会,听不懂武汉话,只看到五十多岁的女书记,小小的个头,对着几个男保安怒吼,气得面色发白,嗓音沙哑,一个一个字劈里啪啦从她嘴里蹦出来。整个老小区,都响彻了她的声音。事后,她告诉我,当时上级临时通知,要求保安24小时轮流值班看守小区。保安不愿意,好几个人辞职了。后来某天,她大哭了一场,给我打电话。
我问她:“怎么了?”
她说,副书记的家人发热了,作为密切接触者可能要隔离了。只剩下她“一个人战斗”,该怎么办?她声音嘶哑,说没有副书记的帮助,她“撑不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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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院本部的急诊大厅门口。
刚开始,全城街巷寂静。晚上步行或骑车回酒店的路上,我总是试图弄出一些声响。我会随时给妈妈打视频电话,放大声量,壮胆子。某个周末,我和一位朋友在酒店一起看了一部2007年的电影《我是传奇》。电影里,人类在2012年被不知名病毒感染,纽约成了一座空城。我说,这不就是现在的武汉吗?他开玩笑,武汉可好多了,武汉的马路还没有遍地杂草。
武汉的声音都去了哪儿?在医院。随便去一家医院的急诊大厅,无一例外,咳嗽声此起彼伏。是短促的干咳,声音不大,但足以让旁观者一时乱了手脚。封闭的空间里,还时不时夹杂着喇叭声,大多数时候是在找人。医生护士顾不上形象,用力拨开人群,从一片混乱里,把要找的人捞出来。
2月初的一天晚上,我和一个朋友约好去同济医院门急诊看看。刚到急诊门口,花坛周围随处坐着人,每个人身边都支着一个输液杆,在打点滴,有私家车的,干脆人坐在车里,输液杆支在车外,当时温度还只有5度。
恐惧感瞬间上涌。我匆忙在花坛边套上了防护服。说是防护服,其实就是一层薄薄的纱布,防护效果和穿雨衣差不多。护目镜上起了雾,急诊里,每个人的面目都是模糊的,大意能分辨出,谁穿了雨衣,谁就只戴了一层棉布口罩。几乎每个打点滴的人都抱着一个1米高的钢瓶在吸氧。我进去没一会,就被一个护士推了出去,她大声吼我,“没听见这么多人咳嗽吗,这里都是病毒,快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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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院本部的急诊输液室现场。
独自在武昌医院门口的某晚,我听到了最撕心裂肺的声音。那几天,网上传言火神山建好了,开始转运病人。我跑了好几家医院,想看看现场。但我没看到转运的120救护车,却在武昌医院门口看到一辆黑色的车。是殡仪馆的车。没过几分钟,急诊大厅里出来了两个人,抬着黄色的尸袋。一个中年女人跟了出来。起初她没做声,车刚一发动,她便嚎啕大哭。车走了,她还一直站在原地,大声哭喊“妈妈,没了”。足足喊了10分钟,声声锥心。黑夜中我看不清她的脸。
还有一些更微弱的声音,是来自心底的对美食的想念。疫情初期,我去医院ICU见一个医生。他是江苏人,除夕那天临时被通知来支援武汉。聊完正题,他告诉我这个老乡,他很想念热腾腾的江苏菜。旁边的医生突然不好意思地笑了,说“我们这儿连个盒饭都没有,除夕夜就用泡面招待了他”。
武汉街头的美食店很长时间没开门。另一个吃了一个月盒饭的武汉医生,经常和我聊武汉美食,来安慰我们的肠胃对美食的想念。他在微信上告诉我,我住的地方,是武汉的美食集中地,有家热干面,以前常常要排很久的队。解放大道上的汤老头鸭脖子,是正宗的武汉鲜辣味。他挺惋惜,这几年,经典的武汉辣味很少见了,“都是甜辣,不好吃”。
最艰难的日子逐渐过去。2月中旬以后,停摆的美食店和便利店陆续开门,外卖可以送到家了。和我同住一个酒店的朋友,常常提着一堆吃的来找我,有三明治、巧克力等。我很困惑,附近的便利店只能社区配送,他怎么买到的?他说,十几公里外的百步亭啊,那里可是什么都有。
转机是在2月底,我去见一个ICU医生,他指着监控视频说,你看,我们已经有空床了。和他聊完,很开心,觉得好像终于可以喘口气,离樱花开的日子,不远了。顺道去了黄鹤楼公园散步,公园里还没什么人,满园腊梅飘香。到武汉以来,绷紧的情绪第一次放松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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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大道路边的一家生活超市恢复营业,顾客不能进入,可以站在门口买食物。
终于,停摆两个月的武汉迎来重启的一天。25日早上,同事打来电话,不如你出去转转,看看武汉街头最近有什么变化吧?
中午出门,暴雨将至,丝毫不觉凉意。附近街边店铺零星开了几家,药店和便利店占多数,开着的饭店还不能堂食,外卖员们在店门口抢单,一家婴幼儿用品店门前,卷帘门拉开到膝盖位置,店主把一包尿不湿塞给了一个男人,再匆匆拉下卷帘。人们试图以最快的方式结束一次购物。
想起前不久一次特殊的购物体验。天气开始热起来,没带薄衣服,在闲鱼上找了同城二手卖家,想买条薄裤子,卖家听说我是滞留在武汉的外地人,从家里找了4件衣服,塞在一个袋子里,在小区路口被封住的门下面,把袋子推给了我,我隔着门和她道谢,至今还没看见过她的脸。
恢复公交运营的第一天,就已经有人在公交站台等车了。来往的公交,多是空车。不知是不是暴雨天气,人们出行的意愿并不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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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公交恢复运营第一天,中山公园公交站台处。
路过附近一小区,物业说是还未解除隔离,我问,是14天内还有确诊的居民吗?对方回答,因为有很多医院医护的家在这里,他们虽然都去住了酒店,但这里还是被认为是疫情小区,小区居民连家门都不能出。
有两个从外地回武汉的人,蹲在某小区门口。他们给小区物业展示了通行证,想回小区里拿东西。他们在小区楼里租了一间房做办公室,印章和公司文件都在办公室里。但守在门口的基层干部,让他们等待居委会回复。基层干部说,最近可一刻也不敢松懈,“无症状感染者可真是太要命了!”
我再次去了同济本部医院。那里的部分门诊恢复开放了。很难想象,原本咳嗽声此起彼伏的发热门诊大厅,空荡荡,几乎没有患者。一个医生全副武装坐在科室里,等待前来就诊的人。一切好像从未发生过。
又去了附近的协和医院本部,还有1个小时才开诊,但发热门诊门口早已排起了长队。来看病的人如果被检测出是新冠,需要去指定的10家医院治疗:军队支援的泰康同济医院、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火神山医院、金银潭医院、肺科医院等。
医院开始恢复秩序。但看病前都多一个步骤——先抽血、做CT和核酸检测,排除新冠才能就医。排队的人里,有卡了鱼刺的,有重症疾病的,还有患者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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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院本部的发热门诊处,已经不少人排长队做核酸检测。
一个排队的人告诉我,家属查一次核酸,看病的人要查两次,两天后出结果,费用自己掏。检测通过,才能看病。他爸爸得了血液病,按照计划是半个月来一次医院治疗一天,因为疫情,已经一个月没就医了,好在病情还算稳定,“已经等了1个月了,再等上几天又有什么问题呢?”
武汉重启这一天,我再次漫步在江城,这个曾经的寂静之地,走过重复过很多次的路,这些两个月来记忆中的声音历历在耳。
回响最多的还是医生的诉说。
有一个工作多年的医生,他说自己脾气很不好,平日讨厌很多人。起初,医院里来了一个外地的医疗队,他给我发微信抱怨,在有三个人协助的情况下,队长穿防护服穿了40分钟,总是提这样那样的要求,磨叽了90分钟才开始接病人进病房,“一个个都要拍照,拍视频 ,喊口号。”
过了一周,突然有一天,他又发微信和我说,看走了眼,我问为什么,他给我发来一大段话。“八十几岁的病人,老年痴呆,大便后弄的到处都是,连墙上都糊上了。护理人员不嫌弃,不躲避,像照顾自己长辈一样。这群年轻的医护人员好样的。医疗队这几天的工作作风,让我敬佩不已。”
也许,就像歌里唱的: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最终,医疗队和援助者会逐步撤出,我也很快将离开。
剩下的,将交由这个城市的每个人,在苦痛的最深处,慢慢讲述自己的声音,这是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年代,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
吴靖|撰稿
王吉陆|责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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