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争取全民族团结抗日，红军的各种方法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比如1937年中共鄂豫陕特委带领红七十四师抵达商南县梁家坟后，开始了为期半个月的整训和学习，特委在梁家坟举行会议，适应当时世局的变化，制定新的政策，政策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作为自己的最重要目标。这是一个巨大的改变，虽然战斗不断，特委仍注意逐步改变政策，贯彻党中央提出的新政策。
自此以后，斗争方法发生了明显的改变。红军积极联系群众，帮扶群众，将收集到的大部分男财产分给群困百姓，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影响。例如，部队来到商南县时，红军抓了一名当地名叫石老八的财主，还连同抓了石家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郑位三和陈先瑞听说抓了个小男孩做“人质”，立即批评了处理此事的有关人员，并安排警卫连的战士务必认真照顾好小孩的生活和安全，并及时对石老八道歉并做了解释工作。
在行军途中，郑位三给石老八耐地讲解了红军和党的政策，对其进行了思想上的动员和统战工作。通过思想和政策的教育，以及石老八一路上对红军所作所为的亲眼见证，随即主动提出要为抗日出力，回去为红军筹措物资。石老八回去不久，就派了六个家丁，挑着棉花、布匹、药品等重要物资，跋山涉水给红军送到了驻地。
红军接收了这些物资，并发给每个挑夫两块银元。这件事情在当地影响很大，许多豪绅们都自愿为红军捐款筹粮，买药品、物资。梁家坟大士绅、国民党保长刘学焕，由于红军多次到梁家坟都没有没收他的土地财产，并保证他全家的生命安全，并且红军领导人多次借住他家时，给他讲过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讲团结抗日的道理。在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刘学焕答应为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工作，保证不做危害红军和苏维埃的事。他不仅先后养护了四名负伤的
红军战士和一名叫高南桥的红军政委，还多次为红军购买了药品、布匹、手电筒等物品。红军的这些统战工作，对于红军队伍的壮大及在鄂豫陕边的游击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西安事变后，红七十四师同根据地县政府实行全面合作。据杨虎城部时任柞水县县长的贾志璞回忆："1937年2月10日，我到了柞水赴任。大概过了两三天左右，陈先瑞的部队从政治处打来电话，说他们的部队要来驻防。绅士们一听红军要到柞水，准备都要跑，我做了不少工作，告诉了他们红军的政策，并时隔一两个钟头，在街上转一圈，表示我没跑。这样一来绅士们都没跑，县城的秩序也就一切正常。
大约2月18日，部队的杨参谋来到县政府说，陈师长邀请我去部队吃饭。消息传开后，县政府职员和街上绅士都来劝我不要去，怕红军把我扣住。我对他们说：如果我今晚回不来，你们明天再跑。就这样，才安定下来。我到了部队后部队的同志们都很热情，而且饭菜很丰盛，我和几个部队的领导坐在一起，陈师长特别和气，他主动端了一大杯酒向我敬，我就热情的喝了。结果，干部们都来敬酒，你一杯，我一杯，不多一会儿，我就觉得不胜酒力了。他们留我在部队住。我说，今天我一定要回去，不然如果晚上要是回不去，明天县城的人估计就跑了。我解释了这一情况，陈师长就派人把我送回县城。通过和部队的长期接触，大家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尤其是绅士们的戒备心也打消了”。通过同政府的合作，政府为部队安排了筹粮的工作，向各保下了购粮通知，并以政府的名义成立粮株代购站，为部队解决部分粮食问题。
可见红军对地主的斗争是有理有节的，充分体现了红军的先进性。
参考资料
【1】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特刊.陕南根据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