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名义上的中央政权已经丧失了对全国的实际控制力，它本身所应具有的社会职能也相应的丧失了，但这些社会职能并没有消失，其中的一部分被青帮所窃取，因此，民国时期出现了这种特殊的现象一一地下秩序代行中央政权的社会职能。
青帮原是社会底层的代表，近代以来，由于社会动荡，青帮在清末逐渐盗匪化、流氓化。在农村，他们表现为盗匪武装集团，在城市则形成城市流氓团伙。但是，由于青帮在民国时期的恶性膨胀和迅速发展，已经不能仅仅单纯的把它当作一种社会恶势力来看待，在自身利益得到满足的基础上，青帮从原来危害社会发展的角色开始转变为一种特殊的积极力量。
(1)对于社会底层一些成员而言，青帮在对他们进行压榨剥削的同时，还保护着他们的工作机会，为他们提供生存空间。民国社会由于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造成人民流离失所，导致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入城市成为廉价劳动力，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多数被青帮所控制，沦为青帮压榨的对象。但是，这些人在遭受压榨的同时也得到青帮的保护，在满足青帮头目的剥削需要后，他们的工作机会就能够得到保证，从而有稳定的生活来源。
因此，在民国时期流民无数，廉价工人遍地可寻的情况下，青帮在充当凶恶剥削者的同时，也充当了一部分工作机会保护者的角色，对于一些普通店铺等小经营者而言，青帮也扮演相同的角色。
(2)青帮还能够成为社会救济活动的中心力量。民国时期天灾不断，无论是为了提高个人声望，还是为了博取社会认可，青帮大亨都多次参与或者直接发起慈善活动，为受灾地区募捐财物，从行动上给灾民带来实际援助。例如：1931年和1934年江淮地区连续遭受特大水灾，灾情严重，牵连十几省，灾民上亿。
1931年8月16日国民政府因灾情严重，成立了国民政府水灾救济委员会，杜月笙与上海几位闻人王晓籁、虞洽卿、张啸林及大慈善家熊希龄一起被聘为中国委员，杜为国民政府水灾救济委员会捐款三次，每次洋1000元。此外杜月笙还以个人名义单独发起慈善活动，他遍请了民国著名的演艺人士举办贩灾义演，自己也粉墨登场，最后将义演所得全部捐往灾区。由于杜月笙特殊的身份地位，各行各业人士在收到他的募捐信函或请求帮助的信函后，无不纷纷应允，他们不是亲临现场助兴，就是慷慨解囊相助，这使得杜月笙举办的慈善活动异常顺利，募捐数目也十分庞大。1931年8月6日，上海各界议定成立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贩会，至1932年5月24口，共募捐得2611771元3角8分8厘，而杜月笙个人募款和捐款总数在53万元左右，超过水灾会募款总数的五分之一，远远高出他人之上。
(3)青帮还曾在抗口战争中贡献过自己的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青帮出现了分化，其中积极支援抗战的青帮力量为中国境内各种抗日力量都提供过实质性的帮助。“一·二八事变”后，十九路军奋起抗日，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带领的地方组织曾经给予十九路军很大援助 “八一三事变”后，国民党蒋介石开始积极抗日，上海时属第三战区，“每逢有国民党部队开到”，杜月笙“必定要带上大批上海人民捐献的慰劳品，前去劳军”，杜还给张治中提供过一台紧缺的电话机，并以个人名义送给张发奎一台装甲保险汽车。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曾致函杜月笙，告知他;‘八路军开入晋北，血战经月，防毒装备缺乏’，‘渴望后方同胞捐助防毒面具’，希望杜月笙给以协助。杜月笙等人经会议讨论后，最后同意将一千具从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捐赠给八路军使用。这也是青帮首领为抗日战争所作的一件好事。”
参考资料【1】钱生可主编：《上海滩黑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