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后，当人们重新审视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时，无一例外地指责慈禧挪用北洋军费修建为她祝寿的颐和园。但是几乎没有人注意到，那一年，也就是光绪20年（1894）的6月间，在安徽巢湖中庙东侧200米的附近，有两座相当排场且毗邻而立的祠堂同时竣工了。一座是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公专祠（以下称李公祠），另一座是光绪皇帝敕造祭祀淮军的昭忠祠。
合肥市庐江县巢湖南岸，春光明媚，生机盎然。（视觉中国/图）
时隔125年后的一个夏天，我把车子停放在空旷的停车场上。然后，顶着树荫和烈日，一路穿过不时有人上前招徕生意的步行商业街和大理石平整铺砌的广场。尽管没有多大的风，但湖水仍然荡漾，拍打着堤岸下边的礁石哗哗作响。春夏是巢湖一年中蓄水量最为丰富的时候，也是巢湖景致最为动人的季节。或许是天气太热的原因，游客有点稀少，略微显得冷清。我边擦拭着汗珠边站在悬挂着“淮军昭忠祠”蓝色描金匾额的大门口，向南眺望，眼前一览无余，湖面波光潋滟，更远处，湖心里姥山岛的倩影青郁苍翠。好一幅让人心旷神怡的天然图画，连我这个不懂风水之人，也能隐约看出这里的确不错。据说李鸿章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才选择在此大兴土木，修建昭忠祠。
追溯昭忠祠的历史，其渊源自西汉麒麟阁、东汉云台阁、唐代凌烟阁、元时报国寺、明朝忠烈祠，是中国历朝历代纪念为国捐躯的将士的群体性祭祀地。满清定都北京以后，开始只允许在北京城内设祠祭奠。顺治年间，北京已有祠堂供奉“从龙入关”的文臣武将。雍正6年（1728），位于崇文门内的京师昭忠祠落成，进一步明确了入祀人员、祀礼及祠堂规制：“此皆尽忠报国之臣……当于京城建立祠庙，春秋妥侑。其偏裨士卒……亦附祀左右”。直到嘉庆年间，由于各省平定白莲教起义，阵亡将士太多。为了方便当地致祭，皇帝这才开了金口，同意在京城之外的直省府城建立祭祠。从那以后，凡发生战事的地方，均有奉旨建祠之举。但是越建越多的“表奖忠勋”的昭忠祠，并不能挽回大清帝国江河日下的颓势和豆剖瓜分的危局。
为在太平天国战事中死亡的将士建祠则滥觞于曾国藩。早在咸丰7年（1857）底，曾国藩即请旨在江西湖口石钟山建立湘军水师昭忠祠获准。特别是同治3年（1864），湘军攻陷天京（今南京，太平天国的都城）之后，曾国藩更是一口气奏请在江宁（今南京）建祠三座，分别是湘军陆师昭忠祠、湘军水师昭忠祠和官绅昭忠祠。于是，各方大员、各省官吏纷纷效仿，李鸿章也不例外。不过，与他的老师曾国藩不同，李鸿章不仅认为建祠“合乎礼俗”，更看重建祠能带来“聚拢人心”的作用。这一点，他在后来写就的《安徽义阡享堂记》一文中坦露无遗：“凡人生相聚，死相恤，死之恤也愈厚，则生之聚也益坚”，“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则军法在其中矣”。
巢湖中庙，和昭忠祠相距百米。（东方IC/图）
光绪18年（1892）2月，刚刚按照家乡习俗“男做九女做十”度过70大寿的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天津行馆里，接到一份淮军将领叶志超等人联名起草的禀帖--大意是适逢淮军自安庆（今安徽安庆）成军30周年，提议建祠纪念以彰显军功。淮军虽然在名义上称为“淮”，但早期的将校兵勇并不是出自安徽的淮河流域。举军兴之初的四营为例：树字营张树声是今合肥肥西人，铭字营刘铭传是今合肥肥东人，鼎字营潘鼎新和庆字营吴长庆都是今合肥庐江人，他们及手下的军士不是亲兄弟，就是父和子，亲连着亲，戚连着戚，几乎清一色地来自环巢湖地区。
稍费斟酌之后，李鸿章向朝廷递呈《巢湖建淮军昭忠祠折》。奏折里，他先是深情款款地回忆淮军的草创往事，再列举“剿办粤、捻以来，大小数百战”的功劳，在提及“各军调办海防，修筑台垒，勤苦工操”的苦劳后，他写道：“父兄子弟从征四方，长往不返，岁时霜露，良足感伤。各省均有祠堂，而本郡独无”。请求仿照湘乡县及洞庭湖湘军昭忠祠的做法，“于庐州巢湖之中庙隙地捐建淮军昭忠祠”。很快，上谕朱批：“著照所请，礼部知道”。时任安徽巡抚的沈秉成得到消息，自然不肯错过这等奉迎李鸿章大人的绝好机会，立马向朝廷上奏修建李公祠，同样也得到了皇帝的批准。
居安徽中部的巢湖是长江中下游的五大淡水湖之一，发源于大别山北麓的众多河流日夜不停地浇灌，形成了面积大约800平方公里的湖泊。巢湖的水系发达，却只有一条连接长江的裕溪河，古称濡须河。别看它全长不到80公里，但在隋朝以前，它是中国大陆南下北上的“黄金水道”。京杭大运河开通后，裕溪河的地位才一落千丈，沦为配角。尽管如此，在没有铁路、公路的时代，巢湖沿岸大宗商品依然要仰仗长江-裕溪河-巢湖的水道运转。昭忠祠和李公祠所用的楠木，粗大、笨重且数量颇多，就是在福建、江西等地采伐后，辗转利用这条水道，费时一年多运抵中庙岸边。光绪19年（1893）春夏之交，两座祠堂同时开工。
其实在巢湖建祠之前，史料可查，各地的淮军昭忠祠至少已有五座。除了李鸿章在奏折中自己说的无锡苏州武昌保定有四座之外，还有一座是淮军将领、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请旨督造的台北淮楚昭忠祠。仔细查看这些建祠的地点，不难看出，要么是淮军转战征伐之区，要么是驻守辖治之城；从建祠的先后次序，也能看出，淮军从戮力自保的团练到纵横捭阖的地方部队再到拱卫畿疆的国防主力军的嬗变之迹。
那个时候，李鸿章和他的淮军正值声威鼎盛，如日中天。巢湖昭忠祠落成之际，受李鸿章之托的桐城派古文大师吴汝纶在其撰写的碑记（即《合肥淮军昭忠祠记》）中，不无夸耀地道出当时的情形：“天下有事，取兵于相国（指李鸿章），相国辄分遣淮军应之”。
今日巢湖昭忠祠，比原来规模大为收缩。（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然而，谁也不曾料到，仅仅一个多月后，碑记的笔墨犹新，朝鲜半岛风云突变，以“淮军应之”的李鸿章结结实实地全面“收获”了海陆两个战场的溃败。陆地上，那位提议建祠的叶志超弃守朝鲜平壤，变身“逃跑狂人”，领着队伍上气不接下气地连跑五百多里地，直至渡过鸭绿江，进入大清边境才惊魂未定地停下来。海洋里，李鸿章苦心经营多年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在黄海北部海域输掉了甲午战争中最关键的一役--大东沟海战，主力舰船全部被日本海军摧毁。此时，巢湖岸边的昭忠祠甚至连油漆还没有来得及干透。
数月后，无力出海迎战的北洋水师被日军围歼在威海卫（今山东威海）军港。巢湖渔民出身的淮军将领、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在满腔悲愤中自杀身亡。他的对手，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在那篇堪称奇文的《致丁汝昌劝降书》里，无比冷静、客观地分析了北洋水师的覆灭:“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通变之所由致也”。有这样一位比自己更了解自己的对手，只知一味自我吹捧的大清帝国焉能不败？
今天的昭忠祠连同隔壁的李公祠加在一起，共30间房屋，大约占地1800平方米，号称巢湖沿岸最大的古建筑群。纵然如此，也抵不上昔日规模的十几分之一。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国人皆曰李鸿章可杀。在李氏家谱上，李鸿章的名字曾被朱砂打了一个触目惊心的×。甚至已入土落葬50多年后也未能逃过劫难，狂热的人们把他和夫人赵小莲的棺材从地道里拖出来，尸体用麻绳拴挂在拖拉机的后面游街示众，直至骨骸散尽，归为尘土。不难想象，他亲手建立的巢湖昭忠祠遭遇了怎样的命运。我眼前的这几栋建筑：门房、东厢房、西厢房和偏殿，还是有赖当年人民公社和乡政府相继征用办公，才得以幸存至今。
昭忠祠内景。（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修葺一新的偏殿充当着从前的享殿，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巨幅画像并挂正中，香案上供奉着一方方阵亡将士的灵牌。尽管那上面刻着对我来说十分陌生的名字，但我知道，这些都是当地人并不遥远的祖先。时光飞逝，阴阳暌隔。在后人踮足眺望的视线里，或许他们的面容正逐渐模糊，他们的身影正悄然隐没，但不管走得有多久，走得有多远，只要祭祀的鞭炮炸响，这些奋身守土的逝者定会循着生前出发的脚印，一路踏浪拥涛魂兮归来。
庞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