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写英若诚（一个进过监狱演过《末代皇帝》的文化部副部长）的时候，答应了会写英茵的故事。谢谢你们的催促，我特意把这个故事放在今天，这是因为——
1942年1月19日，78年前的今天夜里，上海国际饭店708房间见证了英茵生命的最后时刻：半碗生鸦片加上烈酒，掺和大量安眠药，她一口气灌下，一滴也没剩。
前台的登记名单上，708客人的名字是：甘洁（一说干净）。
《申报》直到1月21日才有英茵的报道，是一篇即时性的实地探访，题目叫《宝隆医院访英茵》，记者“太虚”似乎是英茵的朋友，曾经在英茵自杀前24小时在她辣斐德路公寓门口闲聊，得知她因在演曹禺《北京人》时咳血，决定静养一段时间，和经纪公司没有再续约。
她对记者说：“我想还是休息休息的好。”记者当时的判断，是英茵因为身体不好一时苦闷而寻短见，当赶到宝隆医院五楼时，英茵的朋友李小姐接受了采访，认为她的身体虚弱，能不能救回来还不好说，“医生说最危险期还没有渡过”。
一天之后，1月22日，《申报》刊登了进展：英茵自杀，后日大殓。这篇报道较为详细地讲述了1月19日英茵的最后时刻，她在晚九点自杀，十二点三十分钟即被发现，因为她登记入住的时候便“态度有异”，茶役把门撞开，发现她仰卧在床上，“口吐白沫”。这篇文章也猜测了她的自杀原因，认为是《北京人》演出时吐血昏厥，对自己失去了生活的信心。
而之前去宝隆医院看望了英茵的“太虚”也发表了《英茵死了》一文，他给出的具体死亡时间是1月22日上午三点。联华组织了治丧委员会，电报将消息报告给了英茵在北平的两个姐姐。“太虚”询问了第一个去宝隆医院探望英茵的编导屠光启，他给了另一个信息点——英茵有遗书，茶役按照遗书上的电话打过去，是联华制片主任陆洁家，家里没人接听。联华厂当时在拍夜戏，屠光启接了电话赶到医院的时候，英茵被当做“捕房送来的无名女尸”做了普通手术，而后放在三等病房里。屠光启看英茵情况不好，要求送入头等病房。但医院要求先交钱，最终还是值班医生认出了英茵，向德国看护主任做了担保，才送入了头等病房，“但终究是太晚了”。
“太虚”说遗书目前还在捕房，“大意是肺病与心脏病的交迫，使她再没有勇气活下去”，遗物是一件大衣，一只戒指，一块手表和一百八十块钱。遗书上指明，手表留给她的好友李小姐作为纪念。
1月24日下午两点，英茵的大殓在胶州路万国殡仪馆举行，来宾达到“数千人”。费穆在追悼仪式上发了言，有一位影迷在瞻仰了英茵遗容之后说，演《北京人》的时候要胖得多呢！而“太虚”则说，自己从万国殡仪馆出来，仿佛看到了阮玲玉的影子。
2月2日，《申报》最后一次报道了英茵之死的相关消息，名为《英茵下葬 长眠虹桥公墓》。这篇文章里，我们得知，英茵在北平的父母双亡，只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哥哥在甘肃办盐务，二姐英凤鸣从北平赶到上海时，已是1月26日。英茵原名英洁卿，小名凤贞，1916年3月28日出生于北京。
这篇报道有力的证明了一个信息——一些文章认为英茵是英敛之的女儿，是英千里的亲妹妹，这是不准确的。
英千里是英敛之的独子，英茵当是英敛之的哥哥的女儿，和英千里是堂兄妹关系。这一点在英若诚的自传里有体现，英敛之的这位哥哥是个职业混混，摔跤本领奇高，正式工作帮人打架，有一天晚上被仇家用刀刺死：
“近来我们在找他的后代，直追查到上海电影界早期一位漂亮、有名的女演员，据说是他的女儿。她保留了他的姓，姓英，名茵。她于一九三八年正当年时自杀，与阮玲玉相似。”（实际上英茵自杀当为1942年）
以上便是《申报》对于英茵之死的全部报道。
1942年的《电影新闻》则将英茵自杀还原成她之前所扮演的《日出》中的陈白露。陈白露在服安眠药前对镜独白：“太阳升起来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这不是她自杀的全部真相。
我首先找到的是1946年2月2日的《快活林周刊》创刊号，作者胡礼。这篇报道的契机是费穆打算把英茵的故事搬上荧幕——费穆导演是英茵的好友。
这篇文章里出现了一个新的名字——平祖仁。1940年，英茵从重庆返回上海，“那时候平烈士和赵志游正在上海干地下工作，赵志游为掩敌日的耳目起见，出面组织天风剧团，请英女士加入，恃为台柱，赵英两人，平时过从很密。”
英茵当时是跟着抗日宣传队前往重庆的，在重庆，英茵加入中央电影企业公司做演员，同时也活跃在重庆的话剧舞台上，主演了话剧《民族之光》《总动员》《一年间》等。秦怡在重庆英茵住同一间宿舍，秦怡说，英茵早晨起来要喝咖啡、吃鸡蛋，旗袍花枝招展，翡翠玉镯钻石披挂。秦怡要求进步，对这种生活方式颇不以为然，英茵却处处热情，如同武林侠女。
1939年底，英茵突然从重庆的公众视野中消失，1940年再次出现在上海，重庆报界对英茵的出走表现了很大的热情，当时的猜测主要有三种：
一是英茵投降了汪伪政权。
一是英茵因为感情回到上海。
一是英茵被黎莉莉抢了《塞上风云》女主角，赌气出走。
第二种说法似乎资料最多。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郑用之在《大公报》发表声明，说英茵因为“行为浪漫”，已经被开除了。之后，英茵发表自白文，说自己在战争开始后随上海戏剧界演剧队第三队经历苏州、无锡等地，因为露天表演，嗓子发不出声来，“几年不安定的辛苦生活”积劳成疾，“只好静养”，但她觉得在“这个非常时期”年轻人不应该养病，所以决心离开上海，到内地去做点工作 ，到重庆加入中国电影制片厂后旧疾复发，恰好上海的电影公司邀请她拍戏，这才向“中制”请假来到香港中转，继而来到上海。
如果是“为情”，对象是谁？根据《快活林周刊》的说法，英茵是回到上海之后才认识了平祖仁，两人成为恋人。但实际上，英茵在重庆时就认识了平祖仁。
第一个跑去医院看望英茵的屠光启说，他听英茵讲起，自己在重庆时就认识平祖仁。屠光启和英茵情同姐弟，他的说法应该予以重视。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平祖仁当时已经被捕，屠光启还开玩笑，说“万一有一天你有不测我肯定会尽一些力量，替你办后事”，英茵忽然郑重作答曰，“到时候你一定替我办这个事哦”。
比《快活林周刊》更早报道平祖仁和英茵故事的人则是历史学家郑振铎。他在1945年9月到12月期间，一直在上海的《周报》连载《蛰居散记》，其中有一篇《记平祖仁与英茵》，第一次详细叙述了两人的关系。
郑振铎说，平祖仁毕业于国立暨南大学，和自己曾经做过同事，“八一三以后，他做了某区的专员，但在上海工作，行踪很秘密”。而英茵则是平祖仁发展的同志。
平祖仁的工作非常危险，郑振铎在文章中记录，他曾经在家门口遭到暗杀，自己趴到汽车下面，匍匐着才躲过枪击。这个说法，作家淳子曾经听朱兆和说起，朱兆和成立了上海第一个家庭爵士乐队，当时他家是平祖仁的秘密联络点。1941年初，他亲眼目睹了这场失败的暗杀，平祖仁大衣上被打了三个枪眼，自己却毫发无损。朱兆和还对平祖仁讲：“平叔叔，侬本事真大，我佩服侬。”
但这一4月，平祖仁还是被抓进了极司菲尔路的“七十六号”，在那里，“他受尽了难以忍受的极刑，甚至他的浓密的头发，也被刑者一根根，一根根连根生生的拔下来，满头是血淋淋的……但他始终傲态如常，不曾泄露过一句机密的话，一点秘要的消息。”
郑振铎没有亲见平祖仁的狱中经历，这些细节大约还是揣测居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平祖仁确实在监狱里受到了虐待，并且没有出卖任何一个同志。
另一个可以证明平祖仁事迹的人是邵洵美。邵洵美的女儿邵绡红在《英茵的故事另一章》里这样回忆：
事情发生在上海，抗战刚刚胜利。一位中年妇人来我家，她头发灰白散乱，面容愁苦哀伤。那天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她是来看我爸爸的，刚坐下，就哭了。她说我爸爸是她“主人”的朋友。她的“主人”死得好惨啊！好惨啊！……说着，她从兜里掏出几张照片给我看。那都是我从未见过的景象：一张是一个人被枪杀后的模样，仰面躺着，头面、胸部都是血，好可怕！另外几张是开会的，有一张照片让我触目惊心，黑色的横幅上面写着白色的字：“平祖仁烈士追悼会”。哦，原来死的那个人不是她的“主人”，而是一个叫“祖仁”的人。
她伤心地哭啊哭，说她的祖仁是为抗日被日本人杀死的。她和孩子生活很苦很苦。她的祖仁是烈士啊，现在抗战胜利了，却没有人管！……她说祖仁被日本人杀死，邵先生是知道的。她反反复复地说着、哭着。我那时才十四岁，开始听不懂她的话，噙着眼泪望着她，听她一遍又一遍地说，心里揪着。她说的是外地话，反复地诉说，我才听明白。原来，她生活困难，求告无门，政府不认平祖仁是烈士。她来找我爸爸，是要我爸爸帮她，证明她丈夫是为抗日牺牲的。她要伸张正义，要政府确认平祖仁是烈士，要我爸爸作证……后来她走了。或许是哭了半天，平静下来顿然醒悟：对一个小孩子诉说有什么用？她抹着眼泪走了。爸爸回来，我告诉他。爸爸说：“我知道。”
来邵洵美家中哭泣的妇人，是平祖仁的太太。平太太当时跟平祖仁同时被日伪秘密抓捕到极司非尔路76号，这一点郑振铎的文章中也有提及，平太太当时身怀六甲，在狱中生产。她抱着婴儿回到家里，带着三个孩子，忐忑不安地生活，最终传来祖仁被枪杀的噩耗。
邵绡红后来在写《我的爸爸邵洵美》时，曾经去纽约参加邵洵美的红颜知己项美丽九十岁生日。她们一起回忆往事，邵洵美提起，邵洵美曾经让项美丽借出自己霞飞路公寓楼上一间房，给“游击队”的两男一女带着发报机隐蔽在那里。这段经历，项美丽曾经写在自己的自传体小说里，有一天，项美丽的朋友、英租界警察局副局长马尔考·史密斯对项美丽透露：
“日本鬼发誓说我们租界里有发报机，说法租界也有。我不奇怪，但是怎么逮得住他们？日本鬼在试着用一种三角测量仪寻找，但是没能精确地定位它。最好的办法是一个个街区地定位。”
马尔考可能是提醒，也可能是警告。不管怎样，第二天，游击队就从项美丽家里转移了。邵洵美的儿子邵祖丞则告诉妹妹，他听父亲讲过，住在项美丽家的游击队员，就是平祖仁，“平祖仁是国民党江苏省代表”。
平祖仁和邵洵美的交情，是他们同为《大英夜报》的股东。这份报纸是抗日报刊，由英商出面，实际的办报人是翁率平和储东郊。邵洵美曾经为《大英夜报》写社论，两人的关系颇深。
1941年4月，平祖仁被捕的同时，英茵正在参加影片《清宫怨》的拍摄。据说，“她在整个拍摄过程当中表现得精神不济，经常忘台词，魂不守舍”。导演吴永刚提醒她回去好好看剧本，要入戏，要好好演戏，谁也不知道，此时她的内心正被平祖仁被捕而折磨着。
1942年1月8日，平祖仁被枪杀。他的妻子、朋友、同事都没有前去领尸，英茵当时显然已经受到了怀疑，她不顾日本宪兵的猜疑，前去刑场领尸，把他送到殡仪馆，花重金请化妆师补好额头上的枪洞，出钱把平祖仁埋葬到万国公墓。
而后，她去了平太太家里，把这一切告诉了平太太，最后留下一笔钱，说是给平太太和孩子们用，便离开了。
她没有告诉平太太，自己在万国公墓平祖仁的旁边，给自己也留下了一个位置。
她请同事们吃了一餐饭，而后说，人死之后，万事平静。大家都以为她是发发感慨，没有当真。
实际上，在那时候，她已经选择了死亡。
她写给陆洁的遗书后来被披露，上面是：
陆先生，我因为……不能不来个总休息，我存在您处的两万元，作为我的医药葬费，我想可能够了，英茵。
陆洁据说烧掉了遗书，省略号的内容，我们已经无法知道。
但根据凤凰卫视2016年5月25日的《抗战中的传奇女性英茵》的报道，至少有7件重大谍报案涉及英茵，其中5件是她乔装交际花诱骗日伪人员到预定秘密地点，而由谍报人员予以格杀的。
这样想来，当初从重庆回到上海，“为情私奔”的消息，也许便是谍报工作的烟雾弹。平祖仁和英茵，也许是在谍报工作的展开中产生了感情，我们已经无法用世俗眼光来评价这段“婚外恋”，他们的开端也许是为了工作，他们的结尾无疑是壮烈的，这无愧于一段了不起的爱情。
英茵是黎锦晖明月社出身，第一次拍片，是1932年的明月社歌舞片《芭蕉叶上诗》。她录过唱片，唱得一般，但也不坏，我有一张她1937年的《我愛你，但是》，词曲是黎锦晖，麗歌唱片发行，我印象最深刻是反复唱“我低头不敢言，我低头不敢言，我爱你，但是吆”：
英茵的电影，我看过她的《世界儿女》，费穆导演，和石挥合作，那是《小城之春》的雏形。拍摄《赛金花》的时候，当时的演员钱泓英说，英茵“雍容华贵，光彩照人”，她的吐字特别标准，“声音像银铃般清脆”。很多年之后，英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风声》里的顾晓梦原型，便是他的姑奶奶英茵。
我不同意，英茵应该有自己的故事，她并不需要依靠是谁的原型在历史上占据一席。
1951年，郑振铎在出版《蛰居散记》时，删掉了《记平祖仁与英茵》这篇文章，这大概是基于平祖仁的国民党身份，直到1983年人民文学重新出版《郑振铎文集》时，这篇文章才重新出现。
1974年，屠光启为英茵写了一篇文章，他如此感慨：“一个伟大的演员为国牺牲了，但是，她死了差不多三十多年了，到了现在，谁还会记得她？没有人对她有一点表示，连提也没提到过她，大家已经把她忘得干干净净，很多人为英茵不值，但我不这么想，我只觉得至少她已经尽到一个中国人应尽的责任了。”
谨以此文怀念英茵，一个为中国尽责的中国人。
1、 陈福康整理，郑振铎日记全编，山西古籍出版社2016年
2、 钱鸿瑛，忆英茵石挥胡小菡，世纪1997-05-15
3、 邵绡红，英茵的故事另一章，http://roll.sohu.com/20130118/n363882834.shtml
4、 年悦，亲王格格、女明星、烈女、间谍:抗战前后公共话语中的英茵，当代电影2017-05-01
5、 淳子，英茵之死，档案春秋2010-10-10
6、 忠诚与背叛——抗战中的传奇女性英茵，凤凰大视野2016-5-25
7、 蔡登山，也将柔情酬知己，https://showwe.tw/blog/article.aspx?a=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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