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时期，日本很仰慕中国文化，派遣许多使者前来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管理制度及科技、农业等各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对日本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在今天的日本还能看到中国唐代文化的影子。
对于日本这个与我们一海之隔的“远方”，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因为根植于日本本土的文化与习俗与我们如此之近，近到可以随时翻阅典籍，追根溯源。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樱花乱》中，作者萧耳就从多年日本文学典籍的阅读中，从去日本多地的日常生活与行走中，从日本民族相关节日仪式中，展开日本文化的多重思考。在12月14日下午举行的“远方在唐朝——萧耳《樱花乱》新书分享会”上，萧耳与嘉宾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延河》文学杂志主编闫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邓波，青年作家、导演陈非共同探讨了那些受中国唐代影响至深的日本文化，在花落与刀落之间寻觅大唐盛世之影。
唐朝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唐朝文化代表着整个中国文化最本源的部分，遥看整个东亚，很多根性的文化也都和中国唐代的历史一脉相承。萧耳在写日本的时候，不是站在一个旅游者或者亲历者的角度，而是翻阅日本文献，体味文化内涵，才构成了这本《樱花乱》。闫安表示，萧耳的写作也是中产阶级内心和精神立场的表达，是一种文化性写作。虽然写的是日本，但是也是对我们自身、对故土的一种现代性追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来自唐朝。
说到《樱花乱》，可能很多人都想到鲁思的《菊与刀》，闫安也不例外。但是《菊与刀》带有强烈的政治背景，最后体现出来的是日本强烈且敏锐的耻感文化。萧耳选择了与《菊与刀》完全不同的表达指向，最后主要表达了一种极端的优雅和精致。无论是厄运加深还是好运当头，融入到日本人血液中的那种命运观和人生观都不会改变。萧耳代表中产阶级表达了一种人生态度，并把这种态度引入到自己的作品之中，使《樱花乱》具有了“现代性”。
同所有看似矛盾的事物一样，花和刀其实是分不开的。从哲学方面来讲，邓波表达了自己的一些思索。他认为，中国人的哲学是一种以伦理为主的儒家思想，对于我们来说，美只是一个附带的问题。但是在日本，美已经变成了一种本体论，成为日本文化的最终追求。西方用求真的标准和体系看待日本人，但是看待日本人恰恰是要从美的角度来看才能看到本质的一面。邓波表示，一般讲日本美学通常有两个字“空”和“寂”。空为空间，寂为时间。中国文化讲“空”多，日本文化讲“寂”，观看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的作品就会发现，日本的哲学和文化呈现了非常感性的时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