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周渝
“终于还是要开战了，想必这个研究所就是陆军为了给战争做准备而设立的吧。所以需要打破各个省之间的领地意识，需要破除官民之间的对立，为此，需要建立一个把军、官、民的中坚干部召集起来进行洗脑、再教育的机会。”后来，宫泽次郎这样叙述了总力战研究所的目的。
那么在1941年之春，整个日本以及世界又是如何？首先，日本自1937年七七事变以来，陷入与中国的长期战争。尽管实质上为全面战争，但双方皆不宣而战，日方一直将在中国的战争称之为“事变”，却由于蒋介石政府的抵抗而无法迅速解决，身陷泥沼。其次，1939年之前，日本军部因“南进”与“北进”的路线吵得不可开交，但诺门罕一战打下来，日军吃了大亏，“北进派”的声音逐渐被“南进派”压倒，1941年4月13日，也就是总力战研究所研究生入所仪式的两周后，日本与苏联签订在战争中相互保证中立的条约《苏日中立条约》。第三，日本与英美矛盾激化，但在军部尚有分歧，有人认为只对英开战，避免对美战争。也有人认为英美利益一体，一旦对英开战便无法避免对美开战。日军参谋本部的作战课课长稻田正纯已预测世界大战将在1942年前后爆发，日本陆海军中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
此时的欧洲，战争已爆发一年半，波兰、法国迅速沦陷，英伦危机，纳粹德国一路凯歌，狂飙突进，正准备对东线苏联发动战争。总力战研究所正是在亚太大战一触即发的背景下成立的。作为新闻工作者的秋叶武雄一到研究所就敏锐地想到了一战德军名将鲁登道夫的著作《总体战》中的一段话——“只靠军队进行战争的时代已经结束，现代战争在进行武力战的同时，也包括集结国民全部力量的经济战、外交战，还有安抚、扰乱敌方的思想战。”
世界已阴霾漫天，风声鹤唳，但研究所的日子却平静而规律。战后不少研究生回忆1941年那段特殊的岁月，都认为研究所更像是一所大学，有上课时间也有体操时间，研究生们需要进行的主要项目有讲义、演练和课题作业，其中演练分两种，其一是研究会，即设置适当问题让研究生们研究讨论。其二是桌上演习，这个是研究所的重点项目，即在一定的假想条件或问题之下，让研究生进行总力战的具体实施演习。除此之外，还有体育、训练旅行、课外演讲等各种活动。
研究所中甚至还搞起了读书会。所长饭村穣对历史小说情有独钟，是当时日本著名作家吉川英治的铁粉。他购置了一批吉川英治的小说《太阁记》和《宫本武藏》，分发给研究所的全体成员，然后给研究生们留了个特殊的作业——用总力战的视角来分析书中丰臣秀吉、宫本武藏等主要人物。后来，饭村还特意将研究生们为《太阁记》和《宫本武藏》所写的读后感呈交给作者吉川英治审阅。
研究所聘请的授课者也是各路人都有，据研究生们回忆，无论是当时昭和参谋中的著名妖人辻政信，还是曾任近卫首相的顾问，后因佐尔格间谍案而被处以极刑的共产主义者尾崎秀实等，都来到研究所讲课。
巧合的是，日美谈判几乎和研究一期生的工作几乎同时进行。1941年4月16日，日本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经过秘密谈判，拟定《日美谅解方案》。双方决定将此方案作为两国政府举行政府间外交谈判的基础。在这个方案中，有很多关于中国的政策，如美国承认伪满洲国；美将促使中国蒋介石政权与汪伪政权合并；美承认日本具有利用和平手段取得南方资源的权利。日本则同意在中国恢复“门户开放”，并承诺从中国撤走部分军队。但是第二次近卫内阁的外务大臣松冈洋右目睹了德军在欧洲的一连串胜利，又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煽惑下，对《日美谅解方案》几乎采取无视态度，促使美国态度又日趋强硬，尤其在“承认伪满洲国”以及“日中防共共同防卫”的提案中产生异议，双方关系骤然紧张。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欧洲战争扩大化，德军在战争初期一如既往战无不胜。在这一形势下，松冈洋右主张停止对美谈判，而近卫首相为了弹劾松冈洋右，在征得军部同意后，于7月16日提出内阁总辞职。随后让和平派的海军大将丰田贞次郎出任外务大臣，组织起第三次近卫内阁。而总力战研究所内，一个新的“内阁”几乎同时成立——7月12日，一个重要的课题摆在总力战研究生面前——《第一次总力战桌上演习——第二期演习情况及课题》。这个课题的假想情况包括两个项目：“一、模拟组织昭和十六年（1941）12月的蓝国（日本）政府。政府职员以及其他蓝国演习人员的配置如附件一所示。二、根据现状推测国内外形势发展。”
附件中显示的阁僚名单：内阁总理大臣（首相）洼田角一，陆军大臣白井正辰，海军大臣志村正，内务大臣吉田惠一，外务大臣千叶皓，大藏大臣今泉兼宽，内阁书记官长冈部史郎，法制局长官（兼任）三渊乾太郎……曾在伪满任职的宫泽次郎担任“对满事务局次长”，新闻工作者秋叶武雄则担任“情报局总裁”。要知道在现实世界中，1936年45岁的近卫文麿担任首相时，就被各界称为“青年内阁”。但在这个模拟内阁，所有阁员平均年龄仅有33岁，扮演首相的洼田角一也只有3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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