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主管
徘徊于“出世”“入世”之间：朱光潜的美学人生
曹谦 | 上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博士
本文原标题为“‘五四’精神在朱光潜美学人生里的冲突与回响”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1期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一代美学宗师朱光潜，其青年时代正处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浓厚氛围中，也因此注定了这位美学老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复杂因缘，五四文化精神投射到了他六十多年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之中。
朱光潜1897年生于安徽桐城县乡下的一个私塾先生家庭，自幼接受的是传统的国学教育；15岁进入了被称作“洋学堂”的高小读书，开始受到新式教育的熏陶；半年后升入桐城中学。桐城中学的创办人是晚清文学家、教育家吴汝纶，吴曾经做过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他一方面主张废除科举、提倡西学，另一方面作为桐城派古文家，又特别重视对学生进行“桐城派古文”的训练。虽然是古文习作，但为朱光潜日后晓畅平易、“纯正简洁”的文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桐城中学毕业后，经历了一番周折，1918年，朱光潜考取了官费去香港大学读书的机会。在香港四年，朱光潜主要学习了“英国语言和文学，以及生物学和心理学这两门自然科学的一点常识”，真正为他打开了认知外部新世界的窗口。
香港大学对于朱光潜之重要还在于他入学的第二年，五四运动发生了。五四运动表现为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其深厚的土壤则是1915以来作为一场深刻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对于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朱光潜的心态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在私塾里就酷爱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颇有认识新鲜事物的热望。在香港还接触到《新青年》”，他还“看到胡适提倡白话文的文章，心里发生过很大的动荡”。对于新文化，朱光潜自是心向往之。但是，对于《新青年》一些文化主将公开喊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朱光潜则在内心“始而反对”起来，因为自少年时代开始，朱光潜便以“桐城派传人”自我认同的。如此的认同危机折磨着朱光潜，然而青年朱光潜毕竟更加“热望”“新鲜事物”，更加心向进步，他很快“转过弯来”，“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古文和文言，自己也学着写起白话来了”。
对于文化上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青年朱光潜很快选择了自己的立场，表现出义无反顾的决断勇气。而在政治上的进与退，朱光潜则长久地游移与徘徊。
1922年香港大学毕业后，朱光潜受聘到上海吴淞的中国公学里教书，同时也在由共产党和左派文化人士开办的上海大学里兼课。20年代，正值五四运动由新文化启蒙运动迅速转向革命政治活动的时候，在中国当时最先进的城市上海，革命更是如火如荼；飞行集会、革命宣传、党派斗争等，在最易受新思想、新观念影响的大学生中间颇具诱惑力。作为大学教师的朱光潜自然耳闻目染了不少：在学校里，他听过李大钊、恽代英等共产党人的讲演；与左翼青年郑振铎、杨贤江，与右翼的中国青年党人陈启天、李璜等“都有些往来”；编辑校刊期间，为他做助手的学生正是后来的上海左翼文人姚蓬子（即姚文元之父）。然而，风起云涌的革命潮流给朱光潜留下的并非美好的印象，因为他从中“开始尝到了复杂的阶级斗争的滋味”，晚年朱光潜回忆说，自己“虽是心向进步青年却不热心于党派斗争，以为不问政治，就高人一等”。
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清高”心态使得他多少看不起在他眼中属于搞结党营私的政治，何况政治斗争太过“复杂”，本来就不是他这样的追求“纯正”学术的学子心所向往的，但社会历史的大趋势他也看得真切，于是一种“烦闷”便油然而生。1923年，他在《学生杂志》上发表的《消除烦闷与超脱现实》一文正是这种心态的真实写照。他在文中写道：“在我国现在状况之下，谁晓得有多少失望者与悲观者？”而“失望又可以说是烦闷的代名词”，朱光潜进而从理论的角度论述到 “烦闷生于不能调和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当然，一个人如果为理想而奋斗，最后征服了现实环境，一切自然顺遂，烦闷自然化解；但问题是，“许多人起初都发愿要征服环境，何以后来大半为环境征服？”“我也是极端主张和环境奋斗的一个小卒，可是我同时也相信环境是极不容易征服的。”朱光潜这里用了“许多人”及“我”等，他何尝不是看到了这种烦闷心态正是青年人普遍的精神困境？那么克服这种精神困局的出路又在哪里呢？
朱光潜认为，当一个人的“精神能够超脱现实，现实的困难当然不能叫他屈服，因为他还可以在精神界求慰安”。至于摆脱现实的方法，朱光潜列举说：“最普通的要算宗教信仰。”然而，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启蒙洗礼，朱光潜“相信宗教原来是一种自欺”，自然不是理想的超脱之法。而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法是：在“在美术（即艺术——笔者注）中寻慰情剂”。因为在朱光潜看来，“美术”不以实用为目的，不但能引起人的“快感”，更“给心灵以自由活动的机会”；“相信人肯受美术陶冶，世界和人生绝不至于干燥无味。烦闷无形消灭，自然不消说了。”因此，艺术无疑是人们“享受精神上的至乐”、“救济众生”的“福音”。
一年之后朱光潜发表了著名长文《无言之美》。学界普遍认为，该文是朱光潜从事美学研究的开山之作，是朱光潜美学生涯的开始。由此我们不难推断：正是朱光潜努力摆脱政治现实与理想人生冲突的困扰、苦苦地寻找精神上的出路，他才在美学园地里找到了安生立命之所，正如他在《无言之美》里说的：“人力莫可奈何的时候，我们就要暂时超脱现实”，“超脱到哪里去呢？超脱到理想界去。现实界处处有障碍有限制，理想界是天空任鸟飞，极空阔极自由的”，“理想界是有尽美尽善的”。朱光潜接着以坚定的语气说：“美术家的生活就是超现实的生活，美术作品就是帮助我们超脱现实到理想界去求安慰的。”朱光潜最后感叹道：“天上的云霞有多么美丽！风涛虫鸟的声息有多么和谐！”“我也只好引陶渊明的诗回答他说：‘此中有真味，欲辨已忘言！’”
写作此文时，朱光潜已离开那个令他“烦闷”的是非之地——中国公学，来到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教书。当时的春晖中学吸引了后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有影响的一批作家，除朱光潜外，还有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俞平伯、刘大白、陈望道、许杰、匡互生、刘延陵、夏承焘、刘叔琴、张孟闻、刘薰宇、王褀、李次久等，一时间群英荟萃，饮誉五四文坛。这些志趣相投的文人雅士聚首在“四山拥翠，曲水环之。菜花弥望皆黄，间有红墙隐约”的白马湖畔，享受着这里“淳朴”、“平和”的民风，有如置身于桃花源般的“仙境”。如此自然美景正与他们心中追求“纯净、平和、普遍”的审美趣味相契合，也与朱光潜既远离政治的喧嚣，又在精神上接受五四新文学传统的人生诉求相一致。
白马湖派中有很多人后来定居北京，他们在上虞的湖光山色中培养起来的旨趣一定程度上影响了30年代“京派”的审美趣味。其实，京派文学所具有的“纯正”、“平和”、“宽大”、“雍容”、“简洁”、“清淡”、“隽永”的一切特质，在白马湖派文学中都能找到它们的影子。说到底，白马湖—京派一脉继承的正是五四新文学中“人的文学”的传统，他们重情趣、求静穆、不激烈，与五四新文学中另一脉传统——左翼的革命文学传统是相去甚远的。
我们知道，“人的文学”是五四时期文坛主将之一周作人对中国新文学所做的基本定位。周作人又在著名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演讲中明确指出，中国新文学最直接的源流是晚明“性灵”文学传统，他对晚明公安派文学评价说：“我们可作一句总括的批评，便是‘清新流丽’。他们的诗也都巧妙而易懂。他们不在文章里摆架子，不讲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京派文学家大都认同周作人这样的文学主张，并视其为京派的精神领袖。朱光潜在1926年为周作人小品文集《雨天的书》做评论时，以极景仰的语气盛赞周作人能“从容镇静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并说：“作者的心情很清淡闲散，所以文字也十分简洁。”“在现代中国作者中，周先生而外，很难找得第二个人能够做得清淡的小品文字。他究竟是有些年纪的人，还能领略闲中清趣。”
1937年5月，京派文人群落的同仁刊物《文学杂志》创办，杂志主编正是朱光潜。他在发刊词中指出，该杂志所代表的京派文学趣味致力于创办“一种宽大自由而严肃的文艺刊物”，这就是他们“对于现代中国新文艺运动应该负有的使命”。对于文学运动，朱光潜指出：“没有‘艺术良心’，决不会有真正的艺术上的成就。别人的趣味和风格尽管和我们的背道而驰，只要他们的态度诚恳严肃，我们仍应表示相当的敬意。”因此，“我们主张多探险，多尝试，不希望某一种特殊趣味或风格成为‘正统’”。
而对于与文学密切相关的文化思想运动，朱光潜说：“我们相信文化思想方面的深广坚实的基础是新文艺发展所必需的条件”，所以，“我们对于文化思想运动的基本态度，用八个字概括起来，就是‘自由生发，自由讨论’”。朱光潜在此代表京派宣示文学主张和旨趣，其实这些旨趣既集中体现京派的文学理想，也有他们的现实针对性。话锋一转，朱光潜这样写道：“着重文艺与文化思想的密切关系并不一定走到‘文以载道’的窄路。”“在现时的中国文艺界，我们无论是右是左，似乎都已不期而遇地走上这条死路。一方面中国所旧有的‘文以载道’，一个传统观念很奇怪地在一自命为‘前进’作家的手里，换些新奇的花样而安然复活着。文艺据说是‘为大众’、 ‘为革命’、‘为阶级意识’。”朱光潜在这里分明表达出对五四以来迅速兴起的革命工具式的左翼文学的极大反感，这一态度与他在青年时代就对左派革命运动退避三舍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李泽厚曾说，五四时期本来包括文化思想启蒙和政治救亡图存两个“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主题。开始阶段，这两个主题主要体现在新文化运动中；1919年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爆发之后，“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题又一次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先期的文化启蒙运动表现在文学中，就是提倡和践履以个性解放为旨归的“人的文学”。青年朱光潜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向往并参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实践的；但是，在随后而来的阶级、民族解放的大搏斗中，“个体的我”迅速“渺小”起来，并进而“消失”，朱光潜游移了，他选择退回到个人的一隅，沉浸在营造闲适飘逸的美学“希腊小庙”中，尽享“超然物表”、“无所为而为的观赏”的快乐。
这在越来越急迫、也越来越危难的中国历史大环境中，多少显得不合时宜，难怪作为激进无政府主义者的巴金愤激地写道：“在‘一·二八’以后，内忧外患交迫，使我们这民族的运命陷在泥沼里的时候，他却教训青年说，‘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人心之坏，由于‘未能免俗’，……‘俗’无非是缺乏美感的修养”；“去年华北走私闹得最厉害的时候，他又大发议论和青年谈什么敬与不敬的问题，要中国青年去学日本人经过明治神宫前低头行礼的榜样。我不知道以青年导师自居的朱先生要把中国青年引到什么样的象牙塔里去。”
就在朱光潜发表了他的那篇《文学杂志》发刊词之后，左翼作家更是群起而攻之，仅1937年前后，就发表有鲁迅《“题未定”草》（七）、胡风《思想活动的民主性问题——略评朱光潜先生的〈中国思想的危机〉》、巴人《现实主义者的路》、唐弢《美学家的两面》以及张天翼《一个青年上某导师书——关于美学的几个问题》、《某教授致青年导师书——谈“应用上的多元论”》等一系列文章，文字多以辛辣、嬉笑怒骂的语气对朱光潜先前的诸多美学观点来了一次集中清算式的批判。
身为北大教授、美学家的朱光潜，对来自左翼的批评保持着“高贵”的缄默，对于保持文学独立地位和审美品位的理想，他自有一份胜券在握的自信。这也与他早年“以为不问政治就高人一等”那种魏晋风度式的精神追求是一脉相承的，在美学园地里，他一如既往地以一种“慢慢走，欣赏啊”的姿态追求着“人生的艺术化”。
然而，朱光潜并非一成不变，实际上，外部世界的急速变化无时不在朱光潜内心激起或大或小的波澜，真实的他并非表现为只在部分美学著作出现的那样“清虚无为”。李泽厚曾说：“儒道互补是两千年来中国美学思想一条基本线索。”“儒道互补”，又何尝不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精神上的一条基本线索？朱光潜自幼十分喜爱《庄子》《陶渊明集》《世说新语》等经典篇章，因此，“‘超然物表’、‘恬淡自守’、‘清虚无为’，独享静观与玄想乐趣”的人生理想构成了他从事美学的思想底色，也构成了他立志远离政治，独在美学园地里躬耕的理论基础。但更为重要的，自幼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朱光潜，在内心深处仍旧埋藏着一颗儒家思想跳动的心。在国家危难时刻，朱光潜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济世情怀就在不经意中暴露无余。
首先，在抗战期间的1941年，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朱光潜一改原先视“政治”为“俗不可耐”的态度，发表《政与教》一文，旗帜鲜明地将政治与教育、学术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他说：“国家民族兴衰之关键，皆系于政教两端”，“吾人今日所处剧变实为已往所无”，“第一急务必为调整政与教之关系”。朱光潜在这里肯定了政治的重要性，他认为：“一国之权在政而不在教”，而“政”的作用“在治，治之具为制度法律。集民众为社会，有社会必有秩序，无制度法律，则秩序乱，人竞其私而群趋于争。”当然，朱光潜依然重视教育与学术的作用，不过此时他更看重“教”为政治服务的一面，他说：“儒家哲学树吾国二千年来政治之基础”，而孔子的全部学说，“实在以教化为政治之基，以圣哲为国家之元首。‘学而优则仕’‘远则兼济天下’，修身之最后鹄的为治平。孔子毕生所栖栖遑遑者亦惟在施其所学于实际政治。”这些言论与早年朱光潜刻意与政治保持距离的“唯美”心态相比，他的思想转变是明显的。
不久，朱光潜又写下长文《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儒家思想系统的基础》，该文可以算作在抗战期间朱光潜最重要的美育文字。在民族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朱光潜深入阐发儒家礼乐思想的价值，其目的正是要为迎来最后胜利的古老中国绘就一幅适用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国民的道德蓝图，这正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惟新”之意。至此我们看到了一个爱国学者在民族危难之际所显出的那份政治担当。
全民抗战的烽火、植根于内心深处的济世情结、更兼人到中年思想和性情趋于平和与稳重，使得原本厌倦、排斥政治的朱光潜，转而对政治不那么反感、并进而将政治与学术及文化思想等而视之了。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1942年，朱光潜发表了《五四运动的意义和影响》一文，从政治与文化双重角度对五四运动做了较为客观中肯的评价，这也是他在时过23年之后，第一次正面评论五四运动。他在文中首先赞扬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一段”，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作为一场爱国的政治运动，它是“中国民众第一次集体地觉悟到自己的责任，第一次表现共同意志于共同行动，第一次显出民众的伟大力量”。朱光潜接着指出：“五四运动不仅是一种政治运动，尤其重要的，是一种文化运动”，“是思想革命的先声”，因为“五四以后思想界一般动态都远比从前活跃，五四运动促成精神的解放，可以说是一种具体而微的文艺复兴。”
不过对于五四运动的功绩，朱光潜还保留着一份冷静的评判，他认为：“五四运动的影响虽然很广大，但是它不能算有绝对的成功”，具体表现在：“第一，参与运动者热诚有余而沉着不足”，往往“在引起轰动一时的骚动以后”，“没有能酝酿一个健全的中心思想，没有能培养一种有朝气而纯正的学风。”“第二，民众是一种有力的武器但是不宜轻于使用，轻于使用，有自伤的危险。”比如，“五四时代罢课游行的作风后来成为学生运动的范本，有人讥为浮嚣，也未见得是完全出于偏见”。
总之，“五四运动的那种热诚是可令人起敬的”，但是“难免有若干幼稚性”。从某种角度讲，朱光潜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儿，抗战以后，他的学养、心智已到了非常圆熟的程度，于是对五四运动有了一份客观冷静与“虚心反省”。这在当时无论如何是难能可贵的，我们从今天角度看，五四运动多少有些太过急功近利，较少做沉潜扎实、循序渐进的思想文化积累工作，以至于我们民族在20世纪大部分时期面对世界的现代性大潮始终缺少了扬帆远航的坚实文化基础，40年代朱光潜即看到了这一点，不能不令人叹服他的深邃眼光。
诚如朱光潜所言，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具体而微的文艺复兴”运动，朱光潜肯定地说，五四以后，“我们才逐渐有白话文学作品”。1948年初，朱光潜又写下《现代中国文学》一文，第一次全面评价了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他在文中指出，中国现代文学起于民国六年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的白话文运动。朱光潜对此评价道：“胡陈诸人当初站在白话文一方面说话，持论时或不免偏剧，例如把古文学一律说为‘死文字’”“诚不免粗疏；但是，他们的基本主张是对的”，因为“用现代语言表现现代情感思想，使现代一般民众都能了解欣赏，这不但在教育上是一个大便利，在文学上也是一个大进步。”朱光潜认为，白话文运动的意义“恐怕不亚于民主政体的建立”。
朱光潜接着从诗、小说、戏剧三方面分别列举了徐志摩、闻一多、卞之琳、穆旦、冯至、臧克家、鲁迅、沈从文、芦焚、沙汀、茅盾、巴金、丁西林、洪深、李健吾、曹禺、郭沫若等人的文学成就，以及曹靖华、梁实秋、李健吾、徐志摩、朱湘、梁宗岱等人的文学翻译成就。中国新文学的成就自然显著，但是朱光潜以一种老诚持重的态度，用了很大篇幅指出中国新文学的不足：首先，他认为，五四以来文坛上暴露出的弱点是“政治的波动常波及文学”，于是中国新文学常以政治上的左右之分被划分为“自由派文学”和“左翼文学”。朱光潜依然秉承他一贯的主张，比较看轻左翼文学，用略带讥讽的语气评价“左翼作家所号召的是无产阶级文学或普罗文学”，致使“文学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其实“他们也只是有理论而无作品”，“我们看见许多没有作品的‘作家’和许多不沾文学气息的文学集会。”
其次，关于外来接受与本土继承的关系，朱光潜认为，新文学的流弊之一便是“承受西方的传统而忽略中国固有的传统”，朱光潜为此忧虑道：“中国文学接受西方的影响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但是，完全放弃固有的传统，历史会证明这是不聪明的。文学是全民族的生命的表现而生命是逐渐生长的，必有历史的连续性。”“中国过去的文学，尤其在诗方面是可以摆在任何一国文学旁边而无愧色的。难道这长久的光辉的传统就不能发生一点影响，让新文学家们学得一点门径？”基于以上种种评价，朱光潜最终对新文学的总体定位是，中国现代文学“确是在朝一个崭新的方向走”，但“还在萌芽期”。
《中国现代文学》一文与先期发表的《五四运动的意义和影响》可以视为姐妹篇，它们一起构成了朱光潜在1949年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比较系统的看法。从内容上看，朱光潜以上种种评论已褪去了青年时代的偏见，能从社会历史、文化思想、美学、文学多重视角综合起来看待五四运动、新文化及其新文学，从而作出了较为中肯、有历史纵深感的评价。
从以上文字中我们看到，自抗战以来至1948年初，朱光潜对“政治”的态度确有了很大改观，不再将政治等而下之，而是较为客观地指出政治与文化的不可分性，以及政治与文化相得益彰、相互促进的作用。或许中国读书人自古受到儒家“学而优则仕”思想深刻影响，这一时期，美学家朱光潜不但言政而且开始从政了：1941年，他出任三青团中央候补监察委员，次年加入了国民党，1947年又出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虽然这些基本是有职无权的荣誉性职务，却也算有半个身子跻身政界了。不过，这种改变是和缓的、静悄悄地长入式的，此时的朱光潜进退依然自如，态度依然从容，早年的襟怀与性情并未消失，而是与转变后的思想融为一体。
然而，1948年以后，朱光潜的心态却为之大变。是年正值中国面临两个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外部环境的急速变化，令朱光潜表面上维持着学者体面的雍容，依然发表一些美学文章，但内心却陷入了极度的苦闷与焦虑之中。是年他写下了诸多评论政局的文字，如《学潮的事后检讨》《自由分子与民主政治》《从禁舞说到全国性的消遣》《刊物消毒》《挽回人心》《谈群众培养怯懦与凶残》《给不管闲事的人们》《谈行政效率》《给苦闷的青年朋友们》《行宪以后如何？》《立法院与责任内阁》《文学院学生的出路》《为“勘建委会”进一言》《常识看金圆》《谈勤俭建国运动》《国民党的改造》《世界的出路——也就是中国的出路》《鸵鸟埋头的老故事》《谈恐惧心理》等，其数量之多、密度之大、对时事之关注程度，是朱光潜各个时期所绝无仅有的。
中国传统士大夫式的“清高”、早年留学受到了自由主义影响、加之长期对共产党政治革命及左翼文学的不屑，使他在共产党走向胜利的大趋势面前感到“心焦”、“苦闷”和“恐惧”；同时，他对国民党更是越来越失望起来，一反平素平易亲切的态度，用极其犀利的言辞痛斥国民党治下官场的腐败；在迷茫和焦虑之中，朱光潜又对共产党抱有一丝期盼，幻想中国未来能够使英美的资产阶级民主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携手并进”，他说：“目前世界政治的大道至理是民主自由与共产主义结合于改善。这是世界的出路，也就是中国的出路。”
1949年10月，在中国人民迎来翻身解放的时刻，朱光潜却暂时遭遇了一生的低谷：1949年，他因国民党大员身份，接受了8个月的管制，不久又被剥夺了一级教授的待遇。然而，朱光潜到底是在思想文化上始终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他当然也极不情愿就此退出历史舞台而做沈从文式的、身处大时代的隐士，他要“赶上时代与群众”，为此他竭力表示要在人民的政权下努力开始“新生”。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新中国成立后的七八年间，他不断自我检讨，紧跟形势，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为此也写下不少应景趋时的文字并公开发表，比如《从参观西北土地改革认识新中国的伟大》《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澄清对于胡适的看法》《我也在总路线的总计划里面》《百家争鸣，定于一是》《从切身的经验谈百家争鸣》《我们有了标准》《不能先打毒针而后医治》《罗隆基要把知识分子勾引到什么道路上去？》等，直至他自我批判自己先前美学思想的“反动性”，这就等于将自己打入深渊也在所不惜。
已到花甲之年的朱光潜还以极大的毅力自学了俄语，并钻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种种努力，无不表现了一个从旧中国走来、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的知识分子向共产党新政权的拳拳输诚之心。他的自我思想改造获得了来自最高领导层的肯定，1956年以后他被“解放”了，终于可以以一个正面的和主要参与者的形象，投入到“美学大讨论”中来了。他自然要不辜负党的信任，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思想转变：以美学大讨论为契机，朱光潜美学从鼓吹自由和形式感的审美心理学转变为了以“实践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今天我们从当代中国美学史角度看，朱光潜后期美学不乏开创性的真知灼见，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做出了许多基础性的贡献，这是值得肯定的一面。
但是，自1949年以后，朱光潜也在不断用政治意识形态的判语，甚至常常用苏联的教条式标准给自己的美学或诸多西方美学贴上不恰当的政治标签，这又无异于给自己的学术带上了紧箍咒。60年代以后，随着他的政治待遇进一步提高，朱光潜在学术上更加小心谨慎，并自觉地担当起一个官方话语的学术阐释者角色，比如，他在1963年发表的长文《表现主义与反映论两种艺术观的基本分歧——评周谷城先生的“使情成体”说》就是一个好例，在此我们看到了一个已经站到了“人民”立场上、改造好了的旧知识分子是如何判定落伍者的，他是在以这样的方式报答党把他视作“同志”的厚恩吗？
总的来看，朱光潜后期美学不那么纯粹，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一方面，他坚实的中西学养，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原典的深刻把握，使得他在1949年以后的美学论述中仍然显示出常人难以企及的高水平；另一方面，为了政治正确，他在学理探讨上不能畅所欲言、自由发挥，总是要时刻留意来自上面的好恶。因此，当我们通读他在1949年后的著述时，总是感觉似乎缺少了点什么，缺少的是真性情，还是敞开心扉的诚恳？
总之，他青年时代美学文字里的那种灵性和诗意，他中年时期美学文字里的那种深刻与中肯，似乎很少见到了，变得比较循规蹈矩、亦步亦趋，有的地方甚至可以说比较刻板，他仿佛不是在为“我”发声，而是在为“我们”或“时代”代言，个性化的东西少了很多。是否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儒生为积极入世、有所作为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呢？不论怎样评判，事实上，他早年所喜爱的、在《世说新语》里呈现的那种“任个性”的个体自觉，已经消失于无形了。这一现象到了新时期在朱光潜身上有了些许变化，比如他以突破禁区的勇气谈“人性”、“人道主义”、“共同美”和“形象思维”等问题，但终究没有根本性的大改观。
朱光潜早年曾立志“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在朱光潜身上确有超然物表、虚静无为的“出世”理想，但更有兼济天下的“入世”情怀，前者是道家精神风貌的体现，后者是儒家人格修养的表达，但总的来说，“儒家传统思想的基础”在朱光潜身上占据着主导地位。朱光潜身上的这一精神特点其实正是中国古老文化传统中读书人“儒道互补”特点的生动体现。“出世”与“入世”本来就是一对矛盾，如何才能调和、统一起来，对每个儒生来说都是一道令人纠结的难题，何况身处中国二十世纪最大动荡年代的朱光潜，要想做到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其可能性真是微乎其微，这就注定了他一生都处于或大或小的矛盾之中。纵观朱光潜的一生，尽管一直都在看似纯粹的美学园地里耕耘，但他却是一个入世情怀很深的美学家，一生都在不断呼应着时事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光潜的一生更象是一个儒生的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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