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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24日,美国科罗拉多州发生山林大火。一只鹿在逃命。

摄影 /Colorado Springs

今天的世界和今天的我

还能输入140
一篇写给互联网的情书。

BBS往事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腾讯朋友 分享到腾讯微博 作者 /季天琴、唐爱琳(实习记者)插画 /Diana Beltrán Mondino



(本文为完整版,其编辑版本已在《南都周刊》刊登)

这是一篇写给互联网的情书。本文以过去十年致力于公共参与的BBS为蓝本,纪念公民论政氛围和民间维权运动逐渐老去和新生的岁月。

在封闭的环境下,BBS的出现让人们开始了独立的、更符合人性的生活实验。孤独的个体在BBS上找到同道,那些闻名不如见面的朋友们,让你不再孤单,让你想到他们的时候,额头还在冒汗。

网络还在不断自我更新,还在向更远的地方延伸。十多年来,这些同道由无到有,由小到大,始终活跃在互联网上,四处寻找着可以栖身的绿洲。

这个时代,一切流行的东西都会迅速消逝。网络这个初熟的公共政治空间,还在奔跑。不过,回头看看出发的地方,就像在荒烟蔓草的客厅里回忆当年的灯火辉煌。

1.

多年之后,北大物理系93级学生吴涛的不少轶事仍被广为流传。此人高考位列当年湖北探花,只是生活上有点邋遢,穿军装,背小军挎,状似民工。有人目睹了他爸爸送他来燕园时,在32楼水房教他洗衣服,从此大家经常听见水房里他欢快的洗衣声,目击者称,其洗衣流程严格按照其父教诲。

这个其貌不扬的人,最终在网络上横空出世。他至少有几项是创下了北大之最:1996保钓运动中申请游行,由此成为上世纪90年代最先申请游行的北大人,BBS一时为之沸腾,北大、清华、中科院的学生(中国互联网最早在科研院所发展起来,当时上网的主力集中在这三校)纷纷揭竿而起,结果,报名人数远超计划;"抗日"未遂后,他痛定思痛,决定深入了解日本文化,于是狂看日剧,创办了当时在教育网风云一时的"日剧天地"。

1999年9月17日,为了庆祝北大研究生宿舍楼通网,他用自己的个人电脑搭了个BBS,最初的域名以他的ID"lepton"命名,三天后,进站欢迎改为塔、湖、图的画面组合。这个BBS被人称为一塌糊涂(ytht),是"一、塔、湖、图"的谐音。这是对北京大学校园内著名地点的一个概括,即博雅塔、未名湖和北京大学图书馆。

吴涛未能预见到,在关闭之前,ytht讲成为教育网内平均在线人数最多的BBS。他回忆称:我买了一个160M内存的机器,就觉得可以做糊涂一辈子的服务器了。

对于自己在论坛中的定位,吴涛的回答是:就是苦力,写代码的。

糊涂的站务,曾先后就读于清华、北大的史文倜回忆称,论坛的的规矩都是学生网友一起制定出来的,版主、站务都是要竞选上台,有任期,也有监督,搞的有模有样。一塌糊涂的成员如同孩子一样认真地加入网络中的这个民主游戏,论坛内还仿立三权分立的机制,以便对站务和版主也能进行投诉和弹劾。

在宽松的管理形式下,一塌糊涂形成了兼容并蓄的讨论氛围,其sex版是中国BBS上较早开设的性教育性质的版面,motss和lesbian版是国内bbs最早开设的专门谈论同性恋的版面。

史文倜称,在朦胧的理想主义鼓舞下,潺弱的一塌糊涂一直以最大限度的同情包容着各种言论。因此,公民生活、反谣言中心、台海观察、人权研究等得以也成为糊涂众多有特色的版面。

郭玉闪1977年生,福建莆田人,曾就读于北大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生。他回忆称,当日他在北大校园读书时,苦闷无比,彷徨无地。那时的北大三角地贴的最多的是广告帖,讲座倒也不少,可最受欢迎的多半是商业讲座,教人怎么成功发财,怎么成功出国等等。偌大个校园,很难找到多少心意相通的同道。

不过,在北大这类学校里,学生在创造自由生活方面的活力是无与伦比的,根本无需额外的设计与引导。

糊涂著名网友arm曾经用过一个签名档:自从有了一塌糊涂,北大同学的生活就焕然一新了。

有一塌糊涂BBS的那段日子,成了郭玉闪在北大最快乐的一段时光。通过一塌糊涂,他突然发现了许许多多同道。在没有一塌糊涂以前,他们都和他一样,在北大某个角落里孤独地过着苦闷的日子。

2.

1999年11月27日,就在一塌糊涂创办2个月后,关天茶舍在天涯开版,首任版主是为北大青年教师老冷。"关天"二字出自陈寅恪《挽王静安先生》诗:"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

"关天"最初是一群人文知识分子曲高和寡的精英圈子,创办人老冷的思想倾向,使关天一开始就有谈论世运的怀抱,但尚没有有清晰的公共政治的维度。在经过一番更迭,2001年,王怡、朴素出任关天斑竹,为关天带来了飞跃。相对老冷等人北大学者的头衔,这两人更加草根,ID背后的声名也更多地来自于网络。

1973年出生的王怡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学院,曾任教成都大学。王怡回忆,2000年之前,他基本与世隔绝,是网络为他联通了三个世界:国内传媒、海外中文世界、知识界和思想界。

王怡成名于"天涯纵横"。《天涯》杂志的网络论坛"天涯纵横"自2000年下半年先后请来学者著名学者李陀、媒体评论人士吴洪森担任版主,并依托期刊,迅速吸引来大量以往不上网的新老作者,包括寻根文学代表作家之一易大旗(80年代很有名的作家孔捷生)、广东作家钟健夫,江苏法学家刘大生、青年学者摩罗(天涯网名叫"3699")以及新人王怡、雷立刚等。不过,盛宴必散,2001年4月,"天涯纵横"被封,其熟客分化,一部分喜评时政的人聚集到关天茶舍。

由于王怡等人的努力,关天茶舍人气大盛,摩罗、易大旗、李陀、陈村、贺卫方、笑蜀、刘军宁这些学者都成了关天的活跃网友。

媒体评论员、曾在关天茶舍任版主的魏英杰回忆称,911事件中,因《今夜,我是美国人》公开信引起争论,关天茶舍受到海内外关注,影响力迅速扩张。

王怡回顾,在"911事件"引发的大讨论中,当时"网络中国"与"媒体中国"是两个断裂的世界,媒体上见不到任何讨论,关天在一夜之间出现大量讨论贴,对此,关天对所有鼓吹和同情恐怖主义的帖子,强硬的全部标以"黑脸",以春秋笔法进行褒贬。另一方面,版主也坚持不删除任何帖子。几日之内,大批网友涌入关天,关天成为大陆网站中讨论"911事件"最激烈和自由的地方。

这不仅使关天变成了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公共空间,浏览量达到空前的高峰,也使关天向一个新兴的时政论坛转型,"政论"和"时评"成为关天最显赫的文体,这慢慢影响到2001年到2003年出现的网络政论和媒体时评写作的高峰。

3.

王晓渔说:BBS是我的大学。

2000年,现在的知名青年学者王晓渔还是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大学在他眼里更像居委会,那时他的叛逆,还是讨厌教科书上的陈词滥调,并没有清晰的价值观,但是他本能地热爱网络,热爱那种清新、开放。

他回顾说,1990年代是极为沉闷的年代,思想杂志不断停刊,当时香港有个《二十一世纪》,偶尔一见,就被众人当成了武功秘籍。

因此,当他摸到"思想的境界"后,震撼实在太大了。该论坛没有资金也没有门户背景,由南京大学讲师李永刚独立支撑,1999年9月20日创办。当时中文学术论坛仍很稀缺。崔卫平翻译的《哈维尔文集》,成为"思想的境界"第一份独家发布的大作。余英时、王元化、李慎之、袁伟时、高华、许纪霖、邓晓芒、张承志等学院和民间高手都在该网站有个人文集。在学者崔之元的穿针引线下,大量新左派大将也在该站发表他们的力作。

不过,"思想的境界"从生到死,也就走了不到400天。李永刚选择了主动关站,他坦陈:仅以我个人的力量,其实还远不能成就我理想中的宏大事业,于是有焦灼,于是有恐惧。

差不多就在"思想的境界"关闭的同时,"世纪中国"网站于2000年7月横空出世。该站由"北京中青未来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和时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擎主持。凭藉所掌握的学界资源,这里很快就拥有了忠诚的作者和读者群。

世纪沙龙是世纪中国的讨论版,定位于思想界——用许纪霖的话说,"讨论的不是纯学术,也不是纯政治,而是在政治与学术之间,这叫思想界"。

现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的吴冠军曾长期担任"世纪沙龙"版主,他回忆称,世纪之交,网络仍是个开放社会,可以从各个方向走,左中右的论争就是以世纪中国作为平台,所有人物都在论坛上。

同为版主的王晓渔则认为称,当时世纪沙龙在学术圈的影响力,不亚于1980年代的《读书》杂志。

那时,文艺青年王晓渔在寝室里办了三份上网套餐,几乎所有时间都在网上打发。除了"世纪沙龙",他还是"文化先锋"论坛的版主。

"文化先锋"由现任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张闳主持。它一贯宣称以思想、学术为主。朱大可称世纪沙龙使用的话语是主流的"正谕"话语,吸引的是中年知识分子,"世纪沙龙"则吸纳草根电影如周星驰《大话西游》中的反讽元素,吸引更年轻的一批。

朱大可说,反讽是避免直接触碰——我夸奖你,我不直接夸奖你;我骂你,我不直接骂你。张闳介绍,"文化先锋"开创了民间新闻运作的新方式,主要特征就是把政治色情化,把色情政治化,并催生了最早的"标题党"。

朱大可强调,文化先锋得以生存,得益于世纪初宽松的网络环境。那时,上网还是少数人的生活方式,BBS上的网友精英气十足。

作为当时爱国愤青的聚集地,先锋论坛里独特的话语方式影响了一批年轻人,后来的"钱烈宪要发炎"和1984bbs无不是继承了这里的基因。

4.

1996年,互联网刚在中国起步。23岁的姚博有了第一台PC,上面有一个144的猫。当年,低端与高端的快乐,都算奢侈品。在电脑上,姚博看到了远比录象带清晰的A片。后来,他可以轻易搜索到无数的黄色网站,找到的正经网站却寥若晨星。不过,至少他找到了让无数人受益的"思想的境界",还发现了关天茶舍。在网上,他自称"五岳散人"。这个ID后来在网络上下声名鹊起,几乎彻底改变了这个北京胡同青年的人生。

回顾那个年代,魏英杰也感慨:每小时花三块钱(当时网吧上网价格),就可以过上截然不同的人生,哪里找去?

1999年,魏英杰在《南方周末》上读到著名网友、专栏作家王小山的专访,里头介绍了非常神秘的"泡网"。他对自己能否掌握上网这门高科技,实在没有一点把握——那年,中国的上网人数才达800万人。

魏英杰的ID为"孤云",正确的理解是"网络上孤独的云"。

那时,他的人生低谷一谷还比一谷低,失业若干年,还欠下了一屁股债,直至2000年底回到福建乡下老家,当了一名村干部,业余在网上写了些酸不拉叽的文字。

靠着连着一台网络的电脑,他挣脱了父母亲生活一辈子的乡村。2002年,他来到福州,成了一名记者。次年,他又从福州到了上海《东方早报》。2003年初,余杰在关天茶舍发帖,回应关于他文章涉嫌剽窃的质疑,魏英杰就此采访了他本人和朱大可、谢有顺、冉云飞等当事人,做成网络访谈录。此事给朱大可留下不错的印象,于是介绍其到东早评论部工作。在东早创刊号上,评论版"自由谈"栏目第一篇文章发的就是他约王怡写的评论。

魏英杰讲述的并非一个人的命运。1995年,毕业于南京动力专科高等学校的赵静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无锡某饭店的总台先生。3年后,赵静在网上替自己取名"安替"。这是当年他写给女友的小说的角色,安替(anti)的意思就是反对。

他没日没夜地混在网上,以安替的身份游走在关天茶舍、世纪沙龙、中青论坛,并于2000年在西祠社区建立了"锐思评论"版。现在回顾起来,安替还是感慨,"我为网络ID这个身份的建立、努力是那么的强"。这份努力,帮助他离开了无锡,走向省城南京,继而又走向北京。凭籍后来在几家媒体里的任职历练,这个最初厮混在BBS上的小个子江苏人,后来成为哈佛大学尼曼学者。

那时,网络还是个扬名立万的场所。不少人的网名,几年后会比身份证上的名字被更多人所知。2002年9月,《法制日报》记者李勇不甘寂寞,以"十年砍柴"的ID加入了关天茶舍。当时他正碰上人生的瓶颈,年过三十,一事无成,"一个以码字为生的人却要整天写自己看了都作呕的垃圾文字"。手痒之余,他忍不住写了几篇贴上去,第一篇有影响的帖子是《农民进城命若鸡》,描述农民工在城里被歧视、被欺负的状态,彼时孙志刚事件还没有发生,收容遣送正是最恶劣的时期,这篇文章跟帖如云,直至管理员不得不锁帖。

5.

和网络的相遇,改变了不少人的人生轨迹,也让他们看到了别样的风景。

郭玉闪恰逢"一塌糊涂BBS"如日中天之时,最鼎盛的时候网友达30万之众。他很快成为公民生活版块的活跃网民,ID名为"郭大路",这是古龙小说《欢乐英雄》里的一个人物,以赤诚和执拗的侠义情怀著称。

2002年,公民生活版由当时已毕业的北大博士生林猛开版。林回忆,当时他同感在普通新闻版面,真正有价值的文章常被淹没。因此,他想办一个专门的版面,以关注"作为一个公民应该关注的"。

郭玉闪回忆,除了分享信息,一起热烈的讨论着各类话题,聚集在这个版块的人还一起创造出了很多有趣的生活形式。

通过一塌糊涂,郭和几个朋友一起主持,开始搞一个网络之下的沙龙,最早叫柚子party,在北大哲学系女博士黄芸宿舍里定期聚会,每次邀请一位老师或者有故事的学长主讲,其他人边吃柚子边参与讨论。后来人员渐渐增多,就转移到北大静园草坪,改名为草坪沙龙。

郭回忆称,获邀来主讲的师长,分享的主题不是他们的理念,而是他们的人生故事。草坪沙龙的交流前后断断续续搞了有两年,请来主讲的人除了余世存、吴思、王力雄、刘军宁、摩罗、崔卫平等学者,还包括当时的关天名人王怡、陈永苗。陈永苗是福建的一个律师,通过在网络上码字,从而成为"著名青年宪政学者"。

郭回忆,那时摩罗在北大西门旁的草地上席地而坐,真诚地袒露心迹,那时他一度徘徊到自杀边缘,无论如今他的思想变化如何,那会儿他对生死问题的严肃思考仍历历在目;梁晓燕在草坪上分享了她丰富的人生变化,从最早的革命青年,到《走向未来丛书》,到自然之友的创办,到各种NGO活动。

不过,这种在校园内实践的生活形态,没开始多久就受到校方的干预。除了活跃分子被院领导找去谈话之外,每次在草坪沙龙正式开始时间之前半个小时,校方就会安排校工打开静园草坪上的水龙头,开始喷水。

尽管水漫草坪,这些师长的各式各样的人生道路,还是给年轻人提供了一种生活可能性的线索——郭玉闪称,这些非主流生活方式,让他们开始了解或者接受世界的丰富性。

青年作家任晓雯曾以"蚊子"的ID担任"世纪沙龙"的版主。她回忆,当年最大的乐趣是看高手过招。"世纪沙龙"当时有两个ID,Snoopy和Garfield,看得出颇有学养,说话风趣灵动。俩人一唱一和,经常会调皮地挑动一下网友神经。版主们好奇了很久:学术圈哪儿冒出来这么两位亦正亦邪的高人呢?——原来,Snoopy是崔卫平,Garfield是小说家李大卫。

2001年,仍然就读于复旦大学的任晓雯,和王晓渔、张闳等人一起,接受"Snoopy阿姨"在网上的邀请,到北京去玩,在她家一住就是十余天。在北京,他们还一起约见了网友莫之许——这人比较傲气,动不动就在论坛里讲哈耶克,特别喜欢拍板砖。

6.

在一次网友聚会上,安替首次见着莫之许,就大为折服。

ID名为"魔鬼教官"的黄章晋也有类似遭遇。当时莫之许在QQ上主动找他勉慰一番,语气里导师的意味很浓,黄故作谦虚,说,您论坛上文字太过简短,其实我很想看你代表性的文章。于是看到了长文《认识中国的尺度》。黄章晋认认真真花两天时间看完后,一拍大腿:终于碰到了一个真正的青年学者,而且是活的。于是,他投到《华夏时报》当了莫之许的手下,时在2001年7月。

当莫之许应聘为《华夏时报》评论部主任时,尚未在任何新闻单位供职过一天。但是,作为一名网络中的跟帖手,他已经在不少论坛留下过足迹。受命组建评论部后,他立刻就试图从网络中招兵买马。

很快,《华夏时报》评论部成了首个网友办报团伙。除西祠"锐思评论"斑竹安替、中青论坛"麻辣烫"斑竹黄章晋外,《中国》网刊主编时寒冰、万科论坛"思想评论"斑竹秋风、西祠胡同"思想的境界"斑竹柴子文等一干网络活跃人士聚集到了一起,负责《华夏时报》每日两个版面——新闻分析和每日评论,以及社评的撰写和编辑。

匿名社区的论辩风格带到了现实生活中,在成天无休止的讨论乃至争吵中,一篇篇敏锐、鲜活的文章被炮制了出来。莫之许回忆,11年前,新创的《华夏时报》上,因总编的胆识,得以一连四周连续在头版发出社评,抨击收容遣送制度。

莫之许总结,中国开始出现了平面媒体和网络两个不同但又交叉互动的话语空间,无论是内容还是人员,都持续在这两个空间中流动。

网络写手十年砍柴而言,与天涯网友见面、聚会成为生活中很重要的活动,在和同道朋友交往中,他渐渐忘却了所在官媒中人事的龌龊、环境的沉闷。

他回忆,天涯在北京的网友,最喜聚会,关天茶舍的聚会,每次都是吵声震天。他首次参加聚会是在大排档吃烧烤,到场的除了秋风、莫之许、五岳散人、陈永苗等人,还有现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杨支柱、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大军。第二次是在一个咖啡馆,听现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讲湖南农民对抗基层政权的调查。

2003年,张大军从关天茶舍网上论坛开始做网下讲座"公民半月谈",地点在北京三味书屋。十年砍柴记得,北大教授贺卫方主讲那次,其风度、口才、学识吸引了一大帮人从四九城赶来,将会场及外面的过道挤得满满当当。

此风一开,甚是热闹。这一年开始,关天网友在各主要城市纷纷举办网友聚会和读书讲座。出差去成都,十年砍柴见到了活跃在天涯上的"蓉城三杰":冉云飞(网民"敌人韦小宝")、王怡和雷立刚。在杭州,网名为"温克坚"的私营业主何永勤在茅于轼、秦晖等学者的帮助下,于2002年9月建立了一个名叫春蕾行动网的网站,作为探讨各种问题的平台,并希望通过这个网站逐渐形成一种沙龙式的固定见面讨论问题的方式。

那段时间里,风尘仆仆的温克坚南下北上,指东打西,开着别克来上海,坐着硬座去济南,忙着张罗网友聚会。一晃十年,这个浙江人为此贴进了薪水可观的工作、业务兴旺的公司。

7.

在任版主之初,王怡曾就关天茶舍的管理问题申明"欢迎80分贝之内,37摄氏度以下的思想文化讨论与社会批评",37摄氏度以下的意思,就是不要超出体制的腋下温度,做个温和的发言者。

一塌糊涂则启用了吴涛自己开发的关键词过滤系统,这个文件被吴涛命名为1984.c。此外实行版面分级制度,凡有关时政的版面设置watchdog,每过一个小时,就发布一个解锁密码,10分钟如果没人输入密码,版面就自动锁定。

不过,民间并不缺乏反控制的技术,如关键词的转换写法、链接其他网页等。张闳认为,网络一个带有半秘密性质的江湖社会,带有江湖黑话,只要懂得、适应了网络语言,就会进入一个公开社会,对老网友来说,所有的东西都是公开的。

在言论边界上几厘米的拉扯,是政府、网站和网友们之间复杂的博弈。在担任版主一年后,王怡嫌天涯对关天插手过多,愤而辞职。由于没有清晰的界限,也有网友摸到了高压线。2002年,西祠网友"不锈钢老鼠"、北师大学生刘荻因其网上言论被带走,引发各界呼吁,终被免于起诉。

排除个案,网络带来的可能性愈多,空间愈大是个不争的事实。到了2003年——这年被很多人称为民间维权元年。2003年4月,一塌糊涂开设SARS版,那时北京已是谣言满天飞,人心惶惶。SARS版的出现,立即成为了来自各地的网友交换消息的场所。

同月,《南方都市报》首先报道了大学毕业生孙志刚在广州因无暂住证被收容致死一案。公民生活版也顺势在5月初推出了"由孙志刚之死看暂住证制度"在线论坛,发言者正是在十天后上书人大请求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而一举成名的北大三博士许志永、滕彪、俞江。

这也给一塌糊涂带来了压力。5月4日,站务发布公告,称由于公民生活和三角地"没有做到坚持团结稳定鼓劲",因此决定暂时只读上述两版。这次事件后,糊涂设立了观察员这一职务,观察员有直接删除敏感版面文章的权力。

这并未能阻止活跃的网友。当年岁末,许志永出面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在公民生活版发表了竞选宣言。版上还邀请了清华大学谢岳来、中国政法大学姚遥等参选人讲了他们自身的参选经历。

郭玉闪称,这些经历,构成了他们生命中的底色。2003年,他与许志永开始创建以个案维权为主的公民组织"阳光宪政"(后来改为公盟),也与记者王克勤一起,调查了出租车业的垄断现象。

这一年,在关天茶舍,对孙志刚案、湖南教师黄静裸死案、乙肝歧视案等一系列维权事件的广泛讨论和介入,也使关天的"公民论政"的倾向达到一个高峰。

在"世纪沙龙"上,卢雪松停课事件、王天成告周叶中抄袭案、北大人事改革事件、贺卫方停招硕士生、声援《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等事件相继成为热点。版主吴冠军回忆称,那两三年,以思想界为范围,世纪中国是当之无愧的公共平台。

8.

"一塌糊涂"以网络中的言论特区而出名。不过,糊涂站务、清华大学毕业生杨帆则认为,当年,这样的"赞誉"反而容易惹祸上身。

杨认为,和今天的微博一样,只有商业机器才能承担得起作为言论阵地的代价。作为完全民间性质的BBS,糊涂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版面进行24小时不停歇的管理。

2004年8月14日,三角地版面出现ID为"zhongjiwei"(为"中纪委"拼音)发表的《辟谣声明》,称糊涂刊登的《28省市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党政获评满意不足二成》一文纯属谣言。

在杨帆看来,中纪委事件充其量只是一根导火索,连帖子的真实度都很值得商榷。 他认为关站是个必然,"他们终究会来,早一天或晚一天的区别而已。"

5天后,糊涂站务组发布公告称,"我们目前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对政治类版面的整顿",整顿期间,糊涂只读了三角地的大部分版面以及学术区的公民生活、人权研究两版。

2004年9月13日下午2点,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在保利大厦二楼会议室宣布关闭一塌糊涂BBS,糊涂在京站务和系统维护到场。这天,离一塌糊涂五周岁的生日只有4天。

3天后,贺卫方首先发出抗议的声音,他的《就"一塌糊涂"网站关站事致北大校长书》在网络上流传。9月19日,仍有不少网友坚持出席了在静园草坪的五周年版聚。这天,草坪上的水龙头全都打开。北大毕业生、网友"被打飞"发现了一个规律——那天站出来发言的,全部都上过公民生活版。

2005年3月16日,已有10年历史的BBS水木清华站由开放型转为校内型,实行实名制,限制校外IP访问。几乎与此同时,几大高校BBS都相继转为校内型。4月14日,水木服务器被校方强行接管。19日,全体站务和151名版主集体辞职。此前的3月17日南京大学小百合BBS站务组已宣布解散。

魏英杰也回忆称,他任关天的版主,有关方面也直接了解情况,电话"约谈"。天涯社区在这种压力下,常常无法自主规划和管理论坛。在这其中,大约于2004年开始的审帖制和管理员负责制对关天茶舍伤害最大。这使得关天元气大伤,失去了思想锐气和必要的言论平衡。

这也导致版主在夹缝中求自由。2006年初,出于对审帖制的反抗,青年时评人羽戈辞去关天版主一职,写下的理由只有五个字:老子不干了。这是《鹿鼎记》最后一章韦小宝的话,皇帝让他干掉天地会,天地会让他干掉皇帝,如此两难,让聪明伶俐的韦香主痛苦无比。最终,他不做抉择,一走了之。

同年3月15日,世纪沙龙发布公告,实施预先审帖制。不过,这并未能令网站躲过关站的命运。4个月后,因拒绝自行关闭,"世纪中国"被强行关闭。时间是2006年7月26日晚7点20分左右。

在临别赠言中,网站主编称:在六年之中,虽然我们历经无数外人所不知的艰辛困苦,我们学习在坚持中妥协,在妥协中坚持,曾渡过了许多危机的关头。但今天,仍然劫数难逃。

尽管如此,赠言还是以乐观地告诉读者,"让我们活下去,并怀着希望——祈愿一个美好而文明的未来!"

9.

2003年7月,"文化先锋治丧委员会"发布公告称,因患喉疾,文化先锋网经各方人士奔走抢救无效,不幸去世,终年2岁零4个月。

这是文化先锋成为"开关厂"的起点,此后,它又开、关多次。朱大可称:我们是在乎网站生命的,我们也知道基本底线在什么地方,正是因为知道这种底线,才使得文化先锋得以延续六年多,虽然论坛关的时间比开的时间还长。

文化先锋被关后,版主"钱烈宪"无用武之地,只好自己开个博客,满足自己每天扫论坛的爱好。钱烈宪本名徐来,2001年前后,他跑到上海跟着朱大可和张闳蹭饭、蹭课时,还是扬州大学中文系大三学生。张闳对"钱烈宪"这个名字很欣赏,说是正对应了民间顺口溜:小会不发言,大会不发言,前列腺发炎。工作不突出,成绩不突出,腰椎间盘突出。

2005年始,钱烈宪先后在SOHO小报、牛博网开设博客"钱烈宪要发言",以"内部交流,供造谣用"为口号,以嬉笑怒骂的形式涉及尖锐话题,日均访问量达13万次,直至其2009年在北京单向街书店遇刺后才关博。

另一名提出要向文化先锋致敬的是1984bbs创办人"张书记"。在1984bbs多达30余名的顾问团名单里,朱大可名列首位。莫之许、黄章晋、张闳、安替、十年砍柴、温克坚、王小渔、崔卫平等人也尽列其中。

张书记原名张健男,1983年生,当他混迹BBS的时候,还是燕山大学法律系的学生。他回忆,文化先锋独特的话语方式,让他认识到这是个喜剧时代。在那里,他还看到了高氏兄弟等先锋艺术家的作品,领会到隐讳批判的精神。

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一家公司,张健男得到了一份网站内容编辑的工作。此后他还陆续参加了几个网站的交互项目。他称,时间一长,发现内容审查是用户体验的敌人,于是,在工作以外,他在想还能做些什么。

2008年8月,"热衷于八卦事业的兴趣小组"1984bbs上线,服务器在海外。张介绍,1984这个名字,是为了向奥威尔那本著名小说《1984》致敬。在其首页上,1984bbs还醒目地贴出对话规则:对话的目的是寻求真理,不是为了斗争;不做人身攻击;保持主题;辩论时要用证据;要分清对话与只准自己讲话的区别;尽量理解对方。这取自于张在网上看到的哈维尔《对话守则》。

1984bbs是封闭型同人社区,用户须向张健男发邮件申请邀请码,邮件中须有200字以上的自我介绍。张由此收到一万多份邮件。回想起来,张感慨:多数人的个人介绍,写得极为真诚和殷切,堪比入党申请书。

有个政府公务员在邮件中称,"自从3年前我上网到现在,我发现了另一个世界,开始思考以前没有思考过的问题......我们将给下一代留下什么?为了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为了心中的理想,请求加入群,给我一双更明亮的眼睛。"

10.

张健男介绍,1984bbs以尺度取胜,这是网络防火墙内可访问的"最自由"的中文网络互动平台之一,它尽其所能的让公民享有知情权和表达权。

不过,作为站长,他本人却倍感压力。2010年6月,在一篇名为《旧初衷与新承诺》的告白中,他代表1984bbs承诺在对个人观点表达将尽可能保持原态的情况下,将取消"发布线下活动"功能,对相关内容进行必要的删除处理。

4个月后,即当年10月12日,张健男发出永久关站声明:在一起的好时光会留在记忆里,若干年后你还能想起,曾有这样一个地方让你既有勇气表达自己的真实所想,又能找到现实生活中无法找到的思想知己。

现在,他已经不敢相信自己还能写出这么优美的文字了,他说:恐惧能创造诗人。关站以后,他拒绝了去媒体的机会,而是去一红酒网站"木桶网"担任了产品总监。经历了这一切,他知道他怕什么了。

目前,他以"张淑姬"的身份潜水在微博上。经过一番观察后,他得出结论:微博现在的尺度和1984bbs差不多嘛。

在安替看来,这些都是言论市场的尝试,因为越敏感,越容易繁荣,"很多人都为了这样的繁荣,为了让自己更受关注,都在推这个东西,所以微博上可以看到BBS的影子。"

作为顾问,安替称自己从未登录过1984bbs,做顾问也只是为了"道义支持"。他称:BBS时代对我来说已经过去了,我肯定不会再介入BBS了,那个模式是我们在1999年用的,我不可能在2010年的时候还接受这样的模式。

与此对应的是,博客、微博等新型网络交流方式的出现,不断压缩着BBS的用户。2011年11月,复旦大学BBS日月光华宣布准备着手关闭66个乏人问津的版面。此外,水木清华、上海交大的饮水思源等BBS也都面临着人数缩减的局面。

不过,安替还是认为,作为互联网最初的网络形态,BBS时代确实留下了不少精神遗产,"没有BBS你不知道自己能管理自己,有了这个东西,你才知道你可以管你自己。越是没有权威介入,你管理得越好;有权威的介入,反而越要出问题。"

许纪霖则把BBS看做一个实验,一个模拟民主的实验,"世纪沙龙强调多元、宽松的理念,让不同声音都能发出来,不过我们发现,民主真累"。

他强调说:真的很累。不过,他还是感谢BBS对他的洗礼,让他不至于那么脆弱,如今在微博上看到扫场子的人,他也就"淡然一笑"。

在青年时评人羽戈看来,博客与微博一方面刺激了BBS的衰落,一面却接过了关天等BBS的宏大使命。

王晓渔持类似观点。他认为,每一种的技术形式出现之后,都会重演很多思想问题,以"韩三篇为"例(2011年末,青年作家韩寒在自己博客上发表了《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文,从而在微博引起轩然大波),其实对于民主和民众素质的关系,在BBS时代就吵过很多次。

在他看来,这是历史的必修课。这些讨论看似重复,但是受众对象并不重复,十年前,是当时的20岁青年在讨论,再过十年,又是新的20岁青年在讨论。

"每个年龄段都要进入重新建造知识体系的阶段。基数在变化,重复是有价值的。"他说。

采访杀人犯,并写出《冷血》这样的非虚构经典的秘诀之一是:一勺一勺地给杀人饭佩里喂粥吃。

卡波特从前门出来,佩里走了后门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腾讯朋友 分享到腾讯微博 作者 /张楚来源 /文艺报插画 /Diana Beltrán



(原标题为:《杜鲁门·卡波特和佩里·史密斯——<冷血>侧读笔记》)

1959冬天,当杜鲁门·卡波特在《纽约时报》读到堪萨斯州那起关于命案的新闻报道时,犹如一条猎狗机敏地闻到了猎物诱人的气息。他立即给《纽约客》的老总打电话,用他惯有的尖锐声音说,他要去采访这个案件。对方问他何时出发。他说,就在今天晚上。他的舌头底下似乎老是含着一块糖,或者说,他的舌头让他的发音听起来怪异、刺耳,让人总是不由自主地绷紧神经。

前往堪萨斯州调查案件之前,卡波特已经是美国很有名的作家。他出版了《别的声音,别的房间》和《蒂凡尼的早餐》。尤其是《蒂凡尼的早餐》,出版不久就被搬上荧幕,经由奥黛丽·赫本和乔治·派伯的完美演绎,成为世界电影史上不朽的经典。卡波特也被称为"战后一代最完美的作家"。他不但是作家,还是著名的编剧,《战胜恶魔》就是他的得意之作。他跟玛丽莲·梦露关系很好,敢当面讽刺她把两幅世界名画挂倒了,还经常跟伊丽莎白·泰勒去喝下午茶。

当然,这也是个极度自恋的作家。1957年一名女记者问他有什么怪癖,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从不给某些人打电话,因为他们的电话号码加起来是一个不吉利的数字,有时我不会住某个宾馆的房间,原因同上。我看不得黄玫瑰——说来令人伤心,因为黄玫瑰是我最喜欢的花。我不允许同一个烟灰缸里摆着三根烟把儿。不跟两个修女乘飞机旅行。不喜欢在星期五结束或者开始一件事。我不能做以及不喜欢的事情简直无穷无尽。不过,我在遵从这些原始理念的过程中同时也获得了某些奇异的安慰。"

我买过他的《别的声音,别的房间》和《蒂凡尼的早餐》,只是随手扔在书柜里,从来没有翻看过。我不喜欢极度自恋、自以为是的作家,当然,这都是我在阅读《冷血》之前的主观看法。那个晚上,卡波特和他小时候的邻居、女作家哈珀·李(《杀死一只知更鸟》的作者)一起前往堪萨斯州。用卡波特的话说,他邀请她来,是想让她当他的"研究助理和私人保镖"。卡波特长得柔弱,个子不足1.54米,而哈珀·李比他还高,脸部线条僵硬,目光坚毅,比他更像个男人。在火车上,他私下付钱给火车上的黑人乘务员,教他说文质彬彬的句子,当着哈珀·李的面赞美自己,可是哈珀·李当场戳穿了他,说:"你付钱给他了。"他得意地狂笑起来。无疑他清楚,她和他一样了解他自己。

他们的调查其实没有受到多大阻碍。探长的老婆是卡波特的读者,他的一本新书足以让这个喜欢阅读的小镇家庭主妇觉得认识他是多么荣耀、骄傲的事情。第一次见到嫌疑犯之一佩里·史密斯时,卡波特有些惊讶。坐着时,佩里·史密斯看起来好像比常人魁梧,但是当他站起来时,不会比一个12岁大的孩子高多少,两条摇摇晃晃的短腿似乎不足以支撑成年人的身躯,用卡波特的话形容,就是"已过盛年,肌肉松弛"。他跟卡波特要阿司匹林。他的腿骑摩托车时受过伤,总是疼痛。他的习惯是把阿司匹林放进嘴里干嚼,他喜欢这种味道。卡波特把自己的书送给他,他说,卡波特封面上的照片不够庄重。佩里是个羞涩的人,他的梦想是沿着海岸线潜水寻找宝藏,可是他一次也没下过水,原因只是担心他的伤腿让别人感到恶心。

身负四条性命,佩里·史密斯和他的同伙很快被大众陪审团判为死刑。这时,佩里开始绝食。卡波特给佩里找律师,并且花钱买通监狱长,亲自去监狱里照顾佩里,一勺一勺地喂佩里粥吃。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一方面,这个名叫佩里的囚犯毫无疑问就是座金矿,如果能挖出他身上的宝藏,那么,卡波特将开创一种全新的写作方式,并写出一本精彩到让人无法呼吸的非虚构小说,这点,我想是最吸引他的;另外一方面,这个小个子囚犯身上自有迷人之处,他喜欢诗歌,能唱大概200多首圣诗和情歌。佩里还是个字典迷,十分喜爱那些晦涩生僻的字眼,自从在堪萨斯州监狱和迪克同处一室以来,他就一直尝试提高迪克的语法水平,扩展词汇量……我相信当时卡波特的心态是柔软的、复杂的,这除了跟写作有关,还与自己无法克制的情感有关。

是的,关乎情感。卡波特从小就被不断遗弃。他的母亲是一个"少女妈妈",17岁生下他后,把他寄养到阿拉巴马州的亲戚家,直到9岁才把他接到纽约抚养。小时候,她曾带他到不同的新城镇,把他锁在旅馆房间,去跟男人约会。卡波特的童年是残缺的、阴冷、黑暗的(也许每个天才作家都有一个黑暗童年?)。而佩里呢?佩里的父亲在他小时候贩卖私酒时,母亲开始酗酒,并跟水手私通。后来,母亲带他到了旧金山,最后被酒呛死。因为离家出走和盗窃,佩里多次被关进教养院。在佩里面前,卡波特看到了另外的一个自己。尽管他们没有血缘关系,可是,相似的童年经历,让卡波特对佩里生出一种超出友谊之外的同情和爱怜。

卡波特想看佩里的日记,他想知道佩里内心的秘密。他说:"如果不了解你而写书,全世界都会把你看成一个怪物,直到永远——我不想那样。"他说话的方式很坦率,却很管用:佩里一方面渴望一个可以倾诉内心秘密的人,另一方面,他幻想着卡波特的书出版后,极有可能会挽救他的性命。让卡波特像一名医生解剖尸体一样解剖自己的灵魂,不是件让佩里感到羞耻的事。

卡波特写完前三章后,被出版人怂恿,开了一个盛大的朗读会。朗读会很成功,人人都知道卡波特正在写一本叫《冷血》的书,而且将是一本非同凡响的书。在写书期间,他没再联系佩里。佩里倒是托哈珀·李给他送过一封信,信里是那种亲人怀念亲人的情感。卡波特在犹豫,关于那晚惨绝人寰的杀人场景,佩里一直拒绝跟他讲述,而这一过程,无疑将是整部作品最震撼人心、最扣人心弦的一幕。最后卡波特如何打开佩里的心弦已无从考证,反正,卡波特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那么,佩里到底为何残杀四人呢?威利牧师曾经给佩里写信说:"为什么看到别人幸福或满足,你就会毫无道理地发怒?为什么你对人类的蔑视以及伤害他们的欲望越来越强?你厌恶他们,因为他们的道德、他们的幸福正是你挫败和愤怒的来源。这正是你内心可怕的敌人,有一天会像子弹一样具有毁灭性。"

在阅读《冷血》的过程中,我时时感到一种非常得体的节制——在描写佩里短暂而复杂的人生旅程时,卡波特笔端时不时流露出些许私人情愫,甚至有时你能感到那情感如此庞大汹涌,可每至关键,卡波特都能用堤岸把那汹涌的河水堵住。我想,像卡波特那么感性的人,做到这点委实不易。比如在描写佩里和同伙迪克入狱后,佩里企图越狱时,曾向外面扔过一张求救字条,字条最后一句是:"迪克怎么办?所有的策划必须包括他在内。"这样看来,佩里还是讲"义气"的,没有忘掉伙伴迪克。相反,迪克呢?卡波特是这样描写的:"如果越狱成功,迪克打算去重温旧梦:前往科罗拉多的深山里,到那里找间小屋藏到春天。(当然是单独行动,他才不考虑佩里的前途呢)"在这里,卡波特对两个犯罪嫌疑人的态度微妙地表露出来。在卡波特的内心,相对策划者迪克来讲,佩里的人格反而更健全,也更富诗意。

4年后,卡波特的书还没写完。这时最高法院判处佩里死刑。卡波特是矛盾的。他对求救的佩里说:"对不起,我竭尽所能,可是找不到律师。"事实是,卡波特已心力憔悴,而且对写作的"私心"占了上风,他盼望着这个案件早早有个结果,他好早早把他那部辉煌的作品写完。如果佩里没有被判处死刑,他的书也就不成立了——这是一个多么艰难的心灵选择。

1965年4月14日,佩里和迪克被绞死当天,卡波特应佩里的请求去了现场。他眼睁睁看着佩里被套上头套吊死。1966年,卡波特的《冷血》出版并在全美国造成轰动。它创造了一种崭新的纪实文体,即"非虚构小说",它既具有可读性,又具文学价值;同时也成了涉及犯罪心理学、美国中西部心脏地带的民风民情等多方面的经典。

哈珀·李曾问过卡波特:"你爱上佩里了吗?"卡波特犹豫了片刻后回答:"我们像同一间屋子里长大的孩子,只不过我从前门出来,他走了后门。"是的,他们那么像,连怪癖都如出一辙:佩里非常迷信——他的禁忌包括数字15、红头发、白花、横穿马路的牧师或梦里出现的蛇。

佩里死后,卡波特连一本书都没有写出来,哈珀·李也一样。卡波特曾经构想自己的另一部巨著是刻画上流社会的荒淫生活,却因一篇暴露名人隐私的短篇让评论家失望,也从此被纽约名流圈除名。1984年8月25日,卡波特因用药过度猝死于女性友人家中。我不知道他合上双眼的瞬间,有没有看到佩里在虚无的黑暗中向他招手。而哈珀·李一直都是单身。她童年时的玩伴杜鲁门·卡波特所经历过的坎坷或许成了她不可抹杀的梦魇。她曾经给《奥普拉》杂志写了封信,信中这样写道:"在一个盛产手提电脑、iPod和思想就像空荡荡的房子一样的繁华社会里,我依然与我的书本迈着缓慢的脚步前行。"我想她说的不仅包括她自己,也包括杜鲁门·卡波特。

这六年多里学校无数次开会、布置工作,没一次真实地倡导大学精神、学术自由、坚持学者良心、敢于批评政府、担待社会责任。

怀童心的孩子回家了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徐斌的告别演说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腾讯朋友 分享到腾讯微博 作者 /徐斌插画 /Diana Beltrán



这是我最后一次以院长身份讲话,也是告别辞。本届人文学院的管理团队任满三年,履行了该做的工作,维系了人文学院教学、科研的正常运转,教工、学生人人平安,这便足以令人欣慰。至于体制所看重的各种业绩、评价,皆过眼云烟,不值得多提了。如果说,这几年里有什么没干好的事,无论是校方有看法,还是教师学生有意见,都由我来承担了。就各位对我这个自由主义分子的海涵,亦心存温暖。

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常规换届的结果,竟是上届管理团队的全军覆没,尽管原因各不相同。本人"老卖年糕",鲍伟轮岗,两位副院长抱着深深的人文情怀回到自己所眷恋的专业中。不过看透了,这也是好事,不经意间摆脱了所谓"新老结合,以老带新"的陈腐套路,新院长、书记可以轻装上阵,独立思考。

六年半讲了无数次话,多是随意发挥,也没什么主题,这最后一次,我想了个题目:《怀童心的孩子回家吧》。

此次卸任,也是我自1970年元月参加工作历40年之后,从体制退出,虽然还要教几年书,但从内心里是抛开体制了。

这一段讲讲我为什么不愿意续聘连任院长了。

我这辈人,不幸中也有幸,生活于文化大颠覆又艰难重建的时代,经历、看到了寻常时代所无以体会的东西。这时就想做点学问上的事,于是去考大学。听课时又发现高校教师的所讲所做似为"体制化"宣传工具,说来说去离不开个唯物主义、阶级斗争,令人失望。此刻幸而又幸的是,我的导师王先生是一位守望民国学术风格的老学究,在他的鼓励下,我读书的范围主要是文献和**学者的著作,陈寅恪、钱穆等,研究生的课程又让我认识并喜欢上了玄学的率真、自由与逍遥。

但还有个话在我的命运中起作用:时势比人强,人算不如天算。时代变迁中,大潮也会席卷你。改革开放如火如荼,打开了国家的封闭状态,一线生机让所有中国知识分子兴奋,看到希望于其中,我也不例外。研究生毕业后我选择了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投身于温州现象调查、个私经济研究,为艰难起步的民营经济张目。1988年写了"温州社会二元结构的社会学思考",入选中央"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研讨会",算是个国家奖。

到1992年,《学习与思考》主编要退休,社科院领导让我接任。他们说: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了,思想又解放了。结果还是任命了。当场我就想起杨绛在钱钟书被任命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后的一句话,说钟书"被人捉将官里去也"。好在我内心未将此职当作什么官,主编也和我当这个院长一样,无非是个做事情的平台而已。并且,我的理念很清楚,在体制内掌管一块地盘,一不当体制的工具,为之增添什么政绩,不在乎领导评价;二不为个人经营体制里的名、利、官;三从自已的良心和是非出发,自觉抵制、消解体制中的假大空痼疾。

当时《学习与思考》是省级理论刊物,省委领导、军队将领经常在上面发文章,被看成是认识、接近高层领导的最佳位置之一,不少人为我支招。我呢,则反其道而行,要办讲点真话、有文化品味,尽量减少假大空的刊物。一段时间后,这些领导逐步出局,代之以王元化、杜维明、成中英等。那阵的形势似乎还能往前走,我也不甘心就此止步,于是将刊物名更为《观察与思考》,并设计、推出了具有鲜明写真与批判色彩的系列主题:被接待的中国人、吸烟的中国人等等。浙江新闻界一片惊呼。要离开《观察与思考》时,不少人劝,多好的位置,风光自在,可进可退。但我的理想是办讲真话的刊物,如实现不了,当作升官发财的跳板,吾不为也。

2002年,我来到浙江工商大学。先在杂志社干着。两年中,完成了从记者到学者的转换,《王充传》完成。

2004年人文学院成立,校领导动员我当院长。当时我做杂志社社长挺顺手,又有时间搞研究,不想动。校领导说,你干嘛要看一辈子稿子,多一些人生经历,感受一番中国高校主流的东西不好吗?再说,上点课多看看坐在前排的女生,精神会一振呢。我只好笑着应了。干了一届,有些事只做了一半,于是接着第二届。实际上我在连任后一年多就知道自己不适合这个行政职位了,2009年初即向学校提出另请高明,也帮着联系过接班的人选。

为什么不适应?我置身其中,越卷越深,深感高校行政化、权力化日趋严重,尤其在本科教学评估中的作为,公然全体造假,已丧失了最起码的大学精神。近年盛行的数字化考评、高校排名,让各级像疯了一样抓项目、课题、报奖、报点、基地之类,上级考什么,下边就干什么,行政权肆无忌惮地侵害教育权和学术权,搅得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如果有人问我,六年多来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我说,一是没有精力认真考虑真正的教学和科研事宜,只是穷于应付上级下达的各项冠冕堂皇的所谓"创新强校"的指标;二是高校中违背常识的行为,甚至造假的勾当居然大行其道。可以说,这六年多里学校无数次开会、布置工作,没一次真实地倡导大学精神、学术自由、坚持学者良心、敢于批评政府、担待社会责任。口头上虽讲过几次大学精神,但只是招牌,实处要大家去做的净是如何讨好ZF、送礼攻关,争项目、要课题。这是大学境界、大学气度吗?在文明国家这可是学界大忌,学者须与政府保持距离。我想到斯诺夫人90年代的一次来访。中国政府看她生活比较艰难,欲以演讲费等形式给点资助,亦算是对斯诺过去帮助中国革命的感谢。斯诺夫人谢绝了。她说:斯诺和我在世界上讲的话,之所以有人相信,全因他们认定我们和政府没有利益关系,所言所论皆出自我们的独立观察。如果我拿了钱,今后没人再信我们的话了,连以前说的也都不信。现在中国大学的领导和学者存有这样的观念与意识吗?不仅想方设法向政府讨钱,要钱的时候甚至可以送礼行贿,不择手段。这一切,都顶着个堂而皇之的名义:为了学校做大做强!功利高于一切,良心和是非一钱不值。这正常吗?

校内部门的领导们在一起的话题,说来说去老这么几条:怎样贯彻学校的考评指标,设计个方案逼下边竭尽全力;强调本部门如何重要,希望领导格外关照;本部门的考评在学校里排了个第几、什么挡次;如何通过搞关系、走门子达到了目的;大家相互之间多关照,你这次帮我,我下次帮你……古人讲求劝人以德,此间流行的皆是劝人以"利"。我看清了,如今大学里就是丘八文化加农民文化,再添个所谓的"量化管理",行事的根据只有一条"有奶便是娘",说好听点是谓"谋食不谋道"。权力在这一领域中为所欲为,这不仅在世界上,就是在中国的各个行业里,都算问题最大的。因此,近些年社会上对教育尤其是对高等教育的批评一浪高过一浪,可以说已失去人们的信任。

今天上午听学校一位老师说,网上评"十大缺德"行业,教育"居首"。我听后并不感到惊呀。最近我去东北讲学,一路碰到各色人等,说起现今中国的教授、学者,普遍的反映都是不值得尊敬,水平不怎样又不敢讲真话,为了钱可以昧良心。最能说明教育危机的莫过于此种现象:现在的有钱有势者,都想方设法将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包括教育部的领导和诸多大学校长的孩子,自己办的教育自己瞧得上吗?学者这副"权力附庸"、给点钱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德行,其实当官的打心眼里也瞧不起,不当你一回事儿。我亲历过一件事,2006年吧,搞过一次什么"保鲜"活动,当时一位省委副书记到中国美院检查。有位老师正在创作,说搞不懂,不予理睬。该副书记大为光火,对美院的"保鲜"活动严厉批评,推迟验收。我们学校传达此事时,居然以本校得以顺利通过而庆幸,对美院还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上世纪五十年代,彭真去协和医院拜访林巧稚,林正在给患者看病,表示不便见,彭真因此而更加敬重林巧稚。不要说跟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比气质了,生活在五十年前的林巧稚,也足令我们汗颜,不自重,又何以能让别人尊重。

在这种体制中,我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矛盾。我无法象大部分所谓学者型领导那样,一边不痛不痒地批评体制,一边又利用体制大捞好处。那些捞好处的套路我不是不清楚,无非利用手中资源,请掌握项目的官员、高级别刊物的主编、学界评委等来讲学,变相用公款行贿。逢年过节再去孝敬送礼。然后就可以在为学校、学院作贡献的名义下拿课题、发文章、得奖项,慢慢自己也就成了名家、评委。这些年我要干此类事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相关的利益链也铺到过我面前,但我不屑为之。我的道德底线不许可,这些既然是我批评的事情,就决不随波逐流。

中国最大的问题,也是很多知识分子的通病即说与做的分离,人格的两面性,甚至到了不自觉的地步。慷慨激昂的体制弊端批判者,行为的目的不是改造体制,而是一转身也参预其中去分一杯羹,连半点内疚也没有。这不是乡愿是什么?

我选择了批判的态度,行动上便不会另行一套。2006年本科教育评估,大家无不反感,但学校要求评估组进场时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那天我是整个礼堂中惟一不起立、不鼓掌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假、这样贱?反感或反对,为什么不敢公开表达。2008年学校搞所谓"加速发展"的改革方案,小组讨论时我发表了不同意见,蒋书记要我大会上讲讲,我便在大会上坦言:如今之大学是"谋食不谋道"。2009年底续签增长20%的责任书时,我曾打算拒签,因此而下台也无所谓。为此找过蒋书记。蒋书记做工作说,你不签,这件事就僵住了,反正年内要搞"三定"方案,到时会调整的。这样我才勉强签约。去年初学校开党代会,小组讨论有校领导参加,我本不想发言,大家一定要我讲几句,我便说,"一所大学设有党委,还要开党代会,这是人们习惯了的现实,但这是真正的大学之道吗?世界上还存在此种体制的恐怕也只有朝鲜、古巴了吧。没听说世界上哪所一流大学是在党委领导下成功的,也没听说哪个党委办出过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中国大学改革的方向和出路在于与世界大学接轨,若不行,哪怕学学民国时的北大和西南联大也好,总在现行体制框架里折腾是没有希望的,所谓"钱学森之问"即这个意思。我不想发言,就是对当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讨论不感兴趣。党代会后接着开教学工作会,吃饭时我坐在蒋书记边上想说个事,看到一拨一拨的中层干部来祝贺蒋书记当选,言辞阿谀,全是官场文化。我说不出口,坐至终席不发一言。近些年里,无论省领导还是学校领导的报告,我极少参加,不是摆谱,实在是听不下去那些假大空的言语,坐不住。我任职期间向学校的建言,都不在所谓搞指标的"强校"方面,粗想大约有这样几条:引进人才的政策要适当灵活、宽松,否则难以操作白费劲;认真履行低碳节能,消灭长明灯、跑冒滴漏;撤掉学校的驻京办事处。对以上言行,有人说我敢直言、有见识,其实在我心里,只是遵循常识而已。目前中国高校所犯的毛病,多在常识以下。

  在对待体制的业绩、考评等事情上,限于我个人的好办,不当会事罢了。近年来我从不报奖、争什么带头人、入什么人才工程、第几层次啥啥的……每回报奖都有人劝我,包括学校领导、好友、同事,职能部门还表示愿意代为填表。我感谢他们,但依然故我,解释的理由也简单:一是本人的成果水平低,够不着,白折腾;二是生性怕花时间填表,有功夫更愿意去打球或漫步西湖,感受点令人愉快的事。当然,我对报奖和获奖的老师,也表示尊重。大学的老师们不需要同质化,有差别,价值多元是好事。

但关系到部门工作和集体利益的事,就不能完全不在乎了。我的分寸是,按学校要求公事公办,报学位点、学科、团队、精品课等等,一板一眼地执行,但重点在于提高水平、壮大实力、打好基础,结果是自然而成的,而不是急功近利,靠攻关忽悠,跑省里、跑部里。在此类事情上,我从不行贿送礼,至多意思一点劳务费而已。也有人建议多送,说有的学院五倍、十倍于我们,我未接受。我的观念是:即使得不到也不越此底线。对于通过送重礼达到目的者,我毫不羡慕,甚至可怜他们。我不会为此而焦虑、纠结的,也决不会为了得到并维系诸如此类的"业绩",绑架自己宝贵的生命。多个点什么的,真的就代表水平高了吗?这是真学问?真科研吗?在我眼中,不少各种名义的大项目,资金上千万上亿的,搞出些伪科学成果来,通过动用科研经费攻关,就能整个大奖来。这是在糟塌纳税人的血汗,还败坏学风。

我这样的态度,本人身陷矛盾,学校可能也有看法。虽然我对学校领导是否满意并不在意,但最终还是存在着让我解不开的纠结,即这些考评指标与部门利益和群体利益的挂钩与捆绑。如前几年的学院考评划分ABCD档,近两年的达标120%发足额奖,还有各种学科点、基地之类,皆拨下相应的经费等等。并且这都与每位老师个人的业绩、职称有关。我只能尽量跟上趟,无法做到如何出色,让大家满意。解决的办法只有一条:我再次选择退出,不和体制玩了。去年上半年蒋书记问我为何不愿续聘了?我说,现在高校教育的这套做法,无法得到我价值上和道义上的认同。

对我的工作,学校如果不满意,我完全理解,站在学校角度这样看是正常的。但我不愿改变,最好的办法是请来新院长。高老师这次在海内外招聘中脱颖而出,我很高兴,总算可以摆脱矛盾处境,回归原本的人生角色——卧龙岗上散淡的人。

"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此话乃东晋名相王导的存世名言。愦愦是昏乱、糊涂之意。我非常佩服东晋那一代士人的气度,身临偏安一偶的危局,仍义无反顾地信奉玄学的"无为而治",自觉遏制体制化儒家——礼教的回潮,以"务在清静"的文化理念"力撑东南"。

我当然是小人物,但也有根深蒂固的"无为而治"理念,也听到一些徐老师不爱管事,只布置不督促、检查,重讨论不重落实等议论或批评意见。从事实上讲,这些看法都没错,提出批评也是出于对工作的负责,我表示感谢。但老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还是尊奉"无为而治"。我的信念基于以下几点:

第一,从根本上讲,教师皆成年人,并具备高等学历,属于社会上最热爱学术和教学的群体,他们有足够的能力自己管好自己。

第二,我自学生时代研究玄学,饱受浸染,深信"无为而治"是自由知识分子永远的价值追求,这也是当今体制下尤其需要提倡和发扬的内容。

第三,目前高校管理体制问题多多,推行、布置的东西,美曰做强做大,加快改革,说白了都是些无聊的折腾,干的事皆违背常识。在教育体制行政化的背景下,"无为而治"是最有效的挡箭牌和解毒药。

如搞"精品课",我也赞成,但首先要整明白什么叫"精品课"。精品课的标准只有一个:学生受益并形成口碑。不存在什么固定格式。现在的这套,千人一面:课件、作业、教材、网上互动等等,缺一不可,讲的再精彩也没用。照此标准,过去北大陈寅恪、刘文典的课亦算不上精品了。陈寅恪仅带一布包,刘文典上来先把国民政府骂它半点钟,这如何是好?教学讲求的是多元化、多样化,哪有倡导一付面孔的道理。

搞科研把课题项目强化到如此程度,也违背科学精神:1、研究起点上就渗入功利因素。取经费、应考评、上职称,严重的名利取向破坏了以求道为目的的单纯之心;2、找材料盖过读书。读书本是与智者交心,体玄悟道,有了心得自成文章。做课题则重在各取所需地淘资料,立论草率,学养无从积累;3、赶时间交任务,忽视质量。要求半年、一年完工,本不合科研章法。但作者只要能对付交差就好,垃圾多多;4、成果的通过、发表过程中人格受辱。高级别刊物大家都往上挤,于是水平差不多时看谁敢送又会送,做研究还要赔上人格;5、报账做假。文科研究开销有限,找发票报销就成了少不了的节目。

单纯的科研经过这一系列的干扰与附加,古人所推崇的"因心而会道"的"为己之学"还有生存空间吗?怕是多为"凭誉以显扬"的"为人之学"了。研究已严重地工具化,沦为名利的敲门砖,还有多少人能从科研中获得快乐和价值肯定。当然,可能尚有部分高手,有本事将项目与自己的精神需求较好地结合起来。然这已不是主流,主流是极大的干扰和伤害。我怀疑,在如此环境里,真正具备与古今贤哲沟通能力的学者能有几人?为什么出不了大师?这还用问么!

近两年学校搞的"创新强校",每年递增20%,更属胡闹。有的学院指标分解到人;还有自己掏腰包来填充经费的;造假也出现了,把前、后年的成果计入当年,就为了拿到那点年终奖励。

再有多如牛毛的各色评比、排名,先进教师、科研标兵,优秀党员、团员、家庭,工会及民主党派的积极分子,什么"一五一"还分几个层次,这个奖、那个奖、这个级、那个级。这世风如此糟糕,整体文化水平如此低下的社会里,居然有这许多优秀称号,还值钱么?都是自己树自己搞的廉价货,除了干扰心境没丝毫意义。每学期、每年还要把学院的老师排个名次,半斤八两的楞要分出个一二三四来,有什么意思?这是幼儿园里戴小红花的套路搬来了,把老师当小朋友对待。搞得学者一个个气局狭隘,争虚名图小利,一到年关就半分半分地算账,跟扛了一年长工似的。过去我们人文学者的精神世界中,多是苏格拉底、黑格尔或孔子、李白的,现在一年到头总在脑子里纠结的是:怎么完成或多挣考评分。

对于这些学校的制度规定、无法回避的管理内容,我的态度只能是"无为而治",由老师本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对待、取舍,反正有关个人考核的政策、结果,学校都有事先规定,学院只是执行而已。可以说,我在院长位置上有意识地抵挡体制污染,对许多事情在学院层面上作淡化和减法处理,不干强化和加法的事,目的是让老师们少受干扰,躲过上述那些可笑乃至有点荒唐的瞎折腾。事实上,一些明显的折腾亦长久不了,顶顶也就过去了。如"加速创新",差不多无疾而终了吧。

对我自由主义的理念,老师们认可,我欣慰;有老师不赞同,我亦含笑。这不过是管理观念有所差异而已。民主的要义,不独尊重多数,同时也尊重少数乃至个人,我从不追求所谓的和谐一致。高校改革任重路远,各种想法、做法都能共存,方为大学应有的文化生态。

对我来说,这些年真正令我有成就感的,乃是学院部分年轻教师在考评体系之外自发组织的读书小组,这才叫学人正道。

最后这段说说我今后工作、生活的设想。

题目是杨绛翻译的兰德诗《我和谁都不争》中的一句。"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煨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杨绛先生的豁达、善良、雅致、坚韧,最令人钦佩,现在再出不了这样的人了。记得我来人文学院时还念过胡适引用易卜生的一句话:"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我念着这两句话上任,今天则吟着这两句话离任。

行政职务卸去了,回归到原本的角色中,当一名历史系的老师,这个职业很神圣,也令人自足、充实。我会更投入地与学生交流,把历史的真像告诉他们。同时我又不会像以往那样深陷体制生存了,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转向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不论学校里的考评如何。手头还有两个课题完成后,可能也疏远课题了,除非出现与我兴趣相当吻合的机会。目前已考虑或参与的有这样几件事,实际上最近一年中已化不少时间在做了。

1、关注环境保护。最近在新疆、杭州、绍兴等地讲学讲课,重点都是环境保护。中国近30年高速发展的代价,导致自然环境破坏到了可怕的地步,全国整成一大工地,古城古风荡然,大量物种灭绝。2010年9月22日,美国太空总署公布了卫星检测全球空气质量的PM2.5数值图(2001年—2006年)。PM2.5小于10为安全值。中国空气质量全球最差,中国东部尤其严重,PM2.5超过50接近80。中国社科院党国英最新研究表明:中国的GDP每增1%,用地量为日本的8倍。单位能耗亦长期是日本的8倍左右。北岛说,我们近一个世纪被现代化搞疯了。不惜土地、环境代价的繁荣之路,别国是不明晓,问题在于他们已经把维护一方净土视作首要战略目标,像日本就悄悄地成了资源大国。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自以为得计,其实是又输了一招。所以说,中国的环境保护需要更多的人来关注。

2、参与慈善事业。我在浙江省爱心事业基金会和浙江省正泰集团基金会两个社团中担任理事,主要的工作是:推广低碳生活、关注食品安全、资助困难群体等。

3、研究、反思百年来的文化变迁,尤其是左倾时期的文化灾难及其后遗症。左倾时期所经历的斯文扫地、道德沦丧、文化毁灭,至今没有认真清理、反思。为什么到了人们普遍失去道德底线的地步?少报一元钱事比天大,大白天开着长明灯却视而不见。2009年60周年大庆中,文艺界搞出个"特务年"影响至今,"潜伏"、"暗算"充斥银幕,连《探索发现》栏目也大播间谍战。世间的善良、诚实不再有人相信。不找关系,不相信会被公平对待。谭嗣同说,中国之旧政,为大盗、乡愿吞剥愚弄。这话发人深思。

俄罗斯是经过彻底的文化反思了。前苏联的颠覆说到底是文化上的失败,失掉人心,今天的复兴也得益于文化整体的复兴。前些年有人怀念苏联,普金讲,把前苏联说得一无是处是良心出了问题,但想要恢复前苏联则是脑子出了问题。所以要真正恢复俄罗斯人的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让个人在最大程度上按自己的愿望去生活,而不是仅仅是吃饭、生存。

中国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也是文化认同的问题。近几十年最值得庆幸的是解决了吃饭的事情,同时最令人困惑和担忧的症结,乃是权力在社会中膨胀到无以复加,官权与民权极不平衡。就改革力度最大的经济领域而言,民企500强的全部规模仍不及央企50强的最后一名。以官治民的社会结构没有出现大的改观,也就很难养育出具有理性精神、契约意识和公德自律的现代公民。

文化重建要有人来担当,不光说,更要做。我一生最感欣慰者,乃数十年间始终生活于自己的本色中,坦坦荡荡就这么过来了。当然我还有业余爱好,我曾在一篇简介里自白:在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严重流失的今天,我辈忝列学人,除了汗颜,还是汗颜,让任何荣誉、名号论之无味。此生倘能在保存点滴文化火种上略尽薄力,余愿已足。再加上打篮球、玩乒乓、游泳、登山的爱好得以陪伴到老,那便是美满人生了。

尽管生活之路不会一帆风顺、事事如意,甚至还会碰到、经历很大苦难,我仍虔诚地认为,上苍待我不薄:一生基本没有受冻挨饿,工作、生活于本人最喜爱的新闻与历史专业中。傅聪说,上帝让我此生与音乐为伍,这已经足够。我亦十分知足,惟感在上苍面前索取多多而无所回报,心存愧疚。因此,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感恩之情,将伴随在我今后人生之路的每一步中。

总之,今后和大家在一起的是一个更加轻松愉快的徐老师,这就叫"怀童心的孩子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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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深空记忆体问CCTV的人

你们知道自己被称为CCAV吗?啥感受?

回答

CCTV某位员工答深空记忆体

当然知道,经常有同事还这样自嘲。如果AV了,以此自警,努力TV。若自己TV了,一笑而过。比如近年出国游人多了,总有些不文明现象,西方媒体就会说中国人素质差。以前河南出了几件事,有人就骂河南人都是骗子。我的意思,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但若以偏概全加诸全体,则是污蔑。不过,国人似乎有超能力,经常能一叶知秋,一叶见泰山。世界在他们眼里很简单,就一片叶子,真有童趣。
央视特约评论员王志安答深空记忆体

我曾发过一篇微博—"某天和@薛兆丰等人寒暄,说到网上将央视称为CCAV,兆丰一本正经地说:我觉得这是夸奖。众皆不解。兆丰说:我觉得能拍A片的绝对是高手,那么简单的事,还能拍成有趣的电影,多难呀?"而我觉得本台大多数节目吸引力的确不如A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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