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曾被食堂师傅多找粮票 冒大雨跑回去退票

2016年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当《环球人物》记者坐在朱镕基的同学、88岁的著名法学家郭道晖面前时,他笑着问:“现在的年轻人还想听我们那时的故事啊?”“当然!”我们郑重而肯定地回答。郭道晖微笑起来,眼睛在老花镜片后眯成了一条线:“那我就唠叨唠叨……我和朱镕基都是在抗日战火里念的中学,读大学时又赶上内战。偌大的国家难寻一张安静的书桌,这使得我们那一代青年学生在学业之外,还关注和思考时代的命运,希望能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做一点事。年轻时的这种想法,对我们的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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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郭道晖在北京寓所中畅谈清华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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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朱镕基(左)与郭道晖在一架国民党报废飞机前合影

清华大学:是“学霸”也是“文青”

1947年秋天,19岁的朱镕基背起行囊,离开家乡湖南,前往清华大学报到。“虽然入学时每个人的专业就已经确定,但是大一那年我们没有系和班的概念,学生都是自由选课,各自上课,宿舍也不按班级分配,即便是同班同学,相互之间也不熟悉甚至不认识。我们这些初次远离家门的年轻人难免感到有些孤单、冷清。”清华大学51级电机系(当时以毕业年份划分班级级别)、后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工作的李维统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道。

不过,朱镕基没有遇到这种困扰。就在同一年,郭道晖也考入了清华大学电机系。由于是湖南同乡,又是高中校友,郭道晖的父亲还是湖南省有名的中学老师,教过朱镕基,所以两人很快成了好朋友。在他们看来,清华的一切都那么新鲜,觉得身为清华学生很是自豪。两人一起在校园里散步,欣赏秋日美景,还爬到航空馆的一架旧飞机上合影。在宿舍,朱镕基还教郭道晖唱起了那出《贺后骂殿》:“自盘古,立帝邦,天子为重……把皇嫂当做了太后侍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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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活虽然丰富多彩,但是朱镕基没忘了学生的本分——学习。为了分担伯父供自己读书的压力,他非常努力地争取奖学金。据郭道晖回忆,报考清华时,平均成绩80分以上就可以得到奖学金,朱镕基就是其中之一。但清华园里人才济济,想保持这种成绩上的优势可不容易。“51级电机系有100多人,每个人中学时都是出类拔萃的学生,班里的学习竞争很激烈。从上海来的同学们中学就学过微积分,英语也很好。和他们比,我们的基础就差一些。朱镕基还感慨,自己中学成绩总是第一二名,在清华可没那么容易了。”郭道晖说。感受到压力后,朱镕基学习更加刻苦。曾和他住在同一宿舍、日后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张履谦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朱镕基算是我们当中学习最用功的。除了到食堂吃饭,他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经常是晚上最后一个回到宿舍,成绩相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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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朱镕基(后)与郭道晖在清华大学

由于专注学业,在不太熟悉朱镕基的同学眼中,他性格内向,不爱和人交流。其实,朱镕基很热心。当时,郭道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经常不去上课,功课落下很多。考试临近时,他就去找“学霸”朱镕基对笔记,还一起探讨解题技巧。

专业学习之外,朱镕基还是个文艺青年,内心世界丰富。一次,他和郭道晖因为小事闹了别扭,两人几天没有说话。有一天在去食堂的路上,朱镕基首先打破了沉默,提起前一天发表在《经世日报》上一篇名为《与镕基先生谈爱》的文章,作者署名“斗非”。朱镕基猜那篇文章是郭道晖写的,还说写得不错,认同其中的观点。原来,郭道晖看到前不久朱镕基在同一份报纸上发表了名为《爱与憎》的文章。“文章中,朱镕基自伤幼年失怙,带着‘淡淡的哀愁’。但他觉得身为新时代的青年,应该像托尔斯泰说的那样,为人民‘自我牺牲地爱’。”郭道晖说,“有感于他的文笔和观点,我就写了那篇文章,阐释了自己对爱的理解。想到几十年后,他就任总理时‘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的誓言,不正是他对人民‘自我牺牲地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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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朱镕基(右一)与老同学张履谦(左一)、郭道晖(左二) 等人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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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朱镕基(右二)在北京与老同学重聚

国家计委:协助编制“一五”计划

“1952年5月,为适应全国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销东北工业部,大部分同志随王鹤寿、吕东同志调往北京,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工业部。我也随安志文(1952年担任国家计委委员)、马洪(1952年担任国家计委秘书长)同志到了新组建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朱镕基在2005年纪念吕东诞辰90周年时回忆说。

朱镕基从沈阳回到北京,搬入新建成的国家计委大院。国家计委成立之初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会同中财委编制“一五” 计划。初到国家计委,朱镕基在燃料动力局担任组长,“一开始是管电”。“1954年到工业综合局负责综合处工作,之后我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同志的秘书。后来由于张玺同志患癌症,我同时就兼任了国家计委机械工业计划局综合处负责人。”朱镕基曾回忆说。除了在周恩来、陈云以及国家计委领导的带领下协助编制“一五”计划,朱镕基还协助张玺研究编制每年的年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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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在原国家计委工作期间住过的宿舍

张玺的一位同事回忆道:“张玺是从河南省委书记任上调来的,他觉得自己对全国经济情况生疏,为此每天工作之余坚持自学,学完了《政治经济学》和有关制定经济计划的著作及经济理论。他让秘书把全国的基本经济数字汇集成册,逐一默记,熟悉到了有问即答的程度。有关部门按规定要给张玺配一部吉姆牌轿车,他谢绝了;给他找了一处院落较大的房子,多次劝他搬家,他硬是不搬。张玺同志的工作作风,影响了很多国家计委机关的同志。”

据马洪回忆:“在计委工作的时候,朱镕基的表现很出色,是当时工作最出色的干部之一。”他的一位同事回忆说,朱镕基的能力、人品得到了很多同事的肯定,是领导期望很高的年轻干部。

1970年以前,国家计委主任(早期称主席)一职由李富春担任。朱镕基参加了很多由李富春主持的会议,特别是编制“一五”计划,李富春多次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说明他对国家经济的看法和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方针。“我那时参加工作不久,确实感到如饥似渴啊!确实对富春同志充满了敬仰。一直到今天,我始终不能忘怀那些日子……我始终把富春同志看作我的前辈、我的师长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朱镕基在2000年纪念李富春诞辰100周年时说,“我是湖南人,而且是长沙人,和富春同志一个地方,富春同志讲话有口音啊,我相信在座的,在办公室听讲的,只有我一个人百分之一百地把富春同志的话听懂,我拼命埋头苦记,希望把他每一个字都能记录下来。”

长年在计委大院居住的仇荣亚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我们这一片大院里走出了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并不是每个人留下的印象都很深,但朱镕基在我们心里绝对是这个!”他边说边伸出了大拇指,“朱镕基当时就是个副处级干部,论官职,在计委大院里根本不起眼。但论品行,有口皆碑。就说个很小的事吧,我们那会儿经常和他一起在食堂排队打饭。有一次,食堂的大师傅多找了他几两粮票,他当时也没数。回家后发现了,冒着大雨就跑回食堂把粮票退了。”

青年时期退粮票的作风,此后贯穿朱镕基的一生。上世纪80年代,他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时,堂兄去北京看望他,他风趣地对堂兄说:“你高兴,肚子不饿多留一会我不反对,但我不会留你们吃饭。”后来他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担任兼职教授,他带的第一个博士生、现任该学院市场营销系主任赵平也曾回忆:“我下企业调研,企业往往热情招待,我告诉他们,老师有规定,我是不可以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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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yali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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