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Katinka Hustad:农村留守儿童“梅”

对话Katinka Hustad:农村留守儿童“梅”

在湖南的山村夯沙,13岁女孩史龙梅(音译)梦想着有朝一日成为著名歌星。她的父母在外地打工,为了争取更好的未来,梅只得在山区的学校苦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国内移民潮,将近1亿6千万人离开了农村去城市寻找工作,但是迅速的城市化也给中国带来了超过六千万的农村留守儿童。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作品的拍摄全部由摄影师KatinkaHustad一人在两天内完成。(腾讯特约撰稿:丛妍)

谷雨:你在去夯沙拍摄之前就有一个明确的选题计划了吗?

KatinkaHustad:我在湖南一个叫夯沙的山村里住了将近三周。夯沙很小很偏远,刚好在吕洞山群山环抱之中,很美。我刚到夯沙时立刻注意到了一个巨大的灰色建筑,从外表看有点让人猜不透,这就是(我后来拍摄的)学校。但是当时是春节,学校里一个人也没有。

我当时正在拍一个关于中国农村年轻女孩的图片故事,我是从她们个人的角度来探索第二代农民工这个话题。我拍摄的这些姑娘大约15岁,刚刚从学校辍学。她们即将第一次离开夯沙出去打工,每年只回家一次,就像他们的父母一样。我在跟拍她们的时候,她们总是回到空旷的校园里去玩。她们正要告别童年,而学校恰恰是了解她们童年的关键。所以在夯沙的最后几天里,我拍摄的女孩一个接一个离开家乡去了城市,我决定获得学校许可进去拍摄,做个短视频。

谷雨:你是怎么找到Mei的?

Katinka Hustad:学校从800个学生里指派Mei作为我的拍摄对象。我当时提了两个条件:12-14岁的女孩,平时住校;由于我要做视频,所以我希望拍摄对象会唱歌。

谷雨:Mei的什么特质吸引你,让你觉得她可以成为你的拍摄对象?

Katinka Hustad:我见她第一面的时候,也就是开始拍摄的前一晚,就立刻感受到了她的坚强和活力。一开始她有点害羞、紧张,但她外表看起来很美丽,很容易亲近,她的笑容有点神秘,像是对未来有很坚定的信念,相信未来有什么在等着她。能和她合作是我的运气。第二天我发现她是个模范生,非常勤奋刻苦,遵守纪律,也很有抱负。后来她一张口唱歌,我彻底爱上她了。

谷雨:你之前有想过要做关于“留守儿童”这个主题的短视频吗?

Katinka Hustad:我的确知道这个话题,但是6千万留守儿童这个巨大的数字对我来讲有些难以想象,直到春节过后,夯沙变得越来越清净,我才明白这个数字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在那里感觉整个气氛都变了。(年轻的)父母们一下子都离开了,与此同时,学校这座看似神秘的建筑慢慢变得喧闹起来,孕育着巨大的能量和生机,所有的孩子,不仅仅是夯沙的小孩,还有来自更远村子、在山上的村子的孩子们。于是我开始明白外出打工对一个小地方带来的巨大影响和后果。

另外,在我采访Mei的时候,我问她了一个关于她爸妈的问题,她默默地哭了,在我看来是很勇敢的眼泪。我相信如果同样的问题问学校里的另外800个学生,他们很可能会讲出相似的故事。Mei为这群孩子发了声,而且是强有力的一个声音。我记得有人说过:让一个人有发声的机会便是赋权于这个人。至少这是第一步。对于年纪这么小的孩子,要面对悲伤是很大的精神负担,也许这会对他们的余生都产生影响。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完全了解自己的父母,可能也永远不会知道父母在身边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谷雨:你一共跟拍了Mei几天?

Katinka Hustad:我是在开拍前一天和她见的面。第二天早上5点,一个老师跟着我去了她的宿舍,当时她还在睡觉。大概5点半的时候她起床了,我就开始了拍摄。她去哪儿我都跟着她,在同一个教室,吃同样的饭菜,在学校里跟她和她的朋友一起玩。我感觉那一天我像一个13岁的中国中学生一样,直到Mei11点半睡觉我才离开学校。第二天我们做了个小采访,然后我就离开夯沙了。我特别希望我可以多和她相处几天。

谷雨:从视频可以看出,Mei去哪儿你就跟着去了哪儿,课堂、升旗仪式、宿舍。得到拍摄许可难不难?

Katinka Hustad:我在夯沙遇到的每一个人都非常慷慨,帮了我很多。因为这里很小,所以大家彼此都认识。当时我已经在夯沙住了几周,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大概知道我是谁了。另外,夯沙的乡长,学校校长和老师都对我想要拍的项目和我的工作方式表示了极大程度的理解。他们给了我许可,同意我一直跟拍Mei。他们对我的信任,以及同意我跟拍、讲述Mei的故事,都让我十分感激。

谷雨:这应该是你第一次走进中国的中学吧?一定和挪威的中学很不一样。你在里面拍摄时的感受是什么?

Katinka Hustad:这是我第一次走进中国学校,确实和挪威的中学非常不同。挪威中学每节课时间比中国短太多了,而且课堂上让学生参与的环节更多,而且还有一些可以让学生像孩子一样玩和放松的元素。我知道中国学生都非常严格自律,早在很小的年纪就要经历极其激烈的竞争,但是跟随拍摄的那一整天里,我从早到晚按照课表上完每一节课做完每一件事,这个难度是我完全没有想象到的。实话讲,我在上学的时候从来没有这么累过。

谷雨:拍摄这个项目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如何克服的?

Katinka Hustad:语言不通。一开始,不会讲中文使我很迷茫。幸运的是总有人伸出援手帮我,比如以前学过英语的学生。他们帮我介绍我自己和我的拍摄项目。但是大多数时间我只能单打独斗。尽管有的时候无法用语言交流很让人焦急,但是我因此更关注肢体语言,并且在视觉上更专注了。

我很喜欢只观察不说话的工作方式,同处一室不说话却能感知彼此是很难得的。从某种角度讲,这样在彼此身边更亲密、更真实、也更有趣。而且也使我更注意聆听。夯沙是一个苗族聚居区,这里有很多少数民族艺术,比如唱歌,跳舞,打鼓。音乐是一个很有效的交流方式。我的视频里除了Mei唱歌,其他的声音也都是在夯沙录的声音和音乐。

谷雨:Mei的独白很美,她朗读的是现有的稿子吗?

Katinka Hustad:并不是朗读稿子,其实是我们合作下做的采访。我准备了一系列问题请Mei来回答。然后Mei的英语老师帮忙翻译,并且帮我确保她说的是简洁、完整的句子,不然就无法把她说的内容和视频内容结合在一起了。尽管我不知道她具体说了什么,有些回答我为了得到合适的节奏,请她重复了几次。在我听起来,她的回答很诗意。

谷雨:对中国记者或摄影师而言,Mei的故事可能太普通了、不值得报道。你觉得是外来者的新鲜感帮助你发现并坚持拍了这个故事吗?

Katinka Hustad:当然。举例来说,我自己是肯定不会在挪威的中学拍类似的故事的,对我来说太稀疏平常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个故事并不会因为它普通平常或众所周知而变得不重要。一个影响千百万人的社会议题应该被一次又一次地报道。我觉得我们应该做的是,寻找不同的、新的讲述或报道方式。

谷雨:你的视频拍得很美,创造出了一种氛围,能让观众置身于Mei的世界里。无论视频还是摄影,你觉得内容和形式、风格的关系是什么?

Katinka Hustad:内容是基础,是一个故事的大前提。在我看来,如果你完全不知道你想要表达什么,只知道形式,一味追求好看,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只会浮于表面,没有意义和目的。然而,形式和美感也很重要,特别是让观众在看时能产生个人情感上的共鸣。

无论是我拍摄和剪辑Mei时的风格,还是我拍照时,我都希望能给观看者一种感觉,一种体验,一种能让他们感同身受的东西,而不是用直白具体的语言来告诉他们。有个俄罗斯导演曾经说过:“如果你想要讲一个故事,不要拍成电影,直接讲出来就行了。”我希望观看者可以首先通过他们的观感来了解Mei,从人的角度出发和Mei以及她所处的环境产生情感的连结,然后再慢慢了解Mei的故事中蕴含的社会背景。

谷雨:2015年初你在中国上工作坊、拍摄了将近2个月。这段经历对你个人和你的职业生涯有什么意义?

Katinka Hustad:我相信要首先取得个人成长,才能作为摄影师成长。在中国的经历一开始非常与众不同,这里巨大、复杂,人多。一开始我感觉自己很渺小、很弱势,但是我总会遇到非常慷慨的人,邀请我去他们家里,认识他们的家人,和我分享他们的故事和生活方式。

谷雨:你现在在拍什么呢?

Katinka Hustad:我本科学新闻摄影毕业刚刚一年。这段时间我大都在给挪威几家报纸拍摄图片故事。今年夏天我打算开始拍摄一个长期项目。当然,我也在计划回中国拍摄。

谷雨:听说荷赛多媒体提名后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Katinka Hustad:非常吃惊,非常高兴!很荣幸能和其他优秀、专注、勤奋的摄影师一起被提名。

谷雨:荷赛多媒体提名有没有带来或改变什么?

Katinka Hustad:首先,这个提名让Mei的故事能被更多人看到,对此我非常感激。第二,这个提名给了我很大的动力继续拍摄视频。同时也让我更坚定了在日常简单的小故事中寻找具有普世价值主题的信念。我觉得媒体经常希望发表极端的或与众不同的故事,而且我们很容易就在统计数字中迷失,忘记每一个数字背后是一个人,一张面孔,一个独立的声音,一段故事。我希望能继续讲述这些故事。

对话Katinka Hustad:农村留守儿童“梅”

Katinka Hustad

Katinka Hustad(1991年出生)是常驻挪威奥斯陆的摄影记者,毕业于奥斯陆大学学院,新闻摄影专业。在校期间她在丹麦《政治报》实习16个月。现在她既拍摄长期项目,也以自由摄影师的身份为不同媒体拍摄肖像、图片故事和视频。

关于作者

丛妍,自由摄影记者,常驻北京。拍摄长期纪实项目之余为媒体供稿。远近摄影手记微信公号创始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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