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算命村:中国最“神秘”的吉卜赛人部落

甘肃算命村:中国最“神秘”的吉卜赛人部落

永登县成青龙山公园门口摆摊算命的老人说,薛家湾人算命不准。图 郭彦博

甘肃永登县城青龙山下,算命的摊位随处可见,一些摊主的身边竖着白底黑子的牌匾,上面写着“兰州市周易学会永登八卦研究所所长”、“永登县八卦研究中心主任”等,还有一位把“中国周易八卦研究院院长”写在小红布上,缝在上衣胸口的位置。

他们都知道薛家湾的存在,“那个住着蛮子的算命村”,说着嘴就立刻就撇了起来,头摇得像拨浪鼓:“他们算得不准!” 从永登县城打车向西南方向,沿乌鞘岭余脉起伏颠簸的水泥路行驶十分钟后,就到了薛家湾,车费十五元。 “你咋还信这个?”载着我去薛家湾的路上,一位出租司机颇有点不屑地问道,“他们是吉普赛人,能看面相手相,推测人的过去,但不能预测人的未来。”末了,他加了一句:“都是蒙人的。” 到达目的地,出租司机们绝不会轻易把车开进村里,“村子修得像个八卦阵,半天也转不出来,”乘客通常会被扔到村东北的土坡下,自行步行进村。 薛家湾村依坡势而建,地势西高东低,村里的路大都2米见宽,窄而弯,没有一条直线贯穿全村。村民的住房修建得也相当类似,在经人指引去过两次高作祯的家后,我终于在第三次相对快速地找到了他家的方位。 每日人物(ID:meirirenwu)郭彦博 发自甘肃

天机

临近晌午,张一智在高作祯家门口等得有点不耐烦。他和朋友靠手机导航开车五个小时从西宁赶来,因为朋友信命,“孩子不听话居然来看算命的。”张一智抱怨道。 今年65岁的高作祯是算命村最有名的“神算子”之一。他的祖父“高蛮子”曾是兰州一带有名的“算命高手”,精通占卜、禳灾、鸟占,会摆81种桃花阵法,据传民国时常被兰州高门大府的军政要员请去算卦禳灾,还凭一己之力免除了永登全县的兵役。 张一智的朋友已经在屋里待了许久。抽过一根烟之后,蹲在门口水泥台阶上的张一智终于站起来踩灭烟头,决定闯进屋子去看看究竟。他才掀开门帘探了个头,就被高作祯轰了出来。 外人不能看算命的过程,因为会“泄漏了天机”。

高作祯说,泄露天机最为算命先生们所忌讳,“祖辈相传都是这么说的,会遭天谴。” 为了看到算命的过程但又不让“天谴”发生,我提出让高作祯给我算一次,他同意了。 高作祯在桌子一侧坐好,我坐在他对面。他从皮包里拿出来一本用食品胶带层层包好的书放在桌上,透过胶带,可以隐隐地看到书名——《人生预测万年历》,“用了30多年了,是祖传的”。他拿出一本绿底的小学生作业本,握着一支圆珠笔让我报上生辰八字。

我报了出生日期、时间和地点,他一笔一划地写在纸上。他的字写得很慢,写完生辰八字后会翻一会儿书,再写下金木水火土等等命相,接着又从皮包里拿出第二本书,封皮同样被厚厚的胶带包着,但依然可以看到书封上画着一个观音像,上边写着“中国相术大全”几个字。他双手举着这本书,翻看了大概有一分钟,把书收起来放进抽屉,开始写批语。写了几句,他又从抽屉里拿出那本书翻了两分钟,合上书再次放回抽屉里,继续写批语。

“八字很好,能成大业,受人尊重,心地善良,孝敬父母,给别人帮忙,事业很好,遇贵人很多,一帆风顺,晚景荣华……”他缓慢地在本子上写着,时不常会出现一些错别字,比如“凭本事活人”写成了“平本事活人”,“温和敦厚”则写成了“稳和东厚”。

全部写完后,他把本子拿起来甩到我面前,低着嗓子嘿嘿地笑了几声。我一边看一边念,念完后他又拿过去给我念了一遍,抑扬顿挫一字一句地念,念一句看我一眼,念完后再次甩给我,问:“怎么样,准不准?”

我又报了家人的生辰让他再算一次,说“这是我哥哥”。他算出来说“哥哥”事业上不太顺利,因为会遇到小人,直到32岁才能走上正轨。“那该怎么破解?”当我问出这个问题时,气氛开始变得有点尴尬——高作祯一个劲儿地说自己今天看了好几个人,太累了,要休息了。他妻子也在一旁帮腔,说老头子今天太累了,破解不了了。

我突然想起村里人说在薛家湾算一次命的价格在100元左右,于是便拿出200元钱放在桌子上,请高作祯一定再给算算怎么才能破解。他再次拿出那本放在抽屉里的书,翻了几页后写下了破解的办法——不要参加朋友的婚礼。很快又补充了一句:“要买一枚顺治年间的铜钱,放到钥匙链上,一辈子不能离。” 因为方言的原因,我追问道:“哪个顺治?”他一脸无奈,提高嗓门说:“历史怎么学的呢?清朝顺治年间的,康熙顺治雍正乾隆,顺序都不能错,不然没用。”

甘肃算命村:中国最“神秘”的吉卜赛人部落

写好生辰八字后,高作祯翻看另外一本“祖传”的算命书。图 郭彦博

出门人

第一天进村时,我曾向薛家湾的村民打听谁是这里资历最深且算得最准的,得到的答案是——高作明。他是高作祯的堂哥,今年80岁,年纪太大再加上耳背,如今已经不再接待客人了。

我找到高作明时,他正和村里的一帮老人在村头晒太阳。就算将嘴巴堵在他耳边,他也很难听清别人说了些什么。我们只好在地上写字交流,得知我要算命,他伸脚抹平一片土,用拐棍写下“跟我回家算”。

在高作明家,我见到了他的儿子——50岁的高金江。在如今薛家湾的算命人中,高金江已经算得上年轻。初中毕业时,他就知道自己以后“不会是个好庄稼人”,于是跟父亲学了些生辰八字、八卦、麻衣相法后,也开始了出门四处给人算命的生活。高金江是后辈中“最有出息的”,这是薛家湾人对他的评价,所谓“最有出息”则是指谁家接待的外来算命者最多。

说话间,高金江的手机就响了起来。电话接通后,他一个劲儿地点头,说了很多遍“是”和“好”。挂了电话,他给正屋的铁炉子生起了火,说:“又来了一拨记者。”

互联网时代令信息的传播迅速且广阔,来薛家湾的记者人数也日渐增多,每隔一段时间,高金江就会接待一批记者,他评价记者们大多都是走马观花,“有的没来过就胡乱写。”他找出了特地为重要来访者准备的绿茶,平日里,他自己喝的是铁观音,“那个便宜些,怕他们喝不惯。” 常年在外流浪算命的经历,让薛家湾人在待人接客上分外热情豪爽。外人进家,不管认识与否先请进屋上炕,泡茶做饭,拿出的是最好的食物。哪怕是乞丐登门也不会施舍残羹冷饭,赶上饭点儿,也会请乞丐同吃,“我们也是出门人,知道出门的难处。”高金江说。

“走家子”,即出门算命是薛家湾人自古以来的生活方式。自清乾隆年间建村以来,薛家湾人在甘肃永登当地一直都是“另类”的存在。 “据他们自己说,他们全家无论男女老幼至少三年要出门远游一次,否则全家便会遭到‘天火烧光’的严罚,所以,他们每年到处流浪飘荡,出门远游都是三五成群,足迹踏遍天涯,东边可以跑到山东青岛往海而归,西北可以到达新疆伊犁塔城为国界所阻……”1947年出版的《边疆通讯》上,作者竹天在一篇名为《中国的吉普赛人——记甘肃永登的“蛮婆子”》的文章中对薛家湾做过简单介绍,这也是迄今最早的一篇研究薛家湾算命文化的文章。

在当地政府组织编著的《中国的“吉普赛人”》一书中,对于薛家湾人“走家子”的生活则有更为细致的描述——解放前,薛家湾人十之八九没有田地,全靠举家举家外出算命为生,家里除了土炕再无其他家具,很多人家的门窗都是用泥巴糊上,“走家子”回来再扒开,有的甚至没有一间住房,外出返乡就住在附近的山洞破庙里。 这些场景至今仍能从在薛家湾流传的顺口溜中得到认证——“站破房,住古庙,铺的加沙毡,盖的旋风被。”

秘诀

中午一点,高作祯终于吃上了午饭。此时,他已经接待了四波来算命的客人,算命的日程排到了五天后。但仍不断有电话打进来,在“好运来”的手机铃声响过之后,高作祯接起电话的第一句通常是:“哎,忙得很,接待不了,等等再来吧。” 他说他的客人们全都是“慕名而来”,这个“名”就珍藏在他家厢房的一个柜子里。“都是客人带过来的,”他打开柜门取出几张已经发黄、卷边的报纸,它们被整齐地保存在一个密封塑料袋里,打开袋子,仍有一股油墨味道冲出来。 最先被拿出来展示的是一份2004年的南方周末。那是一则名为《中国“吉卜赛村”?》的报道,作者是柴春芽,他形容高作祯“他的三角形小眼睛里藏着一丝狡黠”。如今,报道中写着“薛家湾著名的神算子高作祯”的地方,被加了一道粗粗的黑线。

和那则报道中的照片对比,高作祯家的电视、钟表、桌子等屋内装饰和如今几乎没有变化,倒是高作祯显得老了不少,他嘿嘿笑过后一把摘下帽子,“太费脑筋,头发都掉了,累得!” 至于算命的秘诀以及它和科学的关系,高作祯的解答很简单:“三句好话暖人心。”揣摩出求卦者想要一个儿子,他们就会说“钱是死宝,儿子是活宝”,“算出你命犯桃花,总不能当着你爱人的面说出来,”总之,就是要“让人舒心”。

在那篇1947年的文章中,对这一点也有描述:他们对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心里都摸得头头是道,他们第一次见你面时,便会是你心悦诚服喜上心来。如果你是老年人,他一定会说你儿孙满堂、百年长寿、大富大贵;如果你正值青年而未婚,他又会说你妻命很好;你是学生,她又说你有功名,有贵人扶持;即便是你讨厌他,他也会说你心直口快…… 如今,即便是自称“不会算卦”的薛家湾人在闲聊中也会承袭着这样的语言风格,他们会随口蹦出几句算卦术语,大多是夸人面善,“看你的面相就知道是个热心人”。 “我们就是良好的心理医生。”高金江更加直接地给薛家湾人下了定义。 “有些病要开刀,有些纯粹就是心理病,开刀住院的病自己治不了。”高金江说,自己可以从心理的角度给人治病,通过语言沟通达到效果,当然,前提是心诚则灵,“一定要听我的话,按我说的做,哪怕我的话是错的,我又不可能让你偷盗,让你干坏事。”

甘肃算命村:中国最“神秘”的吉卜赛人部落

薛家湾的老人们翻看《中国的“吉卜赛”人》一书。这本书由当地政府组织编著。图 郭彦博

身世

“单纯地把薛家湾的算命文化归为迷信,肯定是不对的,这是一种长久以来形成的民俗。”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柯杨说。 长期从事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教学与理论研究的他在1983年第一次来到薛家湾。“从小就刚听过薛家湾算命,小时候在兰州的街头也见到过。”但柯杨本人对算命不是很感兴趣,直到有一次一位朋友说“薛家湾有吉普赛人”,柯杨才来了兴趣,因为,“做一个民族、民俗方面的研究比算命课题更有意义,”于是,他便带着三个毕业生去了薛家湾做田野调查。 “太穷了,”今年81岁的柯杨回忆起进村第一天的感受,“其他村子里,村民的家产都置备得比较齐全,薛家湾人就相当简单,进屋之后就一个炕、一床被子,再有就是存粮食用的缸,几乎没有闲置的家具。”

当时,还沿袭着“走家子”生活方式的薛家湾人大概占全村的1/3,而关于薛家湾人的身世,在当地则流传着很多说法:一种说他们是上古舜帝时期流亡而来的苗族后裔,但流传更广的说法是他们是从波斯徙来的吉普赛人,因为,他们不喜定居四处流浪算命的习俗确和古老的吉普赛人颇为相似。 文献方面,1947年《边疆通讯》上的那篇文章、1953年版的《永登县志》和1982年在《甘肃文史资料》刊登的《解放前永登的算命婆》一文,都认为薛家湾人是少数民族。 柯杨带着学生在村里住了一个多月,经他判断,薛家湾人并非苗族,也不是吉普赛人,他们的民俗传承和特点都与汉民族无大异。 在去薛家湾之前,柯杨听说当地人有一种用于彼此交流的特殊语言——“绍句”,但当他进村后,村民却都说自己不懂“绍句”。后来彼此熟悉了对方才坦白:因为破四旧的影响,他们一般不会对外人讲“绍句”。

在详细地研究了“绍句”的组词规律后,柯杨说,这是一种典型的职业隐语,而非民族语言,例如,打卦测字叫“课巾”,禳解叫“丢术”,我叫“贺秦”,看交“交合”。“我在村里住了一个半月之后,水平已经能赶上当时的青年人,”柯杨说:“也许现在村里的年轻人‘绍句’水平还不如我。” 在村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柯杨还发现了薛家湾的另一个特点——不爱存钱,赚来的钱主要用来“吃掉、吃好的”,由于常年在外算命,薛家湾人知道外边很多好吃的。当时,有个当地干部这样评价薛家湾人:“他们哪怕背一辫子蒜进永登卖八分钱,也要花一毛钱下馆子。”

尽管将算命当做谋生手段,但当时,薛家湾的村民却从未试图给柯杨算命,“我自己也没有要求过。” 如今的薛家湾,还有不少人记得柯杨,并将他视为“神”一般的存在,因为,出身中医世家的他在村子里给很多人治好过胃病,还向上边打报告给村子里挖了一口井,“手续是从省里一级一级批下来的,走遍了村子里的每一个田垄,鞋底都磨坏了。” 提起这段经历,柯杨哈哈一笑说:“的确是给不少薛家湾人看过病,”但至于其他,薛家湾人都“习惯性地夸张了”。

失传

在柯杨去薛家湾的年月里,薛家湾人一般不对外讲算命收入,“但肯定是主要收入,远远超过农业种植。”柯杨说。 如今,这一习俗依然在“部分延续”。尽管在高作祯家算命时拿了200元钱,但对于算命的真实酬劳,高作祯的妻子依然回避,“给多少就是多少”。据邻居们判断,高作祯是本村算命最赚钱的,“小车经常停在家门口”。出租司机小赵曾送高作祯去过兰州算命,“肯定是给有钱有势的人算,光现金就给拿了两千六,烟酒都是咱没见过的。” 但对于如今的薛家湾人,算命收入已经不再是主要收入。

我到薛家湾的那天是2016年3月12日,正值春播农忙时节,太阳已经融化了前一天突降的大雪,庄浪河谷地里,世代以算命为生的薛家湾人绝大多数正在种蒜。 被邻村人笑话“连地都不会种”的薛家湾人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规模种蒜苗。蒜苗的生长周期为三个月,种植过程极为耗水,从播种到长成期间需要历经不下十次的浇水施肥。这些打算成熟后会以最贵每斤3块的价格被兰州来的菜贩收走,那些可以长到半米长的蒜苗则会被洗净、切碎,撒到滚烫的拉面碗里。 柯杨说,当时村子里那些上过学的年轻人已经基本上不学算命了,因为老师会在课上讲:“不要再搞那些封建迷信啦,上学念书才有出息。” 除了教育,现实则是薛家湾年轻一代不再学习算命的另一重要原因。

薛家湾有四大家族:柳、刘、高、何,村民鲜与外人通婚,算命术的沿袭遵循“父传子母传媳”的习俗。但是,再根深蒂固的习俗也拗不过时代的发展。如今,薛家湾人与外人通婚的越来越多,很多媳妇嫁过来除了要求有车有房,还要加上十万的彩礼,即便没有太多的物质要求,个人意愿也成了比传统习俗更有力的存在。 51岁的刘树花丛庄浪河东岸嫁到薛家湾柳家,婆婆只试图讲了三天看相手艺就放弃了,因为她“不想再学了”。如今,她的两个儿子全都在外打工,大儿子在北京做塑钢门窗,每年就春节回家一次,一个月能挣八千块钱。 今年73岁的柳世勋,是土生土长的薛家湾人,他从小就不想学算命,哪怕话一出口就换来父亲劈头盖脸的一巴掌,“太苦了,运气不好几天吃不上一顿饱饭,还不如在家种地。”

他的两个儿子和当下大部分的薛家湾村民一样,经营着几亩蒜田,收成全看成熟时的行市,“你说这事儿能靠算吗?那是老天爷的事儿,是天命,你能让老天爷多下雨吗?”说话时,柳世勋的孙子正拿着小本子坐在田垄上算账,种完蒜之后他将再次回到兰州打工,“有手艺的一个月能转四五千块,农忙时候还得回来帮忙”。 在高金江家待了一个多小时后,记者们走了,高金江一直把他们送到村里的主路上。他育有一儿一女,都是大学生,女儿毕业后在兰州卖楼,儿子在青岛上大三,他从未试图把算命的手艺传给孩子们们,“都上大学了,不教了”。 “你不担心算命这门手艺失传吗?”我问他,他和以往一样答得很干脆:“孩子们不学就不学吧。”说话间,路过门口“一干二净除旧习,五讲四美树新风”对联时他点了一根烟。

回到家里,院子正屋下的阳光里,父亲高作明坐在马扎上,一双会写符掐咒的手正在熟练得拨着蒜种,颤巍巍的。 离开高金江的家,我去村东的土坡上待了一会儿,如果柴堆上、墙角里熟睡的土狗们没有冲出来朝着我习惯性地吠叫,我甚至能听到东面五百米外货运大车碾过连霍高速的轰鸣声。

只是轰鸣声一过,薛家湾便再次陷入了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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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anto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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