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高法报告解读世奢会诉新京报侵权案

原标题:从最高法“保护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权”,再看世奢会诉新京报侵权案

“世奢会诉新京报等媒体案写入了最高法工作报告。”作为此案的当事方,新京报网 (微博)今天第一时间在“两高”报告期间,发出这则信息。随后,多家媒体对这一消息进行了转发和解读。

最高法工作报告中提到,“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依法审理世奢会(北京)国际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诉相关媒体案件,认定有关报道不构成侵权,切实保护了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权。积极拓展宣传途径,传播法治正能量。”并在附件的“部分用语说明”中,对世奢会诉相关媒体案件作出详细阐述。

最高法工作报告的这一表述,在业内人士看来,是最高法对媒体行使舆论监督权在法理上的支持。在新闻立法迟迟未有进展的当下,应该视作是对媒体行使舆论监督权积极的一面。就在几天前的全国人大四次记者会上,有媒体提问新闻法问题时,未获回复。

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1月18日下午,由中国案例法学研究会、《南方周末》报社、《中国法律评论》共同组织评选的“2015年度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中,世奢会诉媒体侵犯名誉权一案入选。

其实,每年的两高工作报告,都会将上一年重点案件写入。比如,念斌案、呼格案,就被写入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众所周知,媒体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以一种客观中立的立场,对某些涉及公众利益的社会现象进行舆论监督。但近两年,多家媒体或记者因为监督报道,招来意想不到的结果,被监督方冠以诽谤的罪名加以控诉。世奢会诉新京报等媒体一案,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此案之所以引起媒体业界、法律界等高度关注,与案件的一审及终审判决发生反转有着直接关系。

从最高法报告解读世奢会诉新京报侵权案

在世奢会诉新京报等媒体一审中,北京朝阳法院判决认定,《南方周末》、《新京报》侵犯了世奢会北京公司的名誉权,判令上述两被告在判决生效七日内,分别在《南方周末》和《新京报》第一版显著位置刊登向世奢会的致歉声明。

这一判决结果,在媒体业内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和压力。北京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展江教授认为,这个结果有些出人意料,“即便相关报道有些小瑕疵,基本内容是真实的。判决对于监督性调查报道,使用了比较严格的责任标准来认定侵权责任,限制了舆论监督。”

好在二审迎来反转,北京三中院驳回世奢会的全部诉讼请求。法院认为,“新闻媒体有权利亦有责任对世奢会进行批评监督。争议文章通过记者调查,引用多方意见,参与对世奢会现象的关注和讨论,是行使媒体舆论监督权的行为。不可否认,文章整体基调是批评的,部分用语尖锐,但这是批评性文章的特点,不应因此否定作者目的的正当性。”

不少媒体业界人士当时对此判决评价:这是一个可以载入中国新闻史的案例,这是一段必须载入中国新闻史的经典判词。

事实上,二审迎来反转性判决,与一位匿名消息源最后站出来作证,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这可能是中国第一起真正涉及秘密消息源作证问题的媒体侵权案件。此案也让“为秘密消息源保密”问题浮出了水面。

据此前《中国青年报》报道,《南方周末》记者陈中小路告诉记者,他们曾与《新京报》约定,不会向法庭提交田丹丹的身份及采访录音,因为多名公开质疑“世奢会”的人都曾先后受到骚扰。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徐迅曾表示,消息源尤如新闻界的衣食父母,如果记者一旦自身面临法律风险,就放弃保密承诺,新闻业将难以获得某些真正重要的消息。而如果坚持为秘密消息源保密到底,从而将承担因无法举证败诉的风险。

今年1月7日、8日,《兰州晨报 (微博)》、《兰州晚报》和《西部商报》驻甘肃武威的3名记者先后“被失联”。官方事后回应称,《兰州晨报》记者张永生涉嫌嫖娼事实不清,武威当地公安机关已作出国家赔偿。但具体细节,至今尚未作出进一步的说明。

从维护公众利益的角度出发,新闻媒体进行披露式报道是符合公众利益需要的,也由此形成了新闻媒体的批评监督责任。说到这一点时,很容易想到发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纽约时报》诉萨利文案。

1960年,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等4名牧师联络64位著名民权人士购买了《纽约时报》一个版面,刊登了题为《请倾听他们的呐喊》的政治宣传广告。

广告同时谴责南方各政府镇压民权示威的行径,其中特别谴责了蒙哥马利市警察局的“恐怖”行为。

负责当地的警察局的萨利文,对广告中署名的黑人牧师和《纽约时报》提出控诉,指责他们犯有诽谤罪,并要求50万美元的名誉赔偿费。

经过4年拉锯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终宣判《纽约时报》胜诉。其中,在判决中美国最高法院确定的几条关于捍卫媒体监督权利的准则,至今仍成为人们时常引用的话语。

比如,“在自由辩论中,错误的陈述是不可避免的;要使表达自由获得所需的‘呼吸空间’,我们必须忍受这些错误。”“除非你能证明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存在明显的恶意,否则的话是不受追究的。”

虽然这一判例未必完全适合中国,但该案所确立的“实际恶意”原则,同样可为我们保障新闻监督权和言论自由提供参照。

正如世奢会一案结束后,在财新网的报道中,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薛军教授重申舆论监督的权力属性时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不能够为舆论监督提供宽松的环境,“那实际上我们就会失去对于社会治理和政治制度的运作来讲非常有意义的权利。”

最高法工作报告在关于2016年的工作安排中指出,2016年,人民法院将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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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delphine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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