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谁给教育部长出这么个大难题?

媒体:谁给教育部长出这么个大难题?

10日两会上,教育部长袁贵仁再次被记者问到了一年前他的那件麻烦事儿。

经过

提问的记者来自华尔街日报,问题这样问:“你去年说西方价值观的教材不适合课堂,希望你可以解释一下,西方价值观具体是指什么?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好像是西方的一个概念吧?另外,教育部对这些有西方价值观的教材如何处理?”

所以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去年1月的那件事。

时间回到2015年的1月30日(我才不会告诉你这是某位岛叔的生日),袁部长的一篇名为《努力做好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讲话在网上热传。

翻看去年2月2日《中国教育报》的讲话原文,袁部长的讲话是这样的:“要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的同时,防范对外开放条件下办学面临的各种意识形态风险,努力在斗争中把握主动,赢得优势。……教材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体现,也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基本途径。进一步加强教材建设,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创新,坚决抵制那些传播西方错误观点的教材进入我们的大学,打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教材体系,为壮大主流意识形态提供坚实支撑。”

可以看出,讲话的原意是坚决抵制传播西方错误观点的教材进入大学,而不是“决不让西方价值观教材进课堂”。袁部长说的是,在现有的政治话语中是相当“平稳”的,既强调了“借鉴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的开放态度,又强调了“抵制西方错误观点的教材进入大学”。但这种政治正确的表述,在网络的传播中,却被简缩成了一个斩钉截铁的“决不”。

所以,就有了今天华尔街日报记者的提问。断章取义,往往是网络话语的通病,而曲解的局势一旦产生,人们总是喜欢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

概念

外媒记者问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马克思不就是西方人么?

是的,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原教旨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方舶来品。

所以,先不论这个问题本身的曲解,那么,“从西方来的”就一定等于“西方价值观”么?

这似乎是一个偷换概念的说法。因为“西方价值观”中的“西方”其实并不等于地理意义上的西方。君不见日本在中国的东边,但是一般也把日本称为西方国家么?英法美德俄日意奥可是联军的组成国呢。

事实上,袁贵仁今天的回应也点出了这种偷换:作为一个西方人,你信仰马克思主义吗?其言下之意无非是,“从西方来的人”不一定认可“从西方来的主义”。所以,即使都在地理上的西方,也不一定天然持有西方产生的价值观。这应该很好理解。

那么,到底什么是西方价值观?什么是中国价值观?似乎很少有理论文章清晰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媒体:谁给教育部长出这么个大难题?

价值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也都有选择自己价值观的自由。所以,在西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运动中,萨特们可以和学生走上街头,手里挥舞着东方来的“毛主义”;几百年来,也一样有西方人不远万里来到远东,在禅宗密宗或者共产主义的教义里觅得心灵的安稳和自由。

如果单看字面上的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述里,也有自由平等民主公正法治等字眼,和普世价值里的那一套没有太多区别。

但政治也好,社会也好,从来都不是字眼上的问题。换句话说,自由、平等、博爱、公正等价值,应该是任何现代社会都追求的理想状态。这就像我可以说我的理想就是不上班,但是我为了这个理想还得去上班一样。

也就是说,价值观是理念的笼统表达,而实际操作中能做到多少,才是人类社会有政治、法律、道德等架构的原因。人们正是为了追求这些才会行动,也正是人类追求这些价值的行动造就了历史。

纷争

有人会问:为什么看上去“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字眼老少皆宜人畜无害,但却有这么多的价值纷争?

因为通向理想态的道路有很多,而人们总是以通向这里的道路差异作为分庭抗礼的理由。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这里的“道”,在这个语境中可以解释为“通路”;而“道术为天下裂”,人们追求的可能是同一个“道术”,但方法不同,就造就了理念的不同。

这就好比诸子百家产生的年代:儒墨道法可能追求的都是太平盛世,但是儒家说要修齐治平,法家说要严刑重典,墨家说要兼爱非攻,道家说不如坐化物忘。正是方式上的不同,造就了理念的区别,产生了不同的流派。

换句话说,任何的“价值观”都是不能与社会现实、以及改造社会的方法割裂开的。一般语境中的“普世价值”,背后一定有党派政治、民选政府等一套西方通行的操作方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背后,则有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制度。

所以,单纯讨论价值观谁对谁错其实没什么实际意义。本质上,这还是一个“路线之争”。

意识形态

价值观是要指导实践的。否则的话,就可能能是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又或者是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基于路线之争的现实,人们会产生不同的思想。

那些争斗的双方,是截然对立吗?从理念上说,可能确实有很多交集。但方法可能确实非常不同。基本上,你随意举出几个国家,他们的政体制度一定有非常多的不同。

但我们有必要澄清一些误区。

比如,只要不是西方(一般意义上)的治理模式,就一定是“专制”、“落后”、“独裁”的吗?看上去并非如此,至少这个理论不能解释亚洲四小龙的崛起。

这个问题还可以引申一步:采用了西方的治理模式,就一定是一个美丽新世界吗?这方面的反例也很多,不胜枚举。

所以你看,人们谈论理想价值是往往口若悬河,但治理实践却寸步难行。这就好像岛叔经常自嘲的那样,大学毕业了去天桥上摆个摊都未必干得过隔壁的贴膜小哥。术业有专攻的这个例子,本就不涉价值。

这就意味着,民主-专制、进步-落后、文明-野蛮、正义-邪恶等二元对立的词汇描述在遇到政治实践时往往是苍白无力、解释不能的。用一个词描述一个人都难,何况描述一个国家。信仰一个词描述一国的也许别有用心,但更多的可能是盲人摸象的无知。

效能

意识形态当然很重要,“极端重要”。为什么?因为它的核心是“解释权”。古代王朝说天子是天之子、龙化身,跟基督教里说“应许之地”、“天佑之国”没什么两样。都是解释自己的合法性来源。

任何一个国家、政党都面临执政合法性的问题。在西方的政治实践中,选票是合法性来源,代表人民的认可。但在中国的现实操作和政治传统中,选票只具有阶段性的意义,长期的政治效能才是最终的合法性来源。理解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和社会现实,首先要承认的就是这种差异化的治理。

什么是政治效能?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说白了,就是你能不能让老百姓富起来,让国家强起来。无论你在竞选台上多么口若悬河,信誓旦旦,对不起,中国老百姓就是这么任性,只认实效。

这个是做好中国意识形态工作最大的背景。执政党如果不能解决发展问题,才会动摇老百姓的信念。从中国的发展看,中国执政党的政治效能是得到认可的,尽管中国的这套发展模式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已经成为一个后发国家追赶式发展成功的范例。

困境

那么,为什么袁部长一碰到意识形态问题,就遭到这么激烈的反弹呢?想要偷懒的话,我们当然可以继续用“一小撮”、“别有用心”等字样来搪塞舆论,但岛叔说过,众声喧哗,是今后舆论场的常态,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

所以问题在于,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中,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但却讲不出、讲不明白。而现在的舆论格局是,你说你是对的,那你最好证明给我看。所以,如果我们没能总结出几条道道来,开口闭口还是过去的那套斗争理论,就显得“不合时宜”了。这是理论和实践脱节的问题。

理论的生命力还在于强大的解释力。如果一套理论,只是停留在课本里,天天让人死记硬背,却无法解释新事物、新现象,那真是“一把火烧了了事”。岛叔虽然没有深研过马克思主义,但一直坚信伟大的理论一定有伟大的理由。比如马克思对资本本质的阐述,对如今被资本控制的世界,依然具有批判意义,怎么说过时了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塑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体系,让自己的解释权变得更加强大。

当然,对于袁部长遇到的困境,也有分析者归结为左和右,以为这次争议反映了“越左越安全”和“越右越正义”的舆论对立,但这都是以事先拟好的标签,人为划定阵营,未免草率。中国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早已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在开放与发展的同时,如何树立中国的主体性,而意识形态,无疑是首当其冲的。这是中国凝聚发展共识不得不面临的挑战。

岛叔读书不多,时常提醒自己的一句话就是“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多一些解决问题,少一些用主义打主义的嘴仗,这就是传说中的“求同存异”。国际如此,国内也一样。

毕竟,秉持什么价值观,说了什么不算什么,做了什么才最重要。

文/公子无忌、独孤八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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