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双周座谈 | 崔永元:“我违反了一点纪律”

政协双周座谈 | 崔永元:“我违反了一点纪律”

2016年3月1日,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全国政协委员抵京。当日是政协委员报到的第一天。(视觉中国/图)

“核电和清洁能源发展”座谈会上,分成“挺核派”和“反核派”两派。争到激烈处,主持会议的俞正声笑着维持秩序:“我们是只交锋,不争吵。”

为确保协商成效,每次座谈会召开时,国家相关部委的负责人要到场与委员对话,直接听取意见,为相关建议“落地”开辟便捷通道。

“政协的职能是协商,是给你提一些好的建议和意见。”

2016年1月21日,全国政协礼堂,面对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顺丰速运董事长王卫直言不讳地道出他对快递业的担忧:对快件实行“100%管控”,会让快递企业变成“一种类型的病人”,所有企业都要“吃药”,势必会影响行业发展。

当天,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了一场“双周协商座谈会”,主题是为快递条例的制定建言献策,除了二十多名全国政协委员,王卫作为行业代表,也应邀参加。

双周协商座谈会,是中共十八大首次在党代会报告中提出“协商民主”后,本届(十二届)全国政协推进协商民主的重要举措。自2013年10月22日起,已举行46次,每隔一周在周四下午举行。

“双周协商座谈会”,其传统可追溯到始于1950年由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发起的“双周座谈会”, “文革”开始后被迫中止,直到2013年重启。

此番重启有继承,也有创新。就发起主体来看,当时由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发起,现在则由中共领导的全国政协发起。

1 传承但不照搬“神仙会”

每次双周协商座谈会的地点都固定在全国政协礼堂,与一般的会议不同,会场不设主席台,而是摆放了一张椭圆形的桌子,供大家围坐。

兼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洁说,会议一般都是在隔周四的下午三点召开,由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2015年7月2日,第34次座谈会的主题是“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和相关法律问题与对策”,何丕洁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了那次座谈会。

“俞正声主席在开场中说了当天要重点讨论哪些问题之后,大家就开始讨论了。”何丕洁注意到,主要是委员和应邀出席的专家在说,俞正声偶有插话,他特别希望有互动。大家发言结束后还进行了深入探讨,“不像有的大会发言,与会者把话讲一遍就散会了。”他也发现现场气氛比较活跃,大家着装也多是便装,比较随意。

另一位曾参加过双周协商座谈的委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座谈会发言大家都很踊跃,快结束时,还出现了抢话筒的现象。看到委员们争抢发言,话筒都顾不上用,俞正声让大家“再说一个”,他还笑着说,“大家说发言机会难得,是在批评我,因为我与大家见得少。”

关于双周协商座谈会的定位,俞正声在2013年10月22日召开的首次座谈会上解释:“通过定期邀请各界别委员主要是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座谈交流,听取意见和建议,使双周协商座谈会成为沟通思想、增进共识、协调关系、凝心聚力的协商平台。”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双周协商座谈会传统,可追溯至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政协的“双周座谈会”。1950年3月,一批认同中共政治纲领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发起了“时事政治座谈会”,举行频次是每两周一次,被称之为“双周座谈会”,也叫“神仙会”。参加会议的有当时全国政协组织的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党派、无党派推选的代表,以及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

当时不仅是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内部也流行“双周座谈”。

但不久,双周座谈参会代表、内容、举行频次就发生了变化。1955年,全国政协常委会决定,双周座谈会改为不定期举行,由秘书长根据情况召集。座谈会内容为:听取政府各部门的工作报告;座谈时事政治;协商有关单位提出的问题和由政协全国委员会工作会议提出的问题。

1966年7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举行了114次的“双周座谈会”中断。“文革”结束后,虽然有些民主党派的地方组织恢复了“双周座谈”,但全国政协层面一直没有恢复。

2013年,新一届全国政协产生后,作为落实中共十八大精神、推进“协商民主”的一项制度建设和创新,中断了近半个世纪的“双周座谈”得以恢复。

重启后的“双周座谈会”,在名称中加了“协商”二字,体现了“延续但不照搬”,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同时,也契合了中共中央强调的“协商民主”。

2 “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的问题不谈

从已召开的46次双周协商座谈会来看,议题领域较广,精准扶贫、媒体融合、政府职能转变、“丝绸之路”经济带都有涉及。而且无一例外,俞正声主席都亲自参加,听取意见建议并和与会者交流探讨。

“议题通过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以服务大局为目的展开,也考虑社会民生和百姓关注的重要问题。”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洁说,另外,议题也会根据政协委员们的调研结果,以及在提案中提到较多的问题来确定。

南方周末记者从全国政协相关人士处获悉,协商题目的确定程序是,先由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政协各专门委员会推荐,再经过全国政协主席办公会议讨论确定年度的计划安排,之后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

据何丕洁介绍,每年年底,全国政协的各个专委会、局委办以及政协领导,就会提出下一年重点调研关注的问题,这时就要确定哪些议题适合双周座谈,哪些适合放到政协常委会讨论。

“那种‘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的问题我们不讨论。”全国政协专职副秘书长刘佳义接受媒体采访时进一步阐述了对议题的要求。他说,座谈会注意选择现实生活中存在而又解决得不好、切口较小的问题来协商。

2014年11月13日,双周协商座谈会讨论的议题是“建筑工人工伤维权”这个话题,如果笼统地谈农民工问题讲几天也讲不完,但从“工伤维权”这个小切口来说,却能谈得比较深入。

确定议题之后,接下去的工作就是选择参会人员。

由于每次参会的只有20人左右,不仅要涵盖全国政协相关委员会的委员,还要考虑交过相关提案或在大会发过言的政协委员,以及相关的专家学者。考虑到政协委员的广泛性,在人员选择上还要突出统战色彩和界别色彩,让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有更多的参加机会。正是从这个角度考虑,将参会的中共政协委员限制在30%左右。

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洁之所以参加了“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和相关法律问题与对策”的座谈会,就在于民革向来比较注重“三农”问题。其实在2014年4月3日,召开落实全民健身条例双周协商座谈会时,也邀请了何丕洁,“但我没有参加。”何丕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推荐民革党员中一位在直辖市任副区长的委员参会,该委员在政府工作中主抓教育、体育,谈起来就有的放矢。

按照惯例,每次座谈会召开前,相关部门还要进行调研。据何丕洁介绍,讨论农村土地确权这个议题前,民革中央和全国政协提案委员开展了专题调研,很多政协委员都通过提案等方式提出了建议。

政协双周座谈 | 崔永元:“我违反了一点纪律”

2016年1月21日,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第46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快递条例的制定”建言献策。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会议并讲话。(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图)

3 崔永元:“我违反了一点纪律”

座谈会每次开会,除了邀请全国政协委员,还会邀请几位相关的专家学者。2015年6月18日,全国政协就建筑工程消防审核验收召开了座谈会,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余凌云就应邀出席。

“参加座谈会还是蛮有意义的。”余凌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学者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总希望能把研究心得和看法向决策机关反馈,影响决策。

会议前,余凌云按要求写了份发言稿传到全国政协,之后又根据政协的反馈意见修改了发言稿。发言不超过8分钟,他回忆,每个人发言时,俞正声或是插话,或是提问,或是做个简短评价。

原央视主持人崔永元是无党派界别的政协委员,因其对转基因农产品的关注,被邀请参加了2015年10月8日召开的“转基因农产品的机遇与风险”座谈会。

崔永元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回忆,他大概是半个月前接到通知的,座谈会召开当天,他和其他与会者各自前往政协礼堂。会议开始后,先是重点发言,每个重点发言者有8分钟发言时间,这是事先有准备的。之后是自由发言,实际就是举手发言,每人有5分钟发言机会。快到5分钟时会有工作人员递去纸条,提醒时间快到了。

崔永元注意到,俞正声有时也会插话。当时有个研究转基因的专家在发言时说,饲料用的转基因玉米已经研究成功了,应该在国内推广。俞正声就问了一句:“饲料用的转基因玉米和人吃的转基因玉米怎么区分?”专家没有回答上来,沉默片刻之后,低头接着念稿子。

“座谈会的会风很好,没有啰里啰唆。”崔永元说。

崔永元参加过两次双周协商座谈会,第一次是2014年12月12日,议题是“城市化进程中传统村落保护”,这个议题比较容易形成共识,都觉得需要保护,只是在保护和发展的关系上有分歧。

第二次就是“转基因农产品的机遇和风险”,这一次各方有观点对立。会议前的通知中明确要求每个人说自己的观点,相互之间不要争论,因为一争论起来就没完没了。

“但我还是违反了一点纪律。”崔永元说,他听到某部委一位人士的观点时,就直接表示了抗议,大概有两三个回合的争论。

实际上,在双周协商座谈会上,类似的交锋经常出现,因为选择出席者时,就已注意到邀请一些观点对立、有代表性的委员或专家参加。

2014年1月9日,双周协商座谈会的议题是“核电和清洁能源发展”,会上就分成了两派,“挺核派”认为,核电是清洁能源,在雾霾日益严重、能源结构调整迫在眉睫的情况,中国应该更多使用清洁能源。

但“反核派”认为,核电站在技术上并不成熟,应该实行总量控制。争到激烈处,主持会议的俞正声笑着维持秩序:“我们是只交锋,不争吵。”

双周协商从一开始定下的工作原则中,有一条是“坚持广开言路、求同存异、民主协商、集思广益”,鼓励各界别委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充分发表意见和见解。

2014年5月27日,在“化解产能过剩”座谈上,全国政协常委李毅中就直言不讳:“化解产能过剩虽然经过了很多努力,坦率地讲,成效并不显著。”“对于产能过剩的行业,再好的项目也不能上了。”

政协双周座谈 | 崔永元:“我违反了一点纪律”

2016年1月21日,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双周协商座谈会。曾经参会的委员注意到,主要是委员和应邀出席的专家在说,俞正声偶有插话,他特别希望有互动。(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图)

4 解决了工伤保险“老大难”

为确保协商成效,每次座谈会召开时,国家相关部委的负责人要到场与委员对话,直接听取意见,为相关建议“落地”开辟便捷通道。

两年多下来,经济、民生等相关部委负责人,几乎都受邀参加过双周协商,其中财政部、发改委、人社部、教育部受邀的频次最高,成了常客。

2013年11月21日的座谈会主题是“为维护职工群众切身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言献策”。会上,政协委员颜辉提出建议,应从立法源头上确保职工“劳有所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在场的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就回应:2020年前,人社部将在全国推行全民参保登记计划,努力推动95%的养老保险参保率。

当天派员去现场的还有国家发改委、国资委、广电总局等部委,如果委员的意见与在场某个部门有关,俞正声都会点相应的部委领导作回应,并强调:“政协的职能是协商,不是给你们作指示,而是给你提一些好的建议和意见。”

社会组织是社会协商的重要载体。2014年7月25日,全国政协对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进行了协商座谈,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到会介绍了相关情况,并与委员们互动交流。次日,他就召集民政部相关司局负责人,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改革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

从结果来看,到目前不少双周协商的意见已经影响了政府决策。

2013年12月24日,双周协商座谈会讨论了汽车尾气问题后,形成了报告给中央。该报告提出,仅占汽车保有量13.4%的黄标车,却排放了81.9%的细颗粒物,后来,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辆600万辆。

2013年11月7日,有关建筑产业化的双周协商座谈会之后,中央领导同志在报送的信息上批示:“推进建筑产业化势在必行”,要求住建部会同有关部门深入研究。

据全国政协相关人士介绍,双周协商座谈会推行之初,不是所有中央领导都能看到协商的成果,初期座谈会结束后,是将协商成果以信息专报的形式,报送相关的中央领导,一般不会报送有关部委。

2014年3月开始,全国政协将协商成果报送到中央领导和相关部委,推进了协商成果的落实转化。

建筑业工伤保险,在过去视为“老大难”问题,社会上呼吁了十几年但一直没有解决。2014年11月13日,全国政协以“建筑工人工伤维权”为议题进行了协商座谈,这实际也是全国政协社会法制工委从2013年就开始跟踪调研的专题,并与人社部、住建部、总工会、安监总局等部门进行调研。那次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又围绕资金来源、体制机制障碍、部门利益等各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然后形成了供国务院决策的参考建议。

2014年12月,国务院四部委终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业工伤保险工作的意见》,解决了多部门十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

5 改变“年委员”的印象

双周协商座谈会的推行,不仅推动了一些社会问题的解决,也是发挥全国政协委员参政议政主体作用的一个探索,让更多的政协委员有了“存在感”。

过去全国政协委员一年只开一次会,委员主体作用难以得到充分释放和发挥,这个现象被称为“年委员、季常委、月主席”(政协常委每季度开次会,政协主席副主席每月开次会)。但有了双周协商座谈后,每年大约开20次座谈会,每次邀请20名左右的政协委员,一年能邀请400人。一届5年,就有2000人可以通过双周协商座谈会参政议政,改变了“年委员”的印象。

双周协商座谈会的启动,也使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这一定位更加清晰。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主任刘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协商民主作为十八大之后的高频政治词汇,呈现出越来越被肯定的走势。尽管在延安时期的“三三制”(延安时期的一种政府组成机制,共产党员、工农、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政治协商”已经有“协商”的意思,但那时还是一种“民主协商”,而不是“协商民主”。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郑万通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早在1991年中央领导同志就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有两种形式,其中就包括“协商”:“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选举和投票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

2006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首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论证了“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形式”。但到那时,还只有“协商”,尚未明确提出“协商民主”这一概念。

在“协商民主”从“形式”上升为“制度”的道路上,全国政协做过不少推动工作。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提出了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加强协商民主工作,成为当年两会热点。2007年11月15日,国新办发表了《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第一次确认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概念。

十八大报告不仅首次在党代会报告中提出了“协商民主”,并提出了“协商民主制度”概念,从而将协商民主从一种民主形式上升为制度形式。

有媒体报道认为,协商民主或许成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条重要路径。政协作为专门的协商机构,在2013年3月产生新一届全国委员会之后,便把对加快协商民主的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进行部署,并对增加协商的频度和提高协商层次进行了探索。

2013年5到6月间,全国政协赴全国各地,对协商民主的推进情况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调研,调研共分八个组,经过多次讨论后,全国政协决定重启“双周座谈”。

现在,全国政协每年有1次全体会议、2次专题议政性常委会和两次专题协商会,20次左右双周协商座谈会,再加上专题协商、界别协商、对口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等协商形式。可见双周协商座谈会制度的建立,完善了政协的参政议政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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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delphine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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