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孙京涛:追求真实是为了超越真实

中国摄影报:您早年也曾参与摄影工作坊式的教学,从摄影家或者说参与者的角度,您如何看待这种摄影教学模式,如何看待这种模式如今在国内的盛行?

孙京涛:“克里斯蒂安,我总有一天要杀了你!”老头子眼瞪如牛、面长如马,而那个年轻人却是会心一笑。这是关于指挥大师切利比达克的一部纪录片中的一个情节。这个被温暖期待和懊恼填满的情节让我不断回想我在荷赛“乔普·施瓦特摄影大师班”上学习的情境,也让我不断想象包豪斯学院那些伟大的大师们与他们徒弟之间的关系。

什么是专业?专业就是细节。如何解决细节?必须面对面手把手,中国古人所言“要想会跟着师傅睡”绝非虚言。如摄影这种操作性非常强的学科,“Learing by doing”是最有效的学习方法。更何况,摄影是深具个性和创造性的学科,基本知识的学习可以通过上大课解决,而涉及个人瓶颈,则必须因人而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工作坊这种教学模式,是帮助摄影师解决个人职业困惑,重上一个新台阶最好的模式之一。各类摄影工作坊的风生水起不仅说明我国的摄影教育和培训工作日渐成熟,而且从侧面反映了摄影的多元化生态已经形成并得到良性发展。

中国摄影报:艺术创作类型的工作坊在历史上、在海外其实由来已久,您觉得摄影工作坊能够持续活跃源于哪些要素?今天的工作坊需要解决的问题与此前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孙京涛:在国外,工作坊这种教学比较普遍,国内最早操持摄影工作坊的应该是任悦老师——她的确是一位好老师!我看她带着一帮年轻人做的《还乡》那个盒子,大受感动!“可能性”,多么诱人的一个词!各种可能性!各种摄影师!各种魅力!还有哪种艺术形式能把我们各自内心那头躁动不安的小兔子释放出来,在世界上撒欢?还有哪种艺术形式能让我们的思想乘着七彩光,在天地间翱翔?

工作坊期间可能会遇到各种问题,但最为根本的是解决“可能性”这个问题——横向上,你如何与他人不同;纵向上,你如何超越自我。

中国摄影报:与您此前在“徐肖冰杯”青年摄影工作坊、临沂“三人行”摄影大师班当时面对的所谓“将熟未熟”的学员有点不同,这次彼岸灵光摄影工作坊的学员大都已是较为成熟的从业者了,有不少在各自的领域也是小有名气。这些可以说风格已基本定型的摄影师还有哪些方面可提升的空间?指导他们参与工作坊有什么不同?

孙京涛:我们的传统文化以及我们的企业文化,都习惯于把人塑造成“某类人”,而不是“某个人”,我们的摄影师也习惯于被归于某个群体、某个派,下意识地接受某种统一的身份标签。但摄影恰恰适合个人英雄主义,恰恰要求个性自由,《海上钢琴师》中1900爆的那句 “Fuck the regulation”应该出自每一个摄影家之口。所以早早形成什么风格不见得是件好事。

我们的摄影师同样习惯于职务性摄影,为“单位”拍照,为媒体拍照,为影赛拍照,就是不为自己拍照。但是我一直认为真正的摄影家都是为自己拍照的,非如此,无法做到身心合一、手脑合一、物我合一,也就难以达到该有的思想高度和专业高度。例行公事的照片怎么可能成为好照片?没有发自内心的激情又怎么可能让照片以情动人?自我放弃又怎么可能实现对个人经验的超越?几次工作坊下来,我甚至发现这样一个问题:自由职业摄影师在与人沟通、思维活跃度、视觉表达、文字写作诸方面的能力要明显强于“有单位”的摄影师!我希望工作坊像一面镜子,让大家看清自己的长短。

中国摄影报:您曾参与策划、组织、执教多项摄影工作坊活动,尤其是近几年,似乎将工作坊和各地方密切结合起来,比如广受好评的“万岁·万宁”摄影工作坊在海南省万宁市搭台,还有这次的“自然观·大湿地”彼岸灵光摄影工作坊落地山东省东营市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多是围绕某一地的拍摄、讲习、展示等。这样的策划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孙京涛:双赢。摄影师承接政府或社会组织的项目早已有之,比较著名的是美国FSA摄影计划。摄影兼具媒介与艺术双重职能,具有强大的视觉感染力和视觉说服力,这些能力在网络时代被急剧放大。很多地方会选择用摄影的方式推介地域文化、打造品牌形象或者推介旅游,我们会本着传播优先的原则策划先行,帮助这些地方设计最好的摄影方案和传播方案,找准切入点,把他们的诉求与我们的摄影高度结合。

这样的工作坊往往持续时间比较长,参与的摄影师可以获得很多机会在一起切磋,每个人都会有程度不同的提升。而且,这样的工作坊要求作品必须有完成度——从案头准备、题材选择、破题、拍摄、编辑、文字组织、图片编辑以致展示方式,每个环节必须做到尽可能好。——没错,这些都是最平常的环节,谁都知道,但,把最平常的事情做到极致是非常难的。任务的限定性决定了摄影师在每个环节都要精益求精,我想这是最好的锻炼。另外,这样的工作坊不需要摄影师交费,还能赚点儿散碎银子——大部分处于上升时期的摄影师都不宽裕,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中国摄影报:彼岸灵光摄影工作坊中,来自海峡两岸的导师阵容惹人瞩目。这是否也出于您“不搞一言堂”的想法?作为策划者,您对摄影工作坊中导师的选择和搭配有怎样的思考?

孙京涛:我个人相当羡慕艾迪·亚当斯组织的工作坊,会有那么多成名成家的摄影师投身其中。但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这样做的条件还不成熟,但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国内外的摄影大咖们齐聚一处,与年轻一代的摄影师坐而论道,你想,这该是对那些怀揣着职业梦想正准备大干一场的年轻人多大的鼓励!

工作坊看上去是解决具体的、实际的问题,所以我们不断强调“完成度”这个概念。但最终不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是“可能性”——作为摄影的可能性和作为一个摄影师的可能性。摄影有太多可能,比如贾代腾飞在“万岁·万宁”工作坊期间拍的《咖啡》,他的思路和表现方式让我惊叹不已。摄影师也有太多的可能性——你真的未必就是个“报道摄影师”,也可能是别的,比方这次“彼岸灵光”工作坊中的宁舟浩,他通过多次曝光制造出来的影像与之前的创作迥然不同。

所以,工作坊导师的眼界、境界和动手能力缺一不可。2011年的“三人行”工作坊是常河、任悦、李楠,浙江的“锐意先锋”“徐肖冰杯” 青年摄影师工作坊陈庆港、晋永权参加进来,后来的“万岁·万宁”“黄河口·大湿地”“大沥·创新”工作坊袁冬平、黄利平加入。你看,这些都是在一线领军的人物,他们对整个行业的观察和思考是全面的和前卫的,而且他们自我学习的能力都很强大,眼界相当开阔。但我仍然希望有更多的人参加进来,尤其是港澳台和国外的专家,他们对摄影理解的角度和高度与我们还是不同。所以这次“彼岸灵光”我们邀请了张照堂、郭力昕和张世伦三位台湾专家,大陆则请来了目光如炬文锋犀利的刘树勇老师。事实证明,这些老师会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点拨不同的摄影师。有的学员甚至认为:看老师就某个问题捉对“吵架”获益最多!“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哈哈,这哪是单人带队能有的效果?另外一个担忧是(也可能是我多虑了),在我们这个以长幼尊卑建立道德秩序的社会,我坚持认为单人带队的工作坊中,个人的局限会不同程度地制约“可能性”的铺展。

中国摄影报:在这次彼岸灵光摄影工作坊中,导师的讲评在整体课程安排上占了很大的比重。这表面上看是图片编辑方面的指导,但往往引发其他讨论最多的也在此,您怎么看这个环节背后的效应?

孙京涛:彼岸灵光工作坊期间,张照堂老师拿着黄利平老师新出版的画册《滩区·故乡》,把中间那160张清晰的照片合起来,独独提问:为什么一前一后用了两张虚的照片?我相信我的回答张老师是很满意的。但,这两张几乎可以概括全书情绪的照片却是从一堆“废片”中挑出来的。请我作图片编辑的摄影师都知道我的工作方法:把所有的照片拿来我看。因为那些看似没用的照片,通常隐藏着丰富的信息:你的误区、盲区以及潜力和可能的发展方向。所以说,好照片为事件负责,是向外的,坏照片为摄影师负责,是向内的——敢于把坏照片也亮给你的人至少是坦荡的吧!

但平时这样的机会不多——我没有大块的时间看一个人所有的照片。而工作坊期间却不一样,导师们通常会从头到尾参与到你的创作过程中。解构题目,建构故事,是摄影师与图片编辑深度交流最好的机会。这个机会会帮你解决很多问题:小处说,技术问题,比如文字写作——大部分摄影师的文字写作生涩磕绊。那么我会告诉他:写完了大声朗诵一遍,凡是打硍的地方就要修改!大处说,比如职业方向——我自己选择做图片编辑,与我上荷赛大师班有很大关系。

作为图像传播的枢纽,图片编辑本来是最值得重视的一个环节,但我国的图片编辑却一直是一个大问题。这不难理解:第一,图片编辑要有非常高的修养,第二,要甘于为他人做嫁衣。这两个方面都是不容易做到的。

中国摄影报:新媒体环境下,摄影的确要面临很多新问题。东方早报副总编辑、澎湃新闻副总编辑常河最近也表达了“新媒体业态下,摄影不再那么重要”这样的观点。投射到摄影的教学模式上,您觉得针对职业摄影师的工作坊是不是也应对此有所反映,在指导方向上有所调整?

孙京涛:我猜常河说的“摄影”,限定为传统的“新闻摄影”或者“报道摄影”。我相信他的本意是,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可选择的媒介手段更丰富了,同时整合使用媒介手段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了,从而显得照片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他很早就提出过“新闻摄影整合传播”这个概念。在传统媒体时期,我们一直把“图文并重,两翼齐飞”挂在嘴上,而新媒体已经不只两翼了,可能有20个“翼”。当然,新媒体环境下摄影得到的传播空间和发展可能也是空前的。

但这仍然是个话题,我们不妨反问:摄影在什么媒体业态下重要过?从大面儿上讲,新闻摄影在纸媒上曾经重要过吗?甚至于从严格意义上追究:我们有过真正意义的新闻媒体吗?所以我们不妨分别从两个层面上说清楚一个事儿:什么样的摄影是重要的。

围绕着摄影,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可观的行业,这个行业的盈利水平和规模甚至不亚于“传媒”,并且其动态创新和自我更新的能力也不亚于“传媒”。但就“摄影”的图像生产而言,它的融合性开放性甚至不是传媒所能比拟的,而且其发展的层面和方向比传媒丰富得多。这样的特性赖于两个合力:科学的创造性和艺术的创造性,这是任何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优势,因此摄影能够将人类引入一个日新月异的视觉时代。显然,那些蕴含创造性的摄影,才可能成为重要的摄影。

观察范围再小一些——回到报道摄影上来。我相信常河谈及的焦虑和我的没有什么差别:我们不缺乏摄影,而是缺乏有“重量感”的摄影。这如同我们不缺乏文字,而缺乏有思想有新意的文字一样——味同爵蜡的文字会被媒体看重吗?鲜有思想,缺乏情感,视觉上没有新意等等令人懊恼的问题已经存在不是一天两天了。问题出在哪儿?一,我们的摄影记者缺乏清晰而明确的价值核心。回看荷赛或普利策,他们的根本价值无非是“人命关天”,或者如艺术家徐冰说的“要人命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在我们这里经常是模糊的、漂移的甚至是人为遮蔽的。二,知识建构缺乏体系,阻碍了我们的摄影记者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思考的深度和广度自然大打折扣。三,我们大部分人并不清楚,伟大的照片是观点的象征,而不是事件的叙述,因此我们往往会把摄影最为伟大的功能——隐喻性——置之一旁,而去追逐表象的真实。凡是真正追求真实的摄影师,不是为了得到真实,而是为了超越真实——隐喻性正是对真实的超越,这才是摄影真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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