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长城抗战的窘迫与无奈

1933年长城抗战的窘迫与无奈

手执大刀的抗日将士。

1933年的长城抗战,是中日两国继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之后的第三次交锋。3月13日,前线激战正酣之际,东北义勇军抗日后援会负责人朱庆澜发出捷报,称宋哲元第29军的大刀队面对"日军步炮空及钢甲车"联合进攻,"咸抱必死决心,白刃相接。敌初犹顽抗,继被砍杀过半,慌遽求饶,其两个旅团正缴械中。喜峰口经此血战,敌几告肃清",取得了惊人的大捷。然而,两个月后却是日军兵临北平城下,战争以中方求和结束。

明明连战连胜的战争为何这样结局?大刀队是否战胜了武士道?本文给你一个解读。

一、动人大捷只为鼓舞民众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是《大刀进行曲》的最后一句,这首歌发表于1937年9月,副标题是"献给二十九军大刀队",指得自然是七七事变时奋勇作战的队伍。但大刀队巨大影响正是起自长城抗战的喜峰口战斗。

当年报章和书刊对喜峰口战斗的描写十分精彩。1933年出版的《长城血战记》载,"五百名大刀队袒臂冲锋,爬登长城。敌素轻视中国军队不足一击,忽遇此非常硬汉五百,措手不及,千余日军,悉被砍杀"。日军进攻时,大刀队"不动声色,不发一枪,迨敌临近战壕数十步时,于烟磺未落之中突起砍杀,当将日军一千五百人尽数解决"。

此后,"日军被困,东西逃窜,我大刀队勇敢直前,分头搜杀,余敌现已尽数解决","宋部采白天休战,夜间袭击办法,使敌飞机甲车失其效用,每夜至少砍敌日军千名以上",《大公报》还登出大刀队俘获的日本坦克照片。

冷兵器能战胜"机械化"日军的消息传到后方,举国欢腾。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参谋长黄绍竑回忆"全国的报纸上,尤其是上海各报,就为大刀队大吹大擂,写得活龙活现,说是敌人个个被大刀砍死,因而敌人望见大刀队,就害怕的发抖"。当时在北平的日本医生矢原谦吉回忆,小报上登载刘伯温《烧饼歌》的"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手"两句,"以证万事俱由天定,大刀队一出,国家从此无恙矣"。

在媒体的渲染下,各地纷纷向第29军发贺电、捐物资。上海妇女慰劳会代表到北平劳军时特地前往喜峰口,不仅手捧大刀摄影留念,回北平后还夸耀"这把大刀,还有敌人的血留在上面呢"。

沸腾的民意在长城抗战失败后仍未冷却,特地为大刀队未能继续发挥作用做出解释:日军为了对付大刀队,特别从伪满皇帝溥仪的警卫军和伪满靖安军中抽调精谙单刀的官兵组成一梯队赴长城各口作战,以灵活的单刀压制大刀队的长柄刀"双手带",数度搏杀之后才让大刀队陷入劣势。总之,不是大刀队打不赢日本人,而是中国人中有叛徒。

对宣传持有疑义的不止一人。鲁迅在申报上写了一篇《"以夷制夷"》,说大刀队制敌的新闻"粗粗一看,是要令人觉得胜利的",看完之后发现"这其实是敌斩我军二百了"。黄绍竑和《申报》老板史量才说"新闻界不去鼓吹正规军的新式武器,而来鼓吹大刀队,不是又要演出义和团的老把戏了么!",史回答"新的没有得吹,只好把旧的来吹吹"。

第32军副官处长唐永良还揭露了一个秘密,大刀队俘获的"坦克"其实是他指挥士兵用木头做架子,拿布和纸糊出来的,目的是让官兵认识一下坦克的样子,照片则是这位摄影迷采用"逆光"摄影法拍出来送到《大公报》的,"动机只是出于一时的游戏"。

即使在第29军自己的战斗记录中,大刀对刺刀也没有显著优势。3月9日争夺喜峰口东北侧长城最高山顶的白刃战斗,战报称击毙日军百余人,自身伤亡四百余人。3月10日老婆山争夺战,报告击毙日军七百余人,自身伤亡四百余人。3月11日喜峰口西侧长城高地镇多占,报告击毙日军二三百人,自身伤亡三百余人。到3月12日夜袭,王长海团称砍死日军五六百人,自身伤亡也达六百余人,足称得上"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二、中国军队装备低劣远不及日军

大刀队为第29军带来崇高的声望和大批援助物资,但如果让该军官兵选择,恐怕他们宁愿拥有和日军一样的制式步枪。其实,第29军用大刀不是因为威力过人,而是实在没有办法。

副旅长何基沣回忆,该军三分之一的步枪是汉阳造和三八式,三分之一是老毛瑟枪,另三分之一是第29军自己的修械所制造和从盗墓将军孙殿英那里买来的土枪,"枪械陈旧而复杂,弹药补充困难,有些也无法补充,如老毛瑟枪的弹药,各兵工厂早就不制造了","步枪上没有刺刀,自己制造不了,就利用西北军原有的特点,打了些大刀,发给士兵用"。

第29军的将领也知道光靠大刀砍不赢日军。指挥3月12日大规模出击夜袭的旅长赵登禹当时的指示便是"只准用大刀砍,手榴弹炸,非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不用轻机枪和步枪射击,以歼灭敌人为第一,虏获战利品为次",原因则是"我军装备差,火力弱,有兵无枪,有枪缺弹"。如果枪弹充足,当然不会只凭借大刀作战。

第29军的情况是当时中国军队装备的忠实写照。中央军的情况较杂牌军略好,但与日军之间的差距仍然巨大。参加古北口作战的第25师源自中央军模范部队教导第2师,但"除迫击炮外,山、野炮全无"。第2师只装备重机枪,从洛阳开到北平后领到了轻机枪,官兵都不知道如何使用。所配属的独立炮兵部队,不仅数量少,而且性能差,"往往需发射三发炮弹方能命中目标。但这里一发炮弹刚刚出膛,即为敌炮兵所发现,马上招来排炮轰击,只好频频更换火炮位置,不敢集中排列作连续射击"。

武器之外,工具、被服、给养无一不缺。第25师原在南方作战,开到北平时士兵还是赤足草鞋,靠北平各界民众捐赠支援才解决了防寒服装。后勤部队的卡车集中于弹药保障,粮秣靠畜力运输,在日军航空兵袭扰下只能昼伏夜出,前线给养经常中断。其他中国军队的装备或优或略,大致处于同一水平,后勤方面也是如此。庞炳勋部第40军的卫生连"除碘酒、苏打、绷带、阿司匹林外,殆无他药",连长被问到如此设备何以应付战场需要时回答"不必多虑,我连备有担架四十副之多,已较他处之卫生连,设备完善多矣!"。

完成近代工业化建设的日本,军队的装备水平远胜于靠农业社会支撑的中国军队。参加入侵长城线的日军第6师团、第8师团均为两旅团四联队制常设师团,师团有野炮联队,步兵联队辖山炮队,连大队也有两门步兵炮和一中队重机枪,各小队装备有轻机枪,火力远胜中国军队。

关东军为参战各师团和独立混成旅团配属独立炮兵、工兵、骑兵等支援部队,战斗阶段师团、旅团再将这些部队下方配属一线部队,组成火力、独立战斗能力均强的先遣队、挺进队担任先锋。以喜峰口战斗时当面的日军松尾野先遣队为例,该部核心仅为步兵第27联队第1大队主力(欠一个中队又两个小队),所配属的部队却有野炮兵第2大队(欠两个中队另附山炮一个分队)、工兵一个中队(欠一个半小队)及骑兵一个中队(欠一个小队),火炮实力远胜号称拥有十几门山野炮但不敢拉到前线的第29军。

日军炽盛的火力来自于强大的运输能力。日军集中十数辆装甲车和汽车组成快速部队,将步枪、机枪置于车上,实行行进间射击,突破阵地一点即大胆挺进纵深。这种边冲边打的作战方式未必有多少杀伤力,却给未曾见识这等阵势的中国军官造成极大的心理威胁,一个师往往伤亡百十人就因侧翼遭到威胁或退路被切断而军心大乱,慌忙撤退,行进中的纵队也常被一冲而散,无法组织起有效的防御。

三、指挥训练均不如人

参战中国军队中以东北军装备实力最为雄厚。1933年1月1日日军发动山海关事变时,守军东北军独立第9旅第626团即拥有机枪12挺、平射炮4门、迫击炮6门,差强可与日军一个联队相比较。3月古北口战斗时,东北军第107师、第112师也拥有师属山炮一营支援作战,远胜增援上来的中央军第25师。但东北军的战斗表现在长城抗战各军当中又是最差的。

在公众想象中,东北军官兵因家乡沦陷满怀复仇之心,在抗日战场上必然奋勇作战、死不旋踵,现实并非如此。东北军装备充实、官兵中也不乏忠义之辈,但中高级军官普遍能力薄弱、作风散漫,部队技战术平平,士气尤其低落。面对火力炽盛、士兵主动性强的日军,恐惧便压到了荣誉。

长城抗战的历次战斗中,东北军构筑的防御工事被日军认为"巧妙""坚实",但实战中士兵普遍欠沉着,往往未等日军进入射程就胡乱开枪,需要反冲锋时也不愿意离开阵地。连、排长事事带头,成为明显目标,遭到日军狙杀,而一个连常因军官伤亡殆尽便一哄而散。

基层如此,师、旅级别的指挥自然无法贯彻,兵败如山倒的悲剧难以避免。在热河作战期间,东北军第108师、第119师、第129师、第130师面对日军川原挺进队的大胆的穿插突击毫无办法,四个师在日军三个大队追击下溃散奔逃。第53军副军长杨胜治回忆,"一日之间垮了四个师,沦陷了几百里国土,实在是骇人听闻的事情"。进入热河的五个师东北军只有缪澂流第116师能够与日军正面接战,但最大的战果也不过是大部全歼日军一个小队。

其他参战国军的水平也难称高明,其间原因各自不同。第32军军长商震批评所部第139师在冷口的布防"是一线式配置,敌人一撞就破,你们必须搞纵深式的,同时要据点式的配备才行",该师参谋长回答"您的指示很对。但是我要用一个比喻说明,比如您给我们的棉花,叫我们纺成线,织成一定长度的布。可是您给的棉花只能纺成规定长度的一条线,如何能织成一块布呢?"。

中央军各师的防守能力颇为日军所肯定。古北口撤退时有7名士兵没有接到命令,据守阵地拼死抵抗直至全部阵亡,日军也为之收敛遗骸,树立墓碑。但在战斗指挥和训练水平上,仍然不得不承认逊敌人一筹。第25师师长关麟征、代师长杜聿明在古北口指挥防御战时屡遭日军小部队迷惑,时而增援东翼,时而充实西翼,终于在阵线被拉薄之后遭敌中央突破。日军抢占了退路上的制高点,第25师官兵只能在机枪扫射下奔逃。关麟征在战场负伤,则是率部增援东翼时遭遇日军,身边的士兵投掷手榴弹,慌乱中却没有拉弦,反被日军掷回爆炸所致,士兵训练水平的差异可见一斑。杜聿明深受此事刺激,在军中大力推广回掷手榴弹,到国共战争时期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之尊,还亲自下部队指导训练。

参战的国军指挥官特别是高级指挥官普遍身经百战,士兵也是自愿从戎的职业军人,经验十分丰富。而日军参战的第6师团、第8师团、混成第14旅团等部的战斗经验要薄弱许多,除少数人参加过九一八事变后的侵略作战外,多数师团长、旅团长和联队长上一次参加实战还是日俄战争时期,大队长以下普遍没有实战经验,士兵则是定期服役的义务兵而已。

但是,日军各级军官旺盛的野心、部队良好的组织和严格的训练,与炽盛的火力结合,在实战中发挥了巨大的效果。日军兵临承德城郊时,第8师团参谋河野悦次郎少佐发现城内守军已经撤退,大胆乘坐一辆装甲车冲入城内,早有准备的汉奸们立即发动流氓打手们打着市民的旗号拥到街面上"欢迎"。所谓一百二十八名骑兵攻占承德的传说,不过是对之后的入城式的描述。

日军各级军官独立指挥能力颇强,应变果断。日军一个中队袭击中国军队千余人守备的董家口,以一个小队配属重机枪吸引守军火力,另一个小队攀援山壁到关口东侧突袭,守军措手不及,弃关溃退。国军第2师在南天门、八道楼子的血战曾被拍成电影,但也没有表现出师长黄杰当时头疼的一件事--日军第32联队第3大队主力三百余人迂回越过八道楼子国军防线向后方突进,险些切断第2师的后方交通线,黄杰用了一个团才将其拖住。喜峰口战斗时,日军突入喜峰口关城后与第29军胶着于南门及两侧高地,冲锋五六次未能奏效。野炮第2大队大队长高森少佐见状,率部将数门山炮推进关城北门内实施抵近射击,掩护步兵一举突破第29军阵地。

从一次小战斗可以看出双方士兵的差别。第29军3月12日夜袭后,日军第14混成旅团旅团长服部兵次郎带领四十多名司令部人员赶赴前线,他只知道喜峰口关城已被攻占,未料沿线城墙上仍有守军,接近之后就遭到射击。枪声还引来了前日夜袭中与大部队失散的几十名士兵赶来参战。服部等人陷入交叉火力,传令兵立即用马匹围住他做掩护并竭力反击。中国士兵始终未能向这支小队伍发动冲锋,到战斗结束服部一行中也只有一名军官负伤。试想,如果一开战就击毙一员日军陆军少将,喜峰口乃至长城抗战的战局可能会大不一样。

四、塘沽协议的窘迫与无奈

回顾历时四个月的抗战,不得不承认,装备、指挥、训练均处劣势的国军,是靠着祖宗留下的长城才延迟了失败的时间。当日军突破长城线之后进入平地之后,无险可守的中国军队便无可挽回的崩溃。到5月中旬,各军溃退至延庆、昌平、顺义、蓟县一线,已经是今天北京市、天津市的境内,两座华北最重要的城市岌岌可危。

长城抗战最终以签署停战协议,冀东22个县被划定为停战区域,实际落入日本人的魔掌,六朝古都北平再度成为烽火边城。签署协议的何应钦、黄郛等人被视为罪魁祸首。然而,不签订协议就能够守住平津吗?

当时政府和军队内部,也有大批主战派反对停战。军分会的副参谋长王纶不愿就此认输,但他能拿出的办法,也只是"调炮兵上中华门,对东交民巷轰击,不管他日本人也好,英美人也好,一概把他轰死,横直也不过丢了一个北平,使英美旁观者,也受到影响,他们吃了这个亏,然后对日本方有所责难,谁叫他们同住在一起呢?"蒋介石也是反对签署协定的一员。谈判到了最后关头,何应钦、黄郛等屡次请示,蒋却迟迟不松口,前一封说"党国存亡,即视我此次党军能否死守北平决之",后一封讲"中意当此千军一发之际,只有决心死守南口、平津各据点,为唯一之办法",并"请再转告诸将士死守北平,中正必能运用全力竭尽职责"、"自信内有诸将士在内奋斗,而又我居中策应,则死中必有求生之道",叮嘱何应钦等人"此时人心惶惶,全在主将主宰在心,北平非死守不可,兄等行动亦非至最后时不宜轻离北平,革命人格之存亡,全在此举",还不忘提醒"平城应由中央军担任固守,此为一定不易之道也"。知道明白局势已无可挽回才同意谈判。

蒋介石不愿承担骂名,何应钦、黄郛也不是卖国贼,开启谈判后,黄郛就曾单独密电蒋介石称"事机迫切,间不容发,未及事前电商,至为惶惧,好在交涉仅以停战为范围,条文上能加意审慎,当不致受大指摘,然而兄泪内流,兄胆如裂,想吾弟亦必能想象也",痛苦的心态跃然纸上。

历史不容假设,作为后人很难说假如在1933年就与日本侵略军全面开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但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今天的我们对当年先辈浴血奋战时所面临的情形应有一个清晰的认知,抗战之艰辛。(文/司马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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