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评贵州留守儿童自杀:何时不再孤苦无依

■ 社论

毕节死去的这几个孩子,最大的才14岁,最小的只有5岁。别人家这样年龄段的孩子,还在向父母撒娇,而他们,却过早地独立生活,承担起生命中不可承受的重负。

据澎湃新闻网报道,6月11日,针对“4留守儿童疑似在家中喝农药自杀”一事,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区委宣传部负责人向记者确认,基本确定系服用农药死亡。另据媒体现场报道,房屋里有两编织袋的腊肉,有玉米,晚饭不仅有饭还有汤、菜。

又是毕节!4名留守儿童服农药自杀的新闻,再度勾起人们悲伤的记忆。2012年11月16日,毕节市5名儿童在下着冷雨的夜晚,躲进垃圾箱生火取暖,结果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这一次,4名儿童之死或许并非早前媒体报道的那样,乃是因为没有饭吃才自杀——据村支书介绍,孩子们的父亲今年4月还寄来700元钱,警察现场发现的银行卡也显示,低保金结余3500余元。不过,这些孩子孤苦无助的生活状况,却是毋庸置疑的。

即便如村干部所言,孩子们其实并不缺粮,也不缺钱,甚至还有几十斤腊肉,然而,兄妹四人相依为命的现实却很难有根本的改变。要知道,这几个孩子,最大的才14岁,最小的只有5岁。别人家这样年龄段的孩子,还在向父母撒娇,而他们,却过早地独立生活,承担起生命中不可承受的重负。

他们最缺的也许不是维持生命必需的吃喝,却缺乏最基本的照拂与关爱,缺乏一束明亮的光穿透生活中的层层雾霭,照亮他们枯寂的人生。而这些,他们的父母家人很难给他们。外出打工的父亲已经失联,即便联系上了,似乎也很难长相厮守;母亲也早已外出,杳无音讯;隔辈人的外公外婆也无力抚养他们。

这些孩子与这个社会的联系是如此脆弱,他们的生存基本上处于一种孤立的原子化状态,无依无靠,无人问津,直至生命终结。

曾记得,2012年5名儿童中毒死亡事件发生以后,毕节市曾承诺对全市留守儿童逐一排查,设立留守儿童关爱基金,市、县(区)财政每年拿出经费约6000 万元用于保障留守儿童的学习和生活,并采取“一对一帮扶”方式;教育部等五部门也发文,要求建立16岁以下留守儿童登记制度,以保障将其纳入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不能不说,这些承诺了的措施针对性很强,若能落实到位,确实可以给当地的留守儿童一个依靠。然而,从眼下4名儿童自杀的情形看,所谓的“逐一排查”、“一对一帮扶”,更像是当地应对危机做出的官样文章。

这一事件曝光以后,很多网友都在追问毕节市,政府拿出的那6000万专项资金花到哪里去了?其实,除了资金投放的效果,更值得关注的是政府有没有切实负起关照孩子的责任来,有没有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避免孩子们孤苦无依。

数据显示,全国目前有5000万留守儿童。关爱留守儿童,父母应当负起责任,对孩子的爱不仅只在物质需求,也要给孩子精神的支撑和慰藉。与此同时,政府和社会也要分担起责任,而让每一个孩子免于困厄、免于濒临不测的灾难。

留守儿童比贫穷更可怕的是疏离

从心理学角度,一个儿童,如果不能与父母一起生活,那么,他们将无法建立对世界的安全感,也难以培养对社会和他人的亲和与亲密,他们将变得疏离,对世界、社会、他人的疏离。

作家侯虹斌在评论文章《这世上一半人不懂另一半人的贫穷》中,谈到“就是因为太贫穷,他们甚至连是不是要生,怎么生,也是没有能力规划的。”确实,毕节这4名孩子的父母因为贫穷,不仅无法给生育的孩子以起码的生活保障,他们甚至根本没有办法把孩子留在身边。

但比贫穷更可怕的却是疏离。

也许毕节的这4名自杀的留守儿童被媒体关注,使整个社会惊愕。但促使他们自杀的因素或许不是贫穷,而是绝望,因为长期亲情的疏离而带来的绝望。他们的自杀令人心痛,但更令人心痛的应该是他们自杀前的挣扎,他们的母亲在哪里?他们的父亲在哪里?这种绝望中的挣扎才是这个社会最可怕的。无法想象几名儿童,会出现这样绝望中的挣扎历程。

在每一起悲剧后面,往往都有着更多挣扎在绝望中的留守儿童们。从心理学角度,一个儿童,如果不能与父母一起生活,那么,他们将无法建立对世界的安全感,也难以培养对社会和他人的亲和与亲密,他们将变得疏离,对世界、社会、他人的疏离。

那些留守儿童与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从一出生开始就本能地依恋父母,寻求父母的关爱,直到成年;而父母,特别是母亲也本能地有着照料孩子的天性。如果一个孩子在婴幼儿期就不得不忍受与父母的分离,同时祖辈又不足以给予他们替代的关爱,那么他们就几乎难以避免会出现安全感的危机,这将使他们在成年后更少亲近社会的倾向,更多对社会、他人的不信任和敌意;他们在面对挫折和失败时,更容易陷入无助和沮丧中,他们或者表现出更明显的抑郁和社会退缩,或者表现出更明显的愤怒和侵犯以及更激烈的反社会行为模式。

当留守儿童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种种问题时,因为他们家庭经济水平的桎梏,很难得到妥善的对待和积极的引导。因此,他们同时也更可能是中学教育中被教师放弃的那部分学生。他们成长过程中所缺失的还不仅仅是父母的关爱和依恋的满足,还包括缺乏积极的行为引导,所以他们也更可能有许多被同学、同事所鄙夷的坏习惯,甚至更容易因懒惰、撒谎或其他行为过失而被社会所排斥。

造成留守儿童这些问题的根源不是家庭,而是整个社会的文明水平。所以,试图通过学校或家庭的干预来帮助他们大多数时候可能都是缘木求鱼。那些挣扎在失望中的留守儿童数以千万计,而阻止他们与父母骨肉团聚的,则是这个社会的文明水平。当有朋友感喟像毕节这样的内地偏僻农村只是“前现代”文明,其实一些城市设置种种障碍阻止农民工与孩子们共同生活,也同样只是“前现代”文明。

有时候,问题的解决异常简单,却常常对房间里的大象视而不见。如果我们的社会能够尊重那些因为贫穷而在城市里面打拼的外来务工者,给予他们最起码的公正对待,哪怕是容许他们居住在最简陋的棚屋里,容许他们的孩子接受最简陋的民工子弟学校的教育,“留守儿童”现象就不会再成为一个“痼疾”。

□唐映红(高校教师、科普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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