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华文老师:我的孩子英文好过中文

[摘要]编者按:此文是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中文老师周清海教授授权腾讯新闻独家发表的文章,原标题为《李资政与华文教学》。经作者同意,在发表时有删改。

李先生是爱护华文的,他并不反对华文。他是从新加坡国家的前途看待华文和华文教学,和一般华文教育拥护者只从华文的立场看问题,大不相同。有些人认为“李光耀是新加坡中华文化和华文教育的终结者”,“李光耀的历史地位,在政治上也许是褒多于贬;但在华教这一块,至少到今天为止,还是非常负面的。” 持这种观点的,都是纯华校出身的、和我同一代的人,尤其是马来西亚的华校生和旧南洋大学的毕业生。但这样的批评,我以为是不全面的、是不公允的。

为了证明看法正确,他甚至可以等好几年

我和李先生相处,都是非常坦诚的。就是在这个坦诚的基础上,我们建立了友谊。他对我的评语是“若以古典文学的文字来形容他,他堪称一位君子。”而且说“周清海教授是华文教学的先驱”。我和李先生一起学习华语,在上完课之后,经常讨论各种问题,华文和华文教学是经常讨论的问题之一。每次谈论,李先生都让我充分表达我的看法。我的看法如果和他不一致,他会对自己的意见加以解释。有时,我们没办法取得一致的看法,也就只能彼此保留自己的意见。

为了证明他的看法比我正确,李先生甚至可以等上好几年。下面的一段话就是他等了四五年之后才说的:“周清海(教授)教导我华文已有30年之久,我每周与他会面一次。他下决心让他的孩子继续学习华文。我告诉他:‘你等着瞧,当他们达到A水准时,他们就会开始阅读英文报,而不读华文报。’他不相信。我说,他们的功课太繁重,他们的课程都是英文,因此没有时间(兼顾华文)。如果他们得看报纸,英文报是那么简单,读起来快多了。最近我问他,孩子现在是否读华文报,他说他们很少读了。这是我们真正的问题。他们每天要应付生活,但他们仍然拥有华文基础,如果你把他们送到台湾、上海、广州或北京,六个月到一年,他们就会赶上。没有了那个基础,才是真正的麻烦,真正的损失。”

我的三个孩子,现在都不看华文报了,他们给我电邮或者电话简讯,多数用英文,因为比较方便,他们也知道我看得懂。只有给妈妈的,才用中文,因为妈妈看不懂英文。我们给孩子的回邮,或者字条都用中文。这和我们最初的构想差距甚远,我原以为他们两种语言应该能够自由转换,结果却不是,他们的英语远远比他们的华语强,完全应了李先生的预测。

但孩子们的华文基础非常好,和其他华语区人士的交流,完全没有问题。男孩是学金融的,日常的行政语言是英文,但到中国出差、开会,华语完全没有问题。女儿是学生命科学的,在中国、香港或者台湾参加研讨会,只能用英文发表论文,但能用华语回答提问。现在,他们都当了父母,他们要求我们跟孙子只讲华语。

李光耀内阁资政认为,只要我们能将母语保留在适当的程度上,将来有机会发展时,就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往前发展。今天我们能够面对新的挑战,就是这个政策的贡献。在评价一项政策时,必须客观,不能感情用事。

以华语替代方言 建立双语教育制度

讲华语运动之前,新加坡华族最普及的语言是闽南话。闽南话广泛运用,留了下来,对新加坡是不利的。何况新加坡的闽南话,是没有书面语支持的闽南话。如果没有讲华语运动有意创造普及华语的大社会环境,以华语替代方言,并进一步支持学校里的华文教学,新加坡社会上的华语不可能这样普及。

李资政的《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英文本页172里说:“那个报告书(指1979年的《吴庆瑞报告书》)指出,广泛应用方言是有效学习华语的障碍。讲华语运动就是这个发现的其中一个结果。”

为了新加坡人的生存,我们必须以英语为行政语言,必须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华语只能是第二语言。这样做,目的不是在终结华文教育, 而是协助华文教育转型。华语普及了,年轻的新加坡人有一定的华文程度,在需要时,就能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那些有华语语言天赋的,我们的教育制度也应该提供足够的条件,让他们发展,鼓励他们发展。李先生每一次到中国访问,见到年轻的新加坡人,就要问起他们,在中国工作,华文有没有问题?当他得到的答案是,只要半年到一年,华文就能赶上来。李先生就觉得安慰。他不断向我强调:奠下适当的华文程度是非常关键的。

李资政在晚年(89岁),还再一次谈及华语和方言的问题,他说:

“有建议说:‘华语已经在人民中间非常普及了,我们可以回到方言,让年老的可以观赏方言连续剧。’我反对。我指出,当我是总理时,禁止方言节目,鼓励人民说华语,是付出沉重的代价的。为什么要走回头路呢?我和华族整代人对抗:他们喜爱的方言节目被删掉了。李大傻是很有名的说书人,他在丽的呼声的节目就停止了。我为什么要让广东话和福建话去影响下一代?如果你恢复方言节目,你将会发现一部分年老的一代开始和他们的孩子或者孙子说方言。方言一定会逐渐恢复的。

“每个国家都需要一种大家都懂得的语言。将英国留给我们的四种源流的学校综合起来,就是非常艰难的事。……最后,市场价值解决了这个难题。英语跟世界接轨,吸引国际机构;母语使我们跟中国、印度和印尼联系。

“……情感和实际的原因,我们需要华文第二语文。我们不需要方言。将我们用了那么多时间、精力和政治代价才达到的——将方言从媒体中除去——取消,将是愚蠢的。”

新加坡在短短的四五十年内改变了社会的用语习惯,从华人之间在公共场合讲闽南话,不同种族之间讲通俗的马来语,到华人广泛应用华语和英语,并且建立了双语教育制度,都是李资政的贡献。

双语教育的推行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李先生说“40年前,新加坡推行了一个具有前瞻性,但却不讨好的双语教育政策。”他把推行双语教育制度,当作他一生的挑战。他说“我们不能因为一小部分人觉得华文难学而放弃双语政策。”“规定华文达到一定的标准才能升大学,是要付政治代价的。”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华文的学习价值还没有显现出来,那时,李资政担心新加坡两份华文报的相互竞争,将对华文报的生存造成威胁,因此,他将《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合并为《联合早报》,并且和英文的《海峡时报》组成了报业控股,让华文报工作人员的待遇和英文报一样。这样做,保证了华文报的生存。对于华文报的语言,李先生要求语言正确,尽量向普通话靠拢,并且建议从海外聘请专门人员,专责监督《早报》的用语。同时,为了减轻年轻人读报的负担,吸引他们读华文报,也要求《联合早报》用词尽量浅白。

后来,他也要求英文报——《海峡时报》,设立双语版,让英文教育者有机会接触华文。这个版位的第一任编辑,就是我的博士生吴元华博士。现在《联合早报》出版的《我报》,是一份语言比较简易,新闻内容也压缩了的双语报刊,可以免费在地铁站取得。这份报刊,也是在李先生的建议下出版的,目的是让新加坡人继续接触华文。李资政设法保留华文,给大众提供接触华文的机会,用心良苦。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华文完全没有经济价值。华文能在新加坡留下来,是李先生决策的贡献。所以,他反复强调 “每一个新加坡人必须掌握不同程度的英语,以便在新加坡谋生,也必须掌握他们能力能及的母语。” “关键是双语。工作上需要英语,保留传统文化需要母语。不容易。”

作者:周清海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兼任教授;前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中文系系主任;前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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