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空降昆明大搞拆迁 秦光荣批其重人治轻法治

原标题:任性仇和,令人失望

文_本刊记者曾晖

就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两个小时后,中央纪委发布消息,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

消息发布前,仇和正在北京参加“两会”,并跟随云南代表团参加了各项报告的审议。

任性决策引发争议评价

作为“明星官员”“个性官员”,仇和的一言一行向来备受外界关注。

他的仕途起于宿迁。9年间,从沭阳县委书记升任为宿迁市市长、市委书记。在其任内,推行医改、教改全面私有化,要求公职人员离岗经商,一时间。宿迁城乡面貌有了大幅改善,但社会矛盾丛生,仇和由此得名“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

媒体针对宿迁的“叛逆式”改革进行了多次曝光,但并未影响到他的晋升。2006年,仇和升任江苏省副省长,一年后调任云南,担任昆明市委书记。

比起在宿迁的个性十足,仇和在昆明显得愈发“霸道”。他喊开会,所有人跑步下楼、出门、上车,一个都不敢迟到;没人敢关手机,一位局长睡着了,没接到市委办公厅半夜打来的电话,第二天就受到仇和批评……更有著名的“瞌睡门”,在一次招商工作会上,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蒋文辉在会上打了瞌睡,被仇和毫不客气地“揪“出来,之后该人辞职。

在云南任职时期,仇和沿袭了过往的改革措施,疯狂进行城市拆迁,出售公立医院和学校,遭致体制内外的众多批评。

坊间称其为“仇卖光”,甚至有市民在政府前打出“枪毙仇和”的横幅。对此,仇和不以为然,他在昆明市人大会上说:“绝对不能少数服从多数。”

然而,更大的危机来自于同僚不信任。曾与其在昆明搭班子的张祖林说,“我们的有些拆迁工作是有愧于老百姓的。”2013年,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罕见地对昆明城市规划建设提出了六点反思,更称有的干部“在管理途径上重人治轻法治”,这被视为仇和当政以来遭遇的最大麻烦。

不过,这些评价并未影响部分人对仇和的好感。有人认为,仇和的强硬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衙门作风“,也改善了市容市貌。

任性言论博取清新形象

从县领导到省部级大员,一路走来,仇和屡屡在公开场合对问题官员“撂狠话”,阐述其政绩观,把自己标榜成清新、实干的形象,频频博得舆论掌声,还有人将其名言集纳成“仇和语录”。

在这些名言中,仇和说道,“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他鼓励干部“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他还说,“人民是主人,官员是公仆”“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工作一定能无私无畏。”

如此高调的言论,让人很难把他与腐败联系起来,外界更愿意相信其是一个专注改革的实干家。这也难怪在其“落马”消息公布后,网络评论也普遍是“意外”“突然”。

但冷静思考后,我们不难发现,像仇和这样,依赖铁腕强权落实长官意志,以破坏民主法治的方式推行改革进程,久而久之,“出事”或将成为必然。正所谓“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在“两会“闭幕当天即宣布参会者落马,证明组织调查已经证据确凿。

比起普通干部,仇和式的“明星官员”上演角色反转,给人造成的心理冲击无疑更大,动摇公众对于组织的信任,甚至对公职人员群体产生大面积的质疑。

仇和“落马”,无疑给党和政府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但另一方面,这也恰恰是一个契机,给所有信奉“个人魅力”的人好好上了一课:不论主政者形象再好,能力再强,反腐倡廉永远不能靠自觉,对于领导干部每一个决策部署,是否民主、是否科学、是否合法,都要有制度的刚性约束。

仇和曾说,“腐败我看有三种:第一种是贪污,第二种是决策失误造成经济损失,第三种是宁愿少干事,甚至不干事,保证不出事,四平八稳,按年龄大小、皱纹多少、胡子长短排队等提拔,失去机遇,影响一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后两种比第一种造成的损失更大,更可恶。”

不知道,如今“严重违纪违法“的仇和,涉及的又是哪一种腐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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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janejaneg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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