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昕:司法公正来自公开和监督

司法公开是近年来司法改革力度较大的举措和亮点,规则意义上的司法公开改革基本完成。但司法公开的落实,依然任重道远。例如,旁听案件还存在各种限制,特别是某些所谓的“敏感”案件;公开具有选择性,民众关注的热点案件严格保密,无关紧要的案件却庭审直播;由于法院对裁判文书的公正和质量自信不足,裁判文书的公开速度缓慢且各地参差不齐。

为更好地落实司法公开,未来改革可采取以下举措:激励民众旁听庭审,开放旁听,除了必要的安检,民众进法院无需查验身份证;进一步明确公开的范围和内容,如进一步放宽裁判文书的公开标准;明确法院不公开生效裁判文书的责任;严禁选择性公开,越是热点案件越需公开,视频直播优于微博直播;确保媒体优先旁听审判,为媒体采访提供便利;加强庭审公开的力度,考虑推行并保证二审开庭;充分保障诉讼参与人在各诉讼阶段的阅卷权。

而最有效的监督来自于当事人,只要充分保障当事人和律师的权利,检察官和法官不敢乱来。社会监督最重要的是保障言论自由,让人民说话。检察机关接受社会监督最重要的途径,是向社会公开回应每一起举报。

律师权是公民基本权利之延伸。律师权无法获得保障的社会,公民权利往往被恣意侵犯。公民和律师得不到法律保护,官员也同样不能。一个官方视律师为敌的国家决非法治国家。律师是法治之友,而非法治的敌人。律师地位的高低是衡量中国法治建设成功与否的标尺。保障律师权即保卫法治

刑讯逼供屡禁不止,主要原因是司法体制及国家治理模式存在根本性弊端,甚至是制度激励的结果。1刑讯逼供有助于获取口供,口供不仅作为证据之王,而且是取得其他证据的重要线索,因而往往成为警方“破”案之关键。2警察掌握武力,所受制约微小,检察院、法院远不足以监督公安,也缺乏监督动力,三机关相互配合原则。3发现概率极小,即使暴露也很少受处罚。4国家纵容警察的滥权。检察机关处理刑事申诉本质上并未摆脱自我监督的弊端,故即便程序规则再完善也难以真正解决“纠错难”的问题。在现行体制下,检察机关扮演国家公诉人和法律监督者双重角色,在案件质量考评体系与错案责任追究制的压力下,作为同样要对“错案”负责的检察机关进行“自我纠错”的动力不足,难度很大。

作者:徐昕 (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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