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朱镕基干事泼辣 像他那样企业就会搞好

褚时健:当总理没点火气不行

褚时健说,他还在牢房时,已经开始一遍遍用脚丈量每株果树的距离。

86岁的褚时健依然喜欢抽烟,他抽一种云南玉溪烟厂推出的“庄园”,说话时,烟一根接着一根,“不能把习惯都戒了。”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如今褚时健生活的半径是从家到“庄园”,“庄园”是他的褚橙生产基地,2400亩,位于云南哀牢山脉中部小镇戛洒。家在玉溪,褚时健坐车三小时往返玉溪与戛洒,每周少则一次,多则四五次。

镇上的人都称褚时健“褚大爹”。没人不知道“褚大爹”人生的跌宕起伏:他曾是把“红塔山”做到中国第一、世界第三的“中国烟草大王”;因贪污罪锒铛入狱,其间女儿在狱中自杀;75岁时,他和老伴马静芬开始用十年创业,当果农种橙子,把“褚橙”变为年盈利上千万的“励志橙”。

《褚时健——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的作者之一先燕云,是最早获知褚时健要种植“褚橙”的人之一。先燕云去监狱看望褚时健时,他拿出一枚橙子给先燕云尝,橙子是他的弟弟在哀牢山上种的,很甜。

褚时健最开始种了温州的蜜桔,后来湖南发生雪灾,当地冰糖橙受灾严重,褚时健认为冰糖橙市场会很大,下令将要结果的温州蜜桔全部挖掉,改种冰糖橙。所有人都反对,褚时健还是坚持,最终迎来了冰糖橙的热卖。

2014年11月11日,褚时健在褚橙庄园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

约定采访时间是清晨八点半,他提前半小时就等在庄园门口,笑呵呵领着南方周末记者参观果园。正是收获的季节,果农们忙着把采摘下来的果子分筐,每天采摘400多吨。褚时健介绍,原来果农只有110多户,后来规模扩大,果农人数涨到240户,每年还有近20户农民排队想进庄园种果子。农户到褚橙庄园种果子,每家人年收入稳定在八九万。

午饭时间,褚时健和和妻子马静芬在庄园二楼厨房铺开一张木桌,饭菜简单,一碗肉汤,自家种植的两三样青菜。马静芬在场的时候,都是她说,褚时健在一旁静静听着。

86岁的褚时健,还在盘算着五年规划、十年规划。

如果只顾着自己当官,是不能把企业搞好的

南方周末:经历过这么多变故,你靠什么走出来?

褚时健:我的坎坷比别人多,这是事实。我的习惯就是——要做事情。我倒霉的时候,都不理我,我自己找事干。被划成右派时,很多朋友老为我抱屈,说社会不公,我说抱怨那些干什么,文化大革命时期,厂里有两派在争权,可能各省都有,只是名字不同,但我不站队,只想把厂子搞好。后来大家的生活有了提高,也是你斗过去,我斗过来,像我这样被戴过右派帽子的人,倒没有一个人斗我,他们哪一派上台都要来找我,我抓着生产,生产不垮,那个派就正确了。所以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出人意料地没有被斗过。

我过日子线条粗,大事我做,小事我不管,该干的事情干好,心里才舒服。

南方周末:很多年轻人找你来“沾福气”,“讨秘诀”,你认为你身上的什么值得他们学习?

褚时健:以前有一次,我去国外出差了差不多四十多天,厂里给我打电话说,不行了,你去得太长了,快点回来。这个时候我才觉得一个企业,我能够起这样的作用。

我比较笨,但是我下功夫。别人想一遍,我想五遍,想八遍。很多人不愿意干的事,我认准了也去干了。

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我们搞了个“第一车间”下田,也就是直接控制烟叶的生产,管烟叶质量。当时国家刚刚改革开放,很多事情即使国务院放宽了政策,下到部门也很难。原料供应这个问题,有些人说你不该管,人家农业部门会搞嘛,但这个问题阻碍了我们发展,甚至影响了中国烟草的发展。后来的事实是,我们的种植方法推行后,中国烟草的品质跟世界相差不多了。

如果只顾着自己当官,不能把企业搞好,不是好的企业家。只要有意义的事情,我撞倒南墙再说。

另外,你要搞企业,应该了解这个行当。没有哪个天生样样懂。在论证阶段,你单听别人讲不行,你自己要心里有数,行事才会很有谱气。你起码可以学个五六成才能做决策,乱点头会造成损失。

南方周末:你有没有偶像?

褚时健:我没有明白地想过,但有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当时朱镕基担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他干事泼辣,当时东南亚经济危机波及中国,他还能避免中国经济陷入危机,能软着陆。从很多小事看,他原则性强,办事很认真。

有一次,他到玉溪烟厂视察,他承诺帮我们办个事,回去第二天就办了;还有一次,当时轻工部有一个搞洗衣粉原料的工厂在云南,朱镕基从我们这里离开就去视察那家工厂,那位厂长向朱镕基诉苦:我们困难重重,两年烧了三把火,生产不下去了。朱镕基巴掌一拍下去,从板凳上跳起来,你当什么厂长,你两年烧了三把火,还在这里给我说你资金困难?

当个总理,没有点火气是不行的。像我们普通老百姓,不管是在国家单位干,还是自己做事业,能有他那样的作风,会把企业搞好。

南方周末:社会上对你的评价很多,你怎么评价自己?

褚时健:这个事应该由别人来说。我想,十个人评价,应该有八个人是公道的嘛。

农民的自觉是跟他的钱挂钩的

南方周末:褚橙比一般橙子卖得贵,底气在哪里?

褚时健:价格是跟着行情走,一年一年涨上来的。一开始,我们还是不想很高,但今年产量紧张得不得了,我们把价格提了30%,零售商提高50%。现在褚橙大部分是个人购买,集团购买的价钱我们都提高了,不鼓励集团购买了,集团购买以前占我产量的一半,三四千吨,今年我只给订四百吨。

南方周末:你在75岁时选择创业,挂果需要6年,为什么会选择种橙子这样缓慢见成效的创业?

褚时健:当时有个农场破产了,要向外出租,是政府的农场。我和老伴考虑这个地方的自然条件不错就租下来了。这个农场原来有三千棵树,我们也接手过来了,拿这些树做实验,到2003年,我们就种下了二十多万株。

我的朋友们都劝我,算了,你七十多了,你要是生活过不下去,我们来负责。我跟朋友们说,问你们要钱吃饭有点不好意思,还是自己赚。

既然要搞,规模要搞大点。钱不够,老朋友们都说我们可以借你,借了一千多万。我说如果赔不起,就麻烦了;他们说,不要你赔。我那是开玩笑,我相信我赔得起。干事我们是经过调查的,有八九成把握的。

最开始两三年,市场还不认识我们的品质,那时是最困难的,一些朋友从各方面帮助我们,把我们的产品,一年一家帮忙卖一些,通过集团消费,引导市场,市场热起来了。隔了几年,我们就把钱还清了。

我们是全身心了,凌晨四五点,想着还有哪个问题没解决,想着没弄好可能会影响我们今年的效益,马上起来找资料来看,找人来交流,很快就找着办法了。

从800亩扩大到2400亩的时候,资金跟不上了。兴建水利要钱,像我们外边的这个小水坝,把蓄水量从8万方扩大一倍,花了40万,又没有钱了,就靠找朋友借钱的方式融资。

南方周末:为什么不找银行贷款?是你不想贷,还是银行不愿贷给你?

褚时健:一开始是银行不放心,他们说你这个是靠天吃饭的生意,连着天灾的话,我的贷款你怎么赔?2008年以后,我们的生意慢慢多起来了,银行反过来找我们,三五千万不是问题,我们又不要了。

南方周末:怎么能让果农按照你的标准来种果树?

褚时健:这是个很麻烦的事。我们专门有台设备,可以计量哪些果子合格,哪些果子不合格。不合格的果子出来,农民会被罚款,混进一个罚20元,不罚款他们不认真。报酬也跟质量、数量挂钩的。你管不了农民是八点上班还是七点上班,这要靠他自觉,自觉是跟他的钱挂钩的。

南方周末:这是把原来在烟厂的管理办法移植到管理果农身上了?

褚时健:基本上是。果农的文化低,你要正式把他们召集起来,对着黑板给他们讲,讲半天他们都不懂,所以我们对果农都是现场,手把手教他们这棵树应该怎么处理,下回压肥料要压多少,时间、量、有效元素的比例。

南方周末:将来褚橙事业会传给谁?

褚时健:我基本算是家族产业。将来董事长肯定由我儿子褚一斌来继承。但我还是有些不放心,我说,你把我这个品牌搞砸了咋个整?先考试,让他自己来搞一块试试,有大问题我帮帮他,成功了再来接,搞不成功,就不行了,所以他也在努力。

南方周末:现在许多假褚橙也混入市场,你有什么好的办法打假吗?

褚时健:没有。打假这个问题,我在烟厂的时候,每年用在打假的资金是5亿,钱花出去,打不下来。我们找到他藏假货的地下室,把假烟毁掉,他又搞一摊,照样生产。以前在广西,我们请来国务院打假办的工作人员一起去当地,给造假厂收了三台机器,县委书记亲自出来求情,说我们这个地方没有支柱产业,地方财政也很穷,是不是给他们整整算了。现在政府出力,应该会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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