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法学院长:即使没有周永康案也要深化法治

在今年10月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依法治国”将成为四中全会的议题,从法理学的角度,应当如何看待即将讨论的“依法治国”议题?过去中国法治建设又有哪些变化?未来中国法治之路又应该如何走?8月底,《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邮件专访了孙笑侠。

身为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和中国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的孙笑侠以对法理学、法哲学和公法学的细致研究而闻名于业内。

法治已成各方的真需求

第一财经日报:今年10月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研究推进依法治国等重大问题,你怎么看这次会议以及依法治国的议题?

孙笑侠:四中全会将以法治为专题早有耳闻,乍一听这一打破中央全会惯例确实挺新鲜的,但是细想起来,觉得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从十四大以来,历次“四中全会”要么以落实三中全会精神为主题,要么聚焦“党建”主题。依我看,十八届四中全会主题聚焦“依法治国”,既是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又是关于党如何依法执政的党建问题。

7月29日中央政治局宣布四中全会主题是“依法治国”,实质上却有丰富的内涵,这也恰恰构成了这则新闻的另外三个看点:

第一,这次中央领导重复一个十几年前的老话题,表明他们和老百姓一样对前个阶段法治状况不满意;

第二,近年来中国法治有虚实真假之分,虚假的法治来自形式或虚幻的需求,真实的法治则来自真实的需求。这次和前几届领导人所面对的法治形势有明显的不同:转型危机更严峻、腐败教训更深刻、市场需求更急迫、民意共识更强烈,因此可以推测本轮推进法治的决心之大小、举措之真假;

第三,更令人期待的是,这次全会在法治上到底有哪些内容和举措是体现反思和深化?

7月29日中央政治局宣布审查周永康的同时,宣布四中全会的依法治国主题,两件事联系在一起,有人分析是要在总结周永康主管政法时的教训的基础上抓法治建设。

其实,即使没有周永康的腐败和薄熙来的乱局,国家也要深化法治建设,只不过近年来深刻而鲜活的教训,使得我们对法治的需求更真切、更具体。现在抓法治建设,其实质就是我们呼吁多年的政治体制改革,法治化是政改最合适的突破口,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各方的真实需求。

日报:依法治国并不是新鲜概念,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就提出了法制概念,其后中国也一直在法治方面进行探索,那么,您怎么看这些年中国在依法治国方面的改革脉络?

孙笑侠:从用词上看,中央公布四中全会主题用了“依法治国”这个十几年前的老词,是不是老调重弹?其实它是按现行宪法的规范用词来讲的,从法理上说,就是“法治”。

依法治国或法治治国这些词具有很大包容性和开放性,因而也很容易被歪曲。正因为如此,过去有过形式上的、功利的甚至是错误的理解。

当初,在经济改革成功而政治改革缺位的背景下,提出依法治国是个明智的替代物。因为依法治国实行法治的具体内容是可多可少、可进可退。所以在新世纪以来的十多年里,法治的实践仍处在时而进步,时而原地犹豫,时而退步的状态。

目前新条件下,它一定会被赋予新内容而不断发展,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出现的“法治中国”概念,将会在四中全会上成为关键词和主题词。

当下的中国,法治为何会成为老百姓的口头禅,就是因为法治已成了百姓的真需求,我们需要法治来改变拆迁或城管制度;需要政府把政府权力清单挂在阳光底下;需要政府减少许可审批给市场主体更多自由;需要法治保障投资风险的减少;需要法治来保证每人都不会吃到有毒食物;需要法治保障教育与就业机会的公平;需要法治保障个人意见有正常畅通的渠道和方式得以表达;需要法治来保证自己的官司受到法院公平对待;需要法治来保证自己不被侦查机关任意监控和关押……

新一届领导人是在这种背景下,认认真真琢磨法治问题,提出一些新思路,比如上任伊始就强调“宪法高于一切”,“坚决纠正违宪违法行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各级领导干部要掌握“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法无授权无权力”,“法无禁止即自由”,“司法权是判断权,司法权是中央事权”,等等,这些提法都是很内行、很纯正的法治思想。

可见新一届领导不仅把握了法治的重要意义,而且理解了法治的内在精髓。这些提法也都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和各阶层民众对法治的真实需求,也体现了中国新一代政治家对现实社会需求的准确把握。

总之,大家意识到推进法治不只是律师和法官们的事,还是企业家、知识人、政治家等社会各界的事,更是事关老百姓人权与民生的事,推行法治成为中国人的真实需求。

可能纳入全会讨论的“六大议题”

日报:你认为四中全会即将讨论的“依法治国”议题,有哪些议题可能纳入四中全会的讨论范围?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孙笑侠:我们不难预测到,四中全会将会把“法治中国”作为决议标题的关键词,决议将会出现一个深化版或叫升级版的法治建设方案。当今中国社会真实的需求下会有真实的法治,因此我估计以下六大议题会进入全会议题:

第一,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确立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共产党自身的需求会强调执政方式的转变,强调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变。

这个议题中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改革,如何体现改革于法有据,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推进改革、规范发展、促进矛盾化解,如何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

第二,维护宪法权威与违宪监督机制。重申宪法具有最高权威,虽不会对宪政作出定论,但会明确提出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

这个议题中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是否取消禁令,宣布各级司法机关可以在裁判文书中引用宪法?如何启动宪法实施监督制度?如何增加有地方立法权的城市的数量?

第三,顺应市场化需要,建设法治政府。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权力、公布清单。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这个议题中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整合执法主体,相对集中执法权?如何理顺城管执法体制?如何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

第四,法治与司法改革,如果说法治是政治改革的突破口,那么司法改革是首选的突破口。中央已经确立司法改革的思路,消除司法权的行政化、地方化、大众化。为了确保“独立公正”,一是实行省以下统一的司法管理体制,脱离地方政府管理,二是实行职业化人员管理制度。

这个议题中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的关系,能否把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与党对司法的领导区分开来;党不能以领导政府那样的方式来领导司法,能否不干预具体个案。

还有就是,如何改革政法委,省以下政法委的建制是存是废;如何总结近十年政法工作的教训;如何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和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第五,法治与反腐败。总结反腐败的经验教训,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现在我们往往是以纪委查腐和检法惩腐为主,以群众举报、网民人肉、媒体挖粪甚至民间戏言所谓的“小三反腐”,等等,都可归纳为“人工反腐”。

这个议题中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克服张五常所说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带来的“制度化腐败”?如何在法治系统中通过制度来防止腐败而不是单一的反腐,也就是说,我们如何从现在的“人工反腐”转变为“制度防腐”。

第六,全面系统阐述“法治中国”理论。不仅用“法治中国”概念涵盖上述所有的重点议题,还在“依法治国”思想上有新内容和有新举措。

这个议题中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需要阐明“法治中国”的内涵与外延,使内部各方面关系在法理上更加协调。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关系怎么表述;在政府法治之外如何强调行业法治;建立什么样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法治建设的步骤以及与小康目标的关系。

2020年实现小康时,法治达到什么水平都需要加以更明确详细的阐述,2049年建国一百周年时,法治达到什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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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fly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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