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老兵回忆日本战俘营生活:难忘中国恩人

美军老兵回忆日本战俘营生活:难忘中国恩人

资料图:战俘营中的美军骨瘦如柴,图为战争结束后士兵休息时合影

罗兰·肯·塔沃里,91岁高龄,现住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市。1942年,19岁的塔沃里在菲律宾战场被俘,后被关押在沈阳盟军战俘营里,战俘编号是858,在日本人开设的工厂“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劳役,直到1945年8月16日获得解放。返回美国后,曾做新闻记者,并于1955年获普利策新闻奖。他还曾担任美国新闻文化总署副署长、公共广播公司执行委员会主席等要职。

初到沈阳的第一个冬天,大批战俘死亡,尸体只能堆放在库房里

初到沈阳战俘营时,因为营养严重匮乏,我染上脚气病。双脚和双腿就像是火在烧,又仿佛是钢针扎在发炎的部位,只好把雪敷在腿上来减轻疼痛。发炎的双腿肿胀得十分厉害,肿胀从脚上开始,沿着双腿向上发展,等到肿胀的部位发展到身上,人就死了。

我的病情越来越糟糕,不仅高烧持续几个月不退,还不停地咳嗽,已经虚弱到无法站立的程度。我被人用担架抬进了战俘营医院的病房。渐渐地,我和我左手边铺位的战友成了老病号,可是我右手边的铺位在我住院的6周里前后换了五六个人,来一个,没几天死了,又来一个,又死了……

战俘营里根本没有医药,我们所能够做的事就是等着……时至今日,我脑海里始终萦绕着那十分痛楚的一幕:我最要好的朋友拖着肿胀的双腿蹒跚着,嘴里不停地鼓励着自己“我能挺过去”,但他还是死了。

1943年3月寒冷的初春,我们一天就掩埋了176名尸体已经冻硬了的战友,让他们安息在满族人的古老家园,这些战友们大都是在我们到达后90天的时间内死去的……到冬天结束时,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205人,占所有在押美军士兵战俘人数的17%以上。

每个人都希望多分一点食物,成为一种本能反应

在饥寒交迫、生死未卜的战俘营里,多得到一点吃的东西就意味着多一线生存的机会。每天,战俘用木桶把饭食从厨房领回到营房,然后再分发给大家。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多得到一些食物,这已经根本无关私欲,而是饥寒交迫的战俘在生死抉择间的本能反应。

大家会推选出一个人负责分发食物,其他战俘排队依次领取食物,我就是分发者之一。干这份活的人经常会因为各种纷争干不了多久,可是我却一干就干到战争结束。我的“秘诀”很简单,那就是分发食物时,首先把自己的饭盒里盛上一份食物放在木桶旁,然后照此分给其他人。如果有谁质疑得到的食物少,他可以选择把我留给自己的换走,再把少的那份留下来。就这样,我的那份食物从来没有人拿走过。

给整日饥肠辘辘的人分发食物不仅让我赢得了战友的信任和尊重,更让我懂得了中国文化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怎样的一种境界。我已经为自己在得克萨斯州公墓买好了墓地,墓碑上就写:“分发食物的人”。

在战俘营的经历是我记忆中挥之不去的痛,中国朋友在苦难中给予我莫大帮助和关怀

我很幸运没有被疾病折磨致死。1943年秋天我被派到工厂劳动。一开始干的活是在建厂房的工地上往脚手架上搬运砖头。厂房越建越高,脚手架也随之升高,站在上面已经能看到外面。每次走上去我都会刻意多停留一会儿,看看外面的过往行人。我心里清楚,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外面的中国人和我没什么两样,都是没有自由的人。

在工厂里我结识了中国朋友葛庆余。葛庆余在工厂的工作是保安。每天早晨,日本人对战俘进行完搜身检查后,葛庆余便把战俘从战俘营领到工厂。我时常会用刚刚学会的汉语和葛庆余打招呼,或简单地说说话。后来,葛庆余还找来一本英汉字典充当起两人交流的“翻译”。就这样我们成了朋友。

结束建厂房工地的活计后,我所在班组的工作是拆解模具车床零件,待日本人拿去复制完图纸后,再把机床重新组装起来,然后把机床运到别的地方使用。我会趁机偷出拆下的轴承交给葛庆余,葛庆余再把轴承偷偷拿到外面去卖,然后买来一些吃的东西给我。缺少了轴承,日本人的机器肯定不好用,但是他们并没发现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二人的秘密“交易”险象环生。厂区里有一个小棚子是葛庆余的工作室,平时严禁战俘进入。记得有一次大概是去给葛庆余送轴承或者是去取葛庆余带来的食物,我进到这个小屋子里。突然进来了一个日本兵,葛庆余灵机一动,马上拿起旁边放着的一把铁锹,装作给我示范如何使用铁锹,接下来该去干什么活,并转身告诉日本兵他正在给战俘分配任务,才把这个日本兵糊弄走了。

我知道,葛庆余是在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除此以外,葛庆余还是我最重要的消息来源,包括外面的战事及时局进展等,所有这些都给了我和其他战俘顽强地活下去的勇气。

战俘营获得解放后,我高兴地来到葛庆余的家里做客,见到了葛庆余的妻子和他们未满周岁的儿子。我和葛庆余全家游览了沈阳城,并彼此交换了纪念留言。我在留言中说,葛庆余是美国战俘的好朋友和恩人。

1945年9月,拖着在战俘营染上肺结核的病体,我回到美国。那时还没有治愈肺结核的特效药,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卧床、隔离和补充营养。回国后的10年间,我断断续续在医院的隔离病房里生活了5年。

后来,我的事业很成功,曾做过新闻记者,因撰写《退伍军人土地补偿法案》实施情况的系列揭弊报道获1955年普利策新闻奖;曾担任美国新闻文化总署副署长、公共广播公司执行委员会主席等要职。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当年与葛庆余的离别竟成了永别。

自离开沈阳,我就再也没有能同葛庆余取得联系。直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美建交后,我萌生了前往沈阳寻找当年这位中国恩人的念头,于是写信给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布什寻求帮助,但寻找中国朋友的愿望依然没能实现。

随着中美两国关系的不断发展,我寻找中国朋友的心情更加迫切,委托研究盟军战俘营史实的杨竞帮助查找。几经寻访,葛庆余的下落终于查明了,但他们夫妇已经在多年前故去了,当年那个未满周岁的孩子也夭折了。得知这些消息后,我内心万分悲痛。

为了缅怀中国朋友,我特意洗印了葛庆余当年的照片送给他的其余子女,看到葛庆余的照片终于回到了他的后人手中,我的内心终于有了些许安慰。

(杨 竞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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