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夫人齐心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忆仲勋

[摘要]习仲勋特别重视从严要求和教育子女。我们的两个儿子从小就穿姐姐穿过的衣服和花布鞋。记得近平因同学笑话而不愿穿女孩子的鞋子时,仲勋总是哄他说:“染染穿一样。”

1972年冬,姐姐给我来信说:母亲将不久于人世,希望能见上一面。于是,我向干校请假回京探亲,得到批准。我的孩子们也因此有机会从各地返京,在姐姐家中团聚了。我和孩子们商量,给周总理写信,要求见仲勋。我们在信中提了几点请求:(1)我和孩子们已经多年未见到仲勋了,请求总理让我们母子早日见到他;(2)我们在北京已无住房,请求解决居住问题;(3)存款早已冻结,希望解冻一部分存款维持生活。周总理很快作了批复,满足了我们的请求。于是,我们终于见到了监护中的仲勋。我早有思想准备,心里一次次地嘱咐自己“一定要坚强”。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当仲勋见到我和孩子们时,一生坚强的他流下了眼泪,连连说:“这是高兴的,这是高兴的。”由于多年分离,他分不清哪个是桥桥哪个是安安,更认不出已经长成小伙子的近平和远平了。在临回干校前,经我请求,组织上又批准我们见了仲勋一面。借见面的机会,我将他穿破的旧衣服全部换成了新的。从那以后,我每年都可以回京探望仲勋,和孩子们也有团聚的机会了。

1975年5月,仲勋被解除监护,组织上同意我陪伴他一同去洛阳。他被安置在洛阳耐火材料厂“疗养休息”,居住在工人宿舍区。在这里,我们度过了近3年的时光。这段日子里,我们深深感受到了来自人民群众的温暖,仲勋的心里也得到莫大的安慰。每天早上,仲勋都要去郊区散步两小时,然后读书看报,下午又到郊区水库边散步。时间久了,他同看护水库的邓老头儿及郊区的一些农民都交上了朋友。他们凑到一起的时候,总是谈笑风生,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在得知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层的工作后,仲勋希望恢复工作的心情更加急切。党的十一大召开后不久,仲勋便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想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工作的请求。与此同时,我在女儿桥桥陪同下,多次往返于北京、洛阳之间,也多次找王震同志反映情况。王震同志非常关心仲勋的“问题”,为仲勋恢复名誉说了话。这期间,我们也找过胡耀邦同志和叶帅(叶剑英同志)。我第一次见到胡耀邦同志时,他从资历、经验、工作能力、水平、威信等几个方面称赞了仲勋,叶帅也坚决支持仲勋出来工作。在大家的关心和推动下,仲勋于1978年2月24日出席了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4月初,仲勋恢复了工作。之后,中央决定派仲勋去广东工作,“把守南大门”(胡耀邦同志原话)。

对于仲勋同志的历史问题,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中说:《刘志丹》(送审样书)不是反党小说,而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的历史书。习仲勋等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集团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为仲勋彻底平反。仲勋和我终于放下了沉在心底多年的包袱。

初到广东,仲勋面临的形势十分复杂,任务非常艰巨。他深知重新工作的机会来之不易,做好广东工作责任重大,所以,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天都要到凌晨后才肯休息。1978年7月,仲勋到沙头角考察,第一次看到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一街之隔,香港那边显得繁华热闹,而我们这边却荒僻冷清。这对仲勋触动很大。为了进一步掌握情况,这一年盛夏,最怕热的仲勋竟冒着酷暑一连跑了23个县。我心里明白,仲勋是在拼命。但是,作为他的妻子,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他是想把失去的16年时光夺回来,尽量为党和人民多做些实事。为了不辜负党的重托,为了让广东人民尽快过上好日子,仲勋和广东省委、省政府一班人,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拥护党中央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刀阔斧地抓紧开展落实政策工作,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标本兼治抓源头,认真妥善解决“逃港潮”问题,积极推行搞活工农业的一系列灵活措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率先向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有利形势,发挥广东的特点和人文地缘优势,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请求,得到了邓小平等同志的赞同。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创办出口特区(后更名为经济特区),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和排头兵,为实行对外开放抉择提供了宝贵经验。

1980年9月,仲勋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1月底,仲勋调回北京,先后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和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在协助胡耀邦同志工作期间,仲勋白天在勤政殿工作,很晚回家后,还要继续接待来自各地的要求落实政策的同志们。他参与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的研究、制定,处理了许多重大、复杂的疑难问题。在拨乱反正,推动组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现干部的新老交替,精简机构,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等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这段时间,仲勋总是工作到深夜。即便如此,他还时常关心在中央纪委工作的我,嘱咐我不要熬夜,保重身体。

值得回顾的事情很多很多,令我始终不能忘怀的还有仲勋在统一战线方面所做的工作。凡是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横山起义”,就是仲勋在任西北局书记时,在党中央的支持下,直接领导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成果。青海解放初期昂拉地区发生叛乱,仲勋正确运用党的民族政策,经过反复细致的工作,成功争取藏族部落头人项谦投诚,平息了叛乱。事后,毛主席对仲勋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毛主席还称赞仲勋政治思想修养和工作水平是“炉火纯青”。新中国成立前后,仲勋与张治中、邓宝珊、傅作义等党外人士都建立了良好关系。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曾撰文称习仲勋与张治中是“党与非党交往的典范”。黄正清是甘南著名藏族代表人物,在仲勋的感召和影响下,为解决当地民族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他夫人策仁娜姆患病时,仲勋专门派人把她接到北京治病。文艺界人士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也都是仲勋的好朋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仲勋总是热情相助。梅兰芳的家人,程砚秋、尚小云的夫人,都是在仲勋的直接关怀下落实了政策。荀慧生的夫人生病,仲勋还让我代表他去探望。仲勋与十世班禅大师情谊很深,两家人经常相聚。仲勋到广东工作后不久,班禅来广东休养,两人一见面,班禅就对仲勋说:“我是奔着您来的啊!”

1998年4月28日,在南方休息的仲勋给我打来长途电话,庆贺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他在电话里问:“我们结婚多少年啦?”我回答:“55年啦!”他说:“我祝你健康长寿,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激动地说:“我对你照顾得很不够啊!”他听后急了,说:“你怎么这么说呢?你对党对人民忠诚,一生为革命做了很多的工作,也为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是很重要的……我们的这次通话你要把它记录下来,告诉孩子们,让他们明白事理……”通话之后,仲勋对陪伴在身边的桥桥说:“你妈妈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我按照仲勋的嘱咐,记下了这次通话的内容,并把它抄给儿女们留作纪念。

2000年春夏之交,受仲勋嘱托,我赴陕甘宁老区,沿着仲勋战斗过的地方作了一次考察。这次考察历时40天,行程4000多公里。回来后,我向仲勋报告了考察的情况。仲勋满怀深情地表示,想亲自回延安看看!但仲勋竟在2002年5月24日与世长辞,他的这一愿望最终未能实现,成为一大憾事。

2001年10月15日,家人为仲勋举办88岁寿宴,习家三代人及亲朋好友欢聚一堂为他祝寿。这是习家人难得的一次大团聚,惟独缺席的是时任福建省省长的近平。作为一省之长,他公务繁忙,实在难以脱身,于是抱愧给父亲写了一封拜寿信,他深情地写道:“自我呱呱落地以来,已随父母相伴四十八年,对父母的认知也和对父母的感情一样,久而弥深”,“从父亲这里继承和吸取的高尚品质很多”。“一是学父亲做人”,“您是为人坦诚、忠厚”,“您一辈子没有整过人和坚持真理不说假话,并一以贯之”。“二是学父亲做事”,“父亲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我辈于父亲相比”,“实觉汗颜”。“更令我们感动的,是父亲从不居功,从不张扬,对自己的辉煌业绩视如烟云。这才是成大事者的风范,永远值得我辈学习和效仿”。“三是学父亲对信仰的执著追求”,“无论是白色恐怖的年代,还是极左路线时期,无论是受人诬陷,还是身处逆境,您的心中始终有一盏明亮的灯,永远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四是学父亲的赤子情怀。您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您热爱中国人民,热爱革命战友,热爱家乡父老,热爱您的父母、妻子、儿女。您用自己博大的爱,影响着周围的人们,您像一头老黄牛,为中国人民默默地耕耘着。这也激励着我将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事业中,报效养育我的锦绣中华和父老乡亲”。“五是学父亲的俭朴生活”,“父亲的节俭几近苛刻。家教的严格,也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从小就是在父亲的这种教育下,养成勤俭持家习惯的。这是一个堪称楷模的老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人的家风。这样的好家风应世代相传”。这封信,既是近平本人并代表儿女们对父亲真实感情的流露,也是一个革命后代继承先辈精神的誓言。当桥桥向大家宣读这封信的时候,她不禁热泪盈眶,我和在场的人也无不为之动容。仲勋听完来信,非常理解儿子,向家人、子女和亲朋们说:“还是以工作为重,以国家大事为重”,“为人民服务,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仲勋在最后的日子里多次对儿女们说:“我没给你们留下什么财富,但给你们留了个好名声!”这就是仲勋留给儿女及子孙后代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以自己的身体力行,教诲儿女们如何做一个纯粹的、有益于人民的人。

在我和仲勋相伴的日子里,他教导我“工作好、学习好,一切事情都处理好”。年轻的时候我对这三句话不能完全理解,有时甚至感到太抽象。当我步入晚年的时候,才深深地领悟到这些话的含义,并把它当作了我的座右铭。仲勋生前曾豪迈地说:“战斗一生,快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这正是他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成为我与仲勋相伴一生的人生感悟。我把他这句话,敬录并镌刻在仲勋的墓碑上,以期自勉自励、启迪后人。

在仲勋离开我们的这11年里,无时无刻不在的思念,使我和孩子们从来就不曾感到与他分离。他爽朗的笑声、谆谆的教诲时常萦绕在耳畔,我们悉心地倾听着、温暖地感受着。仲勋百年诞辰的日子到了,我,很想念他!我们,深深地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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