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嫖娼案解读:官员违纪活动不受隐私权保护

南京监控摄像头管理

部分单位监控有规章

个人监控管理存盲区

据南京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公共场所安装监控设备的主要目的是威慑、打击犯罪,不会直接侵害到市民的隐私。个人隐私一般是指公民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及私人空间。而南京市警方直管的监控摄像头等设备主要放置在公共场所,一般有明显的提示,摄像资料也会严加管理。

为了规范对监控技防方面的管理,2011年,南京专门出台了《南京市社会治安公共安全技术防范管理规定》对摄像头的安装地点、图像的管理及使用等都做了严格的要求。其中明确要求,在旅馆、公共娱乐场所、网吧等公共服务场所的大厅、通道、出入口等重要部位,以及文化体育场所、公园、广场、医院、学校和其他公众聚集场所,商住楼、居民住宅区的重要部位需要安装监控。除此之外,常见需要安装监控的场所还有机场、港口、隧道、大型桥梁、大型车站、码头、停车场、加油(气)站的重要部位,高速公路、城市道路、中心城镇和城市轨道交通的重要路段、路口等。

同时,《规定》也明确规定,禁止在宾馆客房、公共浴室、更衣室、卫生间、学生和员工宿舍,以及其他涉及公民个人隐私的场所和区域安装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而对查看、调取、复制技防信息,则做了如下规定:不得少于两人; 出示工作证件和单位证明文件; 对调取、复制信息的人员、时间、内容、用途等事项进行登记; 不得擅自传播技防信息; 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公民个人隐私的技防信息予以保密。

从这个规定来看,主要是针对必须安装监控的单位,而对非必须安装的单位和个人方面,则并无严格的规定。

全国监控摄像头现状

全国无统一许可制度

个人隐私保护成难题

据南京警方相关人士介绍,目前,我国安装监控摄像头尚无统一的许可制度,只是一些地区自行制定了规章。这意味着任何机关单位、公司甚至个人,都可以安装监控摄像头,只要不违背所在地的规章。

以南京为例,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近9万个监控摄像头,直接归公安机关所有的仅是小部分,大多数是由其他部门和公司安装的。而在绝大部分城市,与警方联网的摄像头占所在地摄像头总数的比例甚至不到10%。

如此一来,摄像头安装主体众多,加上没有许可或强制的备案程序,客观上增加了侵犯公民隐私的风险。尤其是在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交界的模糊区域,监控摄像头的安装会引起很多争议。

目前视频监控快速扩张,特别是南京主城区,警方遇到需要调取监控,而相应的地段又没有警方自己的监控设备时,通过向附近单位或是个人求助,总能找到需要的监控资料。

这足以说明,监控摄像头分布得很广泛。

随着视频技术的发展和智慧城市、平安社会建设的需要,公共场合监控摄像头将会越来越多,城市图像覆盖系统将越来越健全。

而另一方面,全国统一的制度规范严重滞后,国家层面关于视频监控的法律和法规目前还是空白。尤其是对监控视频和图像的采集、保管和利用,不少地方还缺乏严格的规章制度,这就直接导致侵害隐私权案件时有发生。

公共场所很多监控,都是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而安装,监控资料一旦管理和使用不当,就可能侵犯个人隐私,比如监控设备的设置没有公开、明确的标识;有的监控设备从监控“公共空间”变成监控“个人”;尤其是监控资料被非法浏览、复制、传播或被商业化利用。

观点

公共利益和个人隐私并不对立

江苏法德永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庄卓告诉现代快报记者,所谓隐私权,是指自然人所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收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

有关隐私权的保护,在我国宪法中就有所提及,不过表述得比较笼统,“公民的人格权应受法律保护,不受侵害。”而在侵权责任法中的表述则更为明确,“其中在谈及公民的民事权益时,明确提出了隐私权。”

隐私权须受保护,这是毋庸置疑的,而在谈及监控摄像头的问题时,隐私权和公共利益两者,却一度被外界视为一对矛盾体。

“其实不然。”庄卓的态度很明确:“在一个理想的环境下,这两者是可以共生的。”之所以在公共场合设置监控摄像头,其初衷无非是为了保护公共安全,或出于防盗等方面的考虑,对于社会的整体环境来说,这并不存在问题。“能否很好地保护相关的视频资料,保证不外泄,这才是症结所在。”

事实上,在部分使用监控摄像头的场所和单位里,工作人员对这部分信息的保护可能并不是很重视,这也导致部分视频资料有泄露的危险。庄卓说,对于饱受争议的“禁止擅传监控视频”法规,他本人整体是持肯定态度的。“很显然,这是出于对公民隐私的保护。”

简而言之,在公共场所设置监控摄像头的问题上,庄卓认为,这是必需品,但管理者须保护好资料,遇到突发情况时,要通过合法合规的手段调取,保证其他人的隐私不受侵犯。但如果是私人设置的摄像头,应保障不侵犯到别人的隐私权。“如果在家里装个摄像头,来观察保姆甚至是妻子的一言一行,这显然不合适。”

庄卓强调,相关部门除了要对常规监控设备监管外,还应加大对一些“特殊”监控设备的管理。“比如那种隐形摄像头,就很有侵犯他人隐私的可能,甚至可能被人用来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这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在上海高院法官事件中,“爆料人”通过“特殊”手段获取视频资料的行为,被一些人认为侵犯了他人隐私。对此,庄卓认为,这一事件有着一定的特殊性。“至少从目前来看,他们的行为有违法乱纪的成分,这就不应受隐私权保护。”

不过,庄卓也强调,这件事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偷拍、截取视频等方式不应成为反腐的主要渠道。“阳光法案、财产公开……反腐的渠道有很多,上海法官事件不应成为公民反腐的范例。”

两者的平衡须制度规范

随着监控摄像头的不断渗透,民众对于自身隐私安全的担心也在加剧。现代快报记者在街头走访发现,虽然市民认同监控摄像在维护公共安全方面的作用,但部分摄像头的存在,也让他们感觉不舒服,毕竟走到哪里,总感觉背后有只眼在盯着自己,也许不知何时,自己的隐私就已经被记录下来。

“只要管理得当,在公共场所的监控摄像头问题上,公共利益和个人隐私并不对立。”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教授邱建新对庄卓的这一观点,也表示认同。但他还指出,虽说很多城市都对监控摄像头有相应的规范,但部分人的法律意识比较薄弱,摄像头随意安装的情况并不少见,有时可能已侵犯了他人的隐私,还有些人是明知故犯,随意传播监控他人隐私信息。“所以,从制度层面加强对相关资料的保护,就显得极为重要。”

邱建新认为,首先要明确谁有权设置监控系统,一旦设置后,设备的管理、资料的保护、应具备怎样的规范,都须有制度作出规范。“一旦须保密的资料外泄,管理者应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这也须明确。”对于制度层面的设置,除了国家要出台相关规定外,各地也可根据情况作出更为具体的补充。

在谈及上海高院法官事件时,邱建新认为,法律还可进一步明确对“隐私”的界定。“比如公众人物、公务员的隐私,和普通公民的肯定不同。”公务员的财产、活动等相关信息不能以“隐私”为由而成为秘密,否则,“隐私”就会成为公众对公务员行使知情权和监督权的障碍。(现代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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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penny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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