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病病因探究:贪大求高求快 千城一面

让行人犯晕的高架交汇地

让行人犯晕的高架交汇地

人行道变羊肠道

人行道变羊肠道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行造成南一环北幅路段异常拥堵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行造成南一环北幅路段异常拥堵

  核心提示:“创造良好的、与自然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能诗意般、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著名建筑与城市理论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良镛一生致力于这个目标。然而,他发现,中国几十年的城市建设仍然绕不开“城市病”。人行道变窄,老人不敢过马路;千城一面,钢筋水泥森林带来的压抑、枯燥,吞噬着历史文化,消磨人们的生活情趣……我们的城市建设,普遍面临这样的问题。这不是个小问题,因为它事关社会和谐与否,是国之大事。

  让老太太从容过马路才是好城市

  一座城市的规划建设是否合理、科学,在我国大力推进城镇化的当下,无疑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认真研究的问题。目前我们面临的现实是,不单是专家,就连普通百姓都对多数城市环境不满意。那么,怎样的一座城市才算是好城市?

  南北交汇地:宽马路,三红灯,老人不敢走

  合肥市南一环与东一环交会处,是当地著名的裕溪路立交桥。地面的五条主干道在此汇聚,十几个水泥桥墩上,两条高架路盘旋通过。这里就是被合肥人称为“最让人犯晕的地方”。

  72岁的王奶奶生活的宋斗湾小区,位于这个复杂路口南面。“这里修过后,我不敢走了,至少20分钟才能过马路,有时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过不了。我家从蚌埠来的表妹说,‘你们合肥的路没有一条直的,都是斜家伙!’”王奶奶说起这个地方,觉得又好笑又无奈。

  记者按照王奶奶说的路线,体验了一次过马路的艰辛。从她家到西北边的裕丰花市,近在咫尺的距离,居然有3个信号灯。记者在过马路的过程中发现,由于两条右转车道的车流量大,加上非机动车穿行,这段距离走起来很不轻松,对老年人来说恐怕更是困难。

  这个交通枢纽于2011年5月1日最终建成通车。“这条路被修残废了。”在附近卖了十几年烧饼的魏大姐说,她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这里发生事故:“你看,十几条路上的车都往这一条路上跑,这条路又这么窄,经常看到两个车撞一起。”

  魏大姐的说法也许有点夸张,但就记者所见,这里确实形成了堵点——繁昌路、东一环、明光路、南一环南幅4条路的车辆,都往只有两车道的南一环北幅路面行进,使得入口处极其混乱、拥堵。

  王奶奶家门口是这个枢纽的南出口,有三个交叉口。“我亲眼看到三个骑电动车的被大车撞倒,两个男的一个女的。你看这里,有的过来,有的过去,没有红绿灯,车子开得又快,怎么不出事故?”王奶奶激动地说。

  马鞍山路:扩路、建高架、修地铁,人行道变羊肠小道

  家住马鞍山路世纪阳光花园的李先生告诉记者,十多年来,马鞍山路就没有消停过:先扩修马路、后修下穿(北端部分)、又修高架,现在又在修地铁。2009年开建高架,2011年五一通车,2013年1月1日又开始封闭部分路段修地铁。“城市建设不应该早早规划设计好吗?这样刚建好,又开挖,不仅浪费,也给老百姓生活带来了很大不便。”李先生很不解。

  让李先生不高兴的是,路宽了,车子好走了,人走起来却不方便。这条路旁边有一条人行道,有一段被挤成了羊肠小道,只能供一人通过。即便如此,人行道上还竖着两个路灯杆。

  说起人行道,家住长江中路的吴老先生告诉记者,上世纪五六十年的时候,这条路两边梧桐环抱,夏天十分凉爽。后来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梧桐被砍了。再后来,马路被拓宽,路中间架起隔离栏……经过一系列的折腾之后,原本十分繁华的“安徽第一路”,人气越来越差,店铺越来越少,生意也越来越差。

  遍地“桃花”,哪天喝醉了回不了家

  合肥的地名,也常常受到市民诟病。

  2012年,合肥网友“春水流”发帖说:真不知道合肥究竟有多少个同名社区,北二环边有“个桃花社区”,南部肥西桃花工业园也有个“桃花社区”;既有“翡翠花园”,又有“翡翠社区”,还有“翡翠园”;既有“锦绣花园”,又有“公交锦绣园”,还有个“锦绣园”;经开区内有个“桃源社区”,瑶海区也有个“桃源社区”;肥西县有个“滨河小区”,瑶海区有个“滨河苑小区”……“春水流”吐槽:“我不常出门,算是孤陋寡闻。搞到最后,哪天自己喝醉了,连家都不认识了。”

  “遍地桃花”惹出了麻烦。曾有一个武汉小伙子来合肥看望大学同学,听朋友说住“桃花社区”,下了火车搭乘出租,司机将他带到了合肥北边的桃花社区,结果半天都找不到同学的家,打电话才知道是在南边肥西县的桃花社区。两地相隔近一个小时的路程!在合肥,“杏林”这个名字也很抢手。在蜀山区和庐阳区,分布着“杏林社区”、“杏林街道”、“杏林小区”三个不同的地名。经开区内有一个桃源社区,瑶海区也有一个桃源社区,二者也是一南一北。

  城市建设不能“拍脑袋”,需要动脑筋

  2006年3月起,合肥启动“大建设”,包括综合交通工程、环境整治项目工程、园林绿化及景观整治工程、水电气热电等公用事业工程、文教卫体等公益性项目、保障性住房及复建点项目工程、市政设施维护工程等9大类。

  公开的数据显示,至2010年,合肥市完成845项工程、在建366项,累计投入730多亿元,相当于“九五”和“十五”时期总投资的4倍;2011年,合肥新建、续建大建设工程579项,总投资833亿元;2012年该市续建、新建大建设工程共718项,总投资914.01亿元;2013年,合肥计划投资690.24亿元,启动989项大建设项目。7年下来,合肥用于“大建设”的投资总额超过3000亿元。

  在城市建设高潮期的这个阶段,合肥的财政收入呈递增趋势——2006年,合肥市的财政收入为167. 77亿元;2012年,该市公共财政收入为694.4亿元。

  合肥市主要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城市建设不是“拍脑袋”工程。合肥进行的所有建设,都是按照城市规划所确定的项目逐步展开的;城市发展的平台搭建好了,大批工商企业入驻,增加了财政收入,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对于百姓关心的资金问题,这位负责人说,“大建设”的资金有可靠来源,融资控制在计划风险红线之内,并没有挤占对老百姓民生事业的投入,合肥在再就业、低保、医保等十二项民生事业方面的投入有大幅增长。

  城市规划师:忽视细节,不以人为本

  创建“人居环境科学”体系的著名建筑与城市理论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良镛先生,毕生目标就是创造良好的、与自然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能诗意般、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然而,他发现,中国几十年的城市建设没能绕过城市病。让他揪心的是,我国的城市文化建设面临着重重误区,有些城市呈现出不健康的规划格局:好的拆了,烂的更烂;古城毁损,新的凌乱。而且,多数城市严重同质化,千城一面现象尤为突出。

  在合肥工作、生活50多年的劳诚,是一位高级工程师、国家注册城市规划师。退休前,他担任合肥市规划局副局长,曾三次参加合肥市城市整体规划编修。央视网记者就合肥的城市建设问题采访了劳诚。

  据劳诚介绍,刚解放时,合肥只有5万人、5平方公里;现在,建成区面积44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70万。一方面,城市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城市建设如何更加人性化,成为城市管理者的难题。劳诚告诉记者,城市的发展让人耳目一新,但城市无序的扩张也会带来很多问题。

  “原来城市道路是三板块: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三个板块,现在有的路成了两板块,没有人行道或者人行道很窄,这就不是以人为本。”劳诚说:“贪大求高求快是目前中国很多城市的通病,在市中心建宽马路,架立交,把车全部集中在很宽的马路上、高架上,到岔口车子上下很痛苦,容易堵。道路景观、商业氛围、生活气息也被破坏了。宽马路、高架桥都是解决拥堵的笨办法。我们的人口增加是很多,但是我们的人口密度有香港那么大吗?香港是不是像我们这样拥堵呢?人家是不是都是8车道、12车道呢?市中心是不是高架林立?”他无奈地说:“很多时候,专家的意见没有用。一些人,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能建设一个新城,但是‘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

  中国严重的“城市病”,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与很多城市相比,合肥的“城市病”算不上是最严重的。不过,它的多数“病症”和“病因”,放在全国都具有普遍意义。

  美国作家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中,猛烈抨击了美国的大城市格局,反而对欧洲小城中的街道空间推崇备至。她认为,后者空间多变、尺度适宜,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真正实现了城市生活的理想。

  城市建设规划应听听民意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持续加速,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截至2012年底,我国的城市(包括县级市)数量超过650个,城镇人口达到了约7.1亿人。全国共有30个城市人口超过800万人,其中13个城市人口超过1000万人。

  然而,城市的发展并不是我们可以保持乐观的理由。随之暴露的,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在我国,城市建设现在需要向高效、完善、低碳、环保的标准转型,然而回头一看,历史“欠账”却积压过多。

  在我国的多数大城市中,城市道路交通日趋拥堵,在每日的交通高峰时段,车子比人走得慢的怪相时有发生。此外,纵观全国,城市供水、燃气、热力管网等基础设施,依然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即使在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五环外的一些居民区依然无法使用市政水,还得自采地下水。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助理宋迎昌表示,我国的城市建设方式比较粗放,“地方政府更注重城市空间格局、产业支撑上的规划,在城市细节的建设上,缺乏以人为本的精神,这也就导致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道路设计不合理、城市排水设施不善、城市绿化率不高、环境卫生差等现象。”

  在业内学者看来,政府把更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新区开发、地标建设、招商引资等看得见的政绩工程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问题,平时很难暴露出来,通常只有在暴雨、暴雪等灾害面前,人们才能看到城市功能的弊病。这也导致了地方政府心存侥幸,顾此失彼。

  但是矛盾却因此显现。这些不为政府重视的“细节”,恰恰涉及了百姓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影响着百姓的幸福指数。

  “我们必须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战略规划的目标到底是政府主导还是百姓主导,”宋迎昌说,“在发达国家,百姓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度相对较高,百姓的意见和关注点有较为通畅的渠道传递给当政者。因此我们看到,发达国家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更为完善。”

  宋迎昌建议,国家建立一项保障机制,把百姓对于城市建设的需求和意见有效地传达给相关政府部门,并在政府的考核指标上增加以人为本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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