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振兴十年记:国外竞争对手从不屑到敬畏

  黑龙江回归黑土地

  多要政策少要钱

  瞄准新十年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最初设计的具体目标主要有两个:第一,整个东北地区GDP占全国GDP的比重由降转升。第二,人均收入达到沿海地区平均水平。

  然而,参照这两个标准,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目标在十年后没能实现。

  黑龙江省社科院原院长曲伟用数据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排除掉落在最后的黑龙江,上述两个目标才可以说实现了。

  然而,作为中国“原”字号产品重要保障的黑龙江,不可能被排除在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东北地区之外。

  近5年来,黑龙江迎来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好时期,“农民收入由全国平均水平到上游水平,高等级公路由全国下游水平上升到上游水平,保障房建设、棚户区改造在全国上升到第10位,对外贸易达到全国中游水平。”曲伟表示,但是,黑龙江经济总量的弱化,基本上“没有改变每4到5年经济总量在全国后退1位的状态”。

  这个为共和国输出了大量的原油、原木、原粮、原煤的省份到底怎么了?

  黑龙江成政策受惠最少地区?

  蓝天、湿地、绿树、高楼、宽敞的街道、清新的空气,如果不是随处可见的“磕头机”,记者很难想象这里是曾经一片盐碱地的大庆。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是这个1979年才正式成立市政府的城市的最大特点,但是现在,相隔几十公里的各个区被绿化和日渐拔地而起的高楼连接成一个开阔而崭新的城市了。

  谁都无法否认,这里的改变,离不开大庆油田——这个每年利润总额始终保持在中石油60%左右、现金流贡献保持在中石油80%左右、对黑龙江当地的贡献达到70%左右的企业。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十年来,是大庆地企关系最好的时期。”大庆市发改委副主任邹晓霞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地企关系的协调发展成就了大庆的发展史,改造绿地、植树造林、参与民生工程。“近三年来,大庆油田民生投资就超过500亿元,其中直接投资就达220多亿元。”大庆油田总经理王永春说。

  但在邹晓霞眼里,仍有很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也可以这样说,大庆并没有得到多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政策的优惠。”邹晓霞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由于城市的特殊性,石油经济占大庆全市经济的比重达46%,地方财政收入的40%以上来源于石油经济,接替产业虽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大多与石油经济关联度强。同时,中直石油石化企业自主经营权有限,融入地方经济困难较多。受目前的分税制度影响,央企对地方财政增长的贡献有限。政策支持力度不够。

  邹晓霞讲述了一个细节:“去年国家发改委组织中资咨询机构40多人到大庆看了11个项目,很遗憾,没有一个项目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有关。大庆最有优势的是石油,但是没有使用优势,炼油能力空闲。玉米深加工项目坚决不让上,我们只能卖原粮,如今,因为禽流感南方深加工企业拒收而堆积的玉米没办法进行深加工。”

  而放眼全省,黑龙江省发改委提供的数字显示:十年来,黑龙江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达11.8%,地区生产总值增长2.2倍,地方财政收入增长5.99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1.57倍和2.2倍。

  这些显然不够,“和自己纵向比进步不少,和兄弟省横向比,差距增大”。在曲伟的记忆里,1978年,黑龙江GDP在全国排第8位,2012年是第16位。而2011年还在黑龙江后面的四川省,一年时间其经济总量就超过黑龙江800多亿跃升到第9位,

  黑龙江职工人均工资现在全国排第31位,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人口增长缓慢,以及“每年流失的人才就达1万人左右”。

  工业增加值下降最多,从2003年的第13位下降到第19位。铁路建设滞后,十年间黑龙江高铁新增80公里,同期全国增加9000公里;新增铁路支线600公里,全国新增则是25000公里,“这部分的欠账就是几百亿上千亿。”

  黑龙江之前没做好准备

  一个共同的认识是,资源枯竭和原主导产业失去优势是东北乃至黑龙江衰落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其他地区实施种种优惠政策的同时,对东北的发展缺少政策性优惠。

  但也有不同的看法。

  “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不是国家对黑龙江不支持,而是我们自己没有准备好。”曾主政大庆和哈尔滨的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盖如垠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可以这样说,辽宁、吉林等地的大项目并不是国家给的,而是他们自己在之前都做了一些项目储备,再赶上国家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政策的这个机会,国家就把之前准备的项目审批了。而黑龙江的情况是没有主动准备项目,‘等、靠、要’的思想在当时还比较严重。”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没有项目储备,自身会出问题。”盖如垠表示,“就拿前些年大庆玉米深加工项目来说,没有审批,是前些年大庆地区粮食供给不足,无法满足人畜生产生活需要,而现在大庆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了,不能批则是因为其他地方已经布局完成,不能重复投入了。”

  可资佐证的是,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实施的2003年,第一批100个项目中,黑龙江和老工业最少的吉林各自抢到20多项,而辽宁获准建设的项目达52项。“前五年我们的确没有跟上步伐,发展得慢了。”曲伟说。

  由于项目少、缺少好的项目,金融对黑龙江的支持也乏力,黑龙江的金融机构不愿意给黑龙江发放贷款,相反,每年都有2000亿以上的资金贷给了外省。

  多要政策少要钱

  粮食、能源、矿产、生态、边防,这是黑龙江在国家战略中承担的责任。黑龙江省发改委提供的资料显示,长期以来,黑龙江省原油、原粮输出占到全国六成以上,原煤占到近四成,传统优势产业比重大,企业竞争力下降,多数处于粗加工、初加工状态,精深加工水平和比重低,导致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比重过高,第三产业发展相对缓慢。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老工业基地的体制性、机制性和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进一步发展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

  以取暖为例,黑龙江作为中国最寒冷的边疆地区,建筑成本要高于南方1/3,加上多修的供热管线、加厚的墙壁等,仅此一项每年就要比全国增加开支1000亿。外来投资者在南方可以干四季的活,在黑龙江只能干两季,没有政策的优惠,投资者不愿意选择黑龙江。

  更有说服力的一个例子是广东和黑龙江的对比。曲伟指出,广东也曾经是产粮大省,但是现在开始“种”工厂。“我们的人均粮食产量已是广东的10倍,广东的工业增加值则是黑龙江的10倍。这样的差距,使得国家投给黑龙江的钱只能保证政府的正常运转,保发展的后劲不足。”

  黑龙江省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员刘小宁表示,作为粮食大省,种粮的机会成本越来越大而为了保证粮食的安全,黑龙江的比较效益要低很多。“不能再进行普惠性的政策补贴了。黑龙江不仅要按照粮食产量进行补贴,还要把黑龙江作为老少边穷的地区一样来进行补贴。让国家的四两拨动地方的千斤。”

  而这四两,就是政策。

  “目前的财税政策是1993年开始实施的,从时间跨度上来讲也需要改革了。”邹晓霞表示,运用金融杠杆类的政策给黑龙江,效果会比单纯给钱强很多。

  盖如垠亦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事实上,政策才是命脉,“我在哈尔滨时只要求两个字——指标,因此一个江北开发就为政府财政带回来3000亿元的收入。”

  国家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商品粮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对俄开放的桥头堡、枢纽站和东北亚生态天然屏障,所有的一切,难道不都蕴含着振兴的机遇吗?

  一个未经证实的传言是,国家发改委对黑龙江的支持,将在今后的十年加大。

  国有企业

  十年来,东北三省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工业调整改造升级,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但从国有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和技术投入比率两个指标来看,东北地区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利用外资

  数据显示,整个东北地区在外贸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却在逆势增长,该地区FDI(外国直接投资)占全国比重已从2005年最低谷的10%增长到2012年的1/4。东北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资金洼地”效应更加明显。

  专访国务院原振兴东北办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

  东北全面振兴:新十年“政”逢其时

  7月17日,国家发改委印发《2012年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工作进展情况和2013年工作要点》,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兴提供了进一步的政策引导和支持。自2003年中央提出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来,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革和转型已历时10年。

  作为实施东北振兴战略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国务院原振兴东北办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笑言自己虽然退休了,但一直都拥有“东北情结”。

  区域发展的“第三步棋”

  作为“共和国的长子”,东北曾做出巨大贡献,而计划经济之弊,也在此浸淫甚深。振兴东北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政策上的引导和扶持自不待言,但政策的“注入”怎样转化为内生性的变革力量,确实需要考量。

  在当地开展实地调研时,宋晓梧发现,当地的干部是一边自豪一边抱怨。原因显而易见,东北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问题是,在改革开放后,整个国家都在进行市场经济转轨,转轨的成本就不是全国分摊了。”宋晓梧说道。

  社会保障和就业压力大,许多人才纷纷南下,大量骨干人才流失。

  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以来,基于对国际形势的新判断,我国从国民经济发展全局出发,对区域经济布局战略和区域经济政策作了重大调整,确立了以提高宏观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的指导思想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先后实施沿海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

  “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由此提出,人们当时形象地将这一战略称之为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第三步棋’。”宋晓梧坦言。

  对东北对症下药

  “在确定了东北振兴这一国家战略之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连续三年,所有制结构调整成为振兴东北办进行的重点工作。”据宋晓梧介绍,那时东北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很低,具体表现为外商投资所占比重小,民营经济比例小,包括中央大型企业和地方国企在内的国有制企业占经济总量的大部分。

  宋晓梧指出,当时中央针对东北的特殊困难和问题,对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提供了许多实质性的政策支持。

  振兴东北办立足东北三省当时的经济特点,量身打造了一套有特色的“对外开放政策”。与沿海地区不同的是,除外资与港澳台地区外,从2004、2005年开始,引进海外的、国内的民营经济实力对企业进行投资重组,成为振兴东北办的工作重点。

  此外,当时由于国企多、下岗职工多、退休人员多,东北三省也面临着沉重的养老负担,职工养老、医疗以及就业问题突出。个别地区,例如抚顺,国企下岗分流的压力非常大。而事实上,先于东北振兴战略,国家于2001年已经在东北进行社会保险体系建设试点。

  国家还率先在东北进行试点的增值税转型政策,由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如此一来,原材料采购通过进项抵扣,为企业减轻了负担。随着支持力度不断加码,以国有企业改组改制为重点的体制机制创新取得进展,绝大多数国有企业扭亏为盈,摆脱了困境。率先在东北开展的采煤沉陷区治理和棚户区改造等“民心工程”进展顺利,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稳步推进。

  资源城市转型难题

  在当时,除了资金,制约东北发展的另一个要素是资源。经过数十年的发掘,东北面临的严峻问题,是资源逐渐枯竭的现实。

  “全国都有资源枯竭城市这种情况,东北最典型。”宋晓梧坦言,东北地区的资源型城市非常集中,由于东北解放早,开发早,开发力度大,许多城市出现了“因矿兴市、矿竭城衰”的问题。

  “资源型城市转型自阜新始。”宋晓梧坦言,2001年,国务院确定辽宁省阜新市为唯一的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自此拉开了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序幕。

  宋晓梧认为,“资源型城市的问题不解决,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也难以实现”。因此将资源型城市转型视为振兴工作的重中之重。2005年,振兴东北办继阜新之后将伊春等5个城市列为试点,并组织编制试点规划,探索资源型城市转型道路。

  2006年被纳入的内蒙古东部五盟市(即蒙东地区,包括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和锡林郭勒盟),一方面为东北经济圈补充了资源,另一方面也为产能对接做出了贡献。

  以锡林郭勒为例,当地的白音华煤矿亟待开采,而牧民对于采煤既无经验也无技术力量。而当时辽宁的抚顺、阜新两大煤矿,煤矿资源已经枯竭,但仍保留有职工队伍和技术力量。两方就产能协调和资源对接方面已经合作得非常密切。

  面向新十年

  “城市转型见成绩,装备制造业振兴见成效。”回顾这十年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取得的成绩,宋晓梧如是说。

  经过多年的产业改造升级,包括数控机床、大型炼油和乙烯成套设备、大型冶金设备、大型发电设备、超特高压输变电设备、大型船舶设备、大型轨道交通设备、汽车和航空航天装备在内的许多制造业走出了国门。

  另一个让宋晓梧引以为豪的工作,是东北地区“四个基地、一个屏障”设想的实施。2007年,国家发改委、振兴东北办组织编制的《东北地区振兴规划》提出,将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成为国家重要的装备制造业基地、原材料基地、技术创新基地和重要商品粮基地,同时建成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区。

  就未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思路,宋晓梧认为,老工业基地振兴是世界性的难题,应当把握“十二五”规划机遇,重要的是“结合实施东北振兴战略十周年,立足于东北地区的基本情况,制定新十年推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政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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