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精神病康复社区调查:一人需负责百名患者

北京精神病康复社区调查:一人需负责百名患者

回龙观温馨家园康复站,一名重症精神病患者在带领精残和智障人士练习唱歌,这是他们康复训练项目内容的一部分。

北京精神病康复社区调查:一人需负责百名患者

西城静心园温馨家园康复站。重症精神病患者在摆放沙盘,辅导老师能以此分析患者的心理特征。

北京精神病康复社区调查:一人需负责百名患者

一名重症精神病患者在西城静心园温馨家园做早操。

有社区一人需负责数百名精神病患者康复工作;患者康复后受歧视难以走向社会

关注焦点

截至去年年底,北京社区管理登记在档的重性精神障碍患者73295人,这其中除约8000人住院外,目前有6万多人生活在社区。

精神病患者由于长期住院,会出现社会功能减退、情感淡漠、懒散被动等表现。在精神疾病三级防治体系中,社区康复模式是连接医院和家庭的纽带,任务重大。

新京报记者走访北京5个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街道残联,发现专业医务人员、项目经费短缺,免费药品政策未完全放开,给社区康复项目的开展带来枷锁,而社会的排斥和歧视,更成为已康复精残患者走向社会、重新生活的一堵高墙。

目前精神病患者的社区康复项目主要分三种,一是医疗康复,对稳定期病人,社区精防医生至少三个月随访一次,指导病人定期到医院复查,鼓励服药,增加服药的依从性。第二种是功能训练,训练恢复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劳动能力及社会交往能力等。第三种是职业康复,这需要康复站开展生产项目,组织精残人士参与,并给予一定报酬,以此提高他们的自信心和成就感。

——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副所长郭红利

聊上10分钟,贾育新的手机就会响起三次。

“习惯了”。这位劲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精防科主任印象最深的,还是5年前那通电话。

是居委会打来的,贾育新匆匆撂下饭盒,提上出诊箱就往外跑。那天是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

他赶到时,劲松西社区一居民楼内,一名女精神分裂症患者攥着剪子、站在自家窗户前哭喊,半个多小时的“谈判”无效。趁女子向窗外张望,居委会人员用床单扑住她,贾育新快步上去扎了一针安定,女子安静了。

处理突发事件是贾育新工作的一部分,当时,他是该社区唯一的精防医生,要面对几百个重症精神病人,也要面对部分患者家属的拒绝沟通。

最让他难过的,是费尽千辛万苦康复的精神病人,在社会上难寻出路。

精防医生独木难支

2012年以前,贾育新所在的劲松地区,在档重症精神疾病患者,连续六七年都是朝阳区数量最多的。

大部分时间,他办公室的座位都是空着的。他要走家串户探访社区的患者,向居委会和派出所了解患者的最新动向,了解他们是否按时服药,康复中遇到了什么困难。

这两年,贾育新身边又多了两名同事,但面对劲松地区554名重症精神病患者,三名医生依然团团转。

按北京相关规定,对出院的患者,社区一年要不少于4次随访,这意味着每周五天中,至少3天有1名精防医生要去随访,且每天每个医生至少需随访3至5个患者家庭,“门诊每天只留一位医生。”

与贾育新相比,肖玲玲还在孤身奋战,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科只有她一名精防医生,而社区的重症精神病患者有231人。

“根本顾不过来,大部分随访只能靠电话,或者患者来门诊开药时顺便就访了。”除了精防任务,肖玲玲还要兼顾地区预防、保健工作。

社区精防医生不止负责精神病患者,还要承担全体居民的精神卫生、心理保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就是那独木桥。”一位精防医生对工作这样打比方。

郭红利,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副所长,他掌握的数字是,目前全市社区精防医生仅有约1000人,且基本都是保健科大夫和全科医生兼职,专职的不足百人,“这百人的数据恐怕也有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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