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昌平实名举报争议 记者:中立型VS侠客型?

罗昌平实名举报争议 记者:中立型VS侠客型?

钱津宁 插画

如果说,在2012年12月之前,《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只是在新闻圈内有些名气的话,那么12月 6日上午他连发三条微博实名举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就使得自己在圈外也暴得大名。

这出“打铁记”延宕五个月,最终以官方发布消息称“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而告一段落。事件尘埃落定后,罗昌平接受了几家媒体采访,坦露实名举报的心路历程。看完这些报道,不由得让人对他所投入的心力、背负的风险以及表现出的勇气心生敬意。与此同时,也有新闻界同行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调查记者成了举报人是否有违职业规范?

[开篇]

在这个时代,记者仅做记录是不够的

江雪

罗昌平火了。他是出色的调查记者,但这次“火”,却不是因为报道,而是因为在微博上实名举报贪腐高官。

记者一般很难通过这样的方式“火”,调查记者更是。在新闻发生后,调查记者潜入事件发生地,在与各路新闻阻击者的斗智斗勇中,耗费心神,拼接事实线索,试图接近真相,并予以报道,这是他或她最基本的职责。而报道之后,纵使引起轰动,但记者姓甚名谁,很难被大众记得。

“记者实名举报”是场跳楼秀?

罗昌平打破了这个状况,在刘铁男“倒下”之后,他一度成了媒体报道的中心。舆论迅速转移到讨论“公民微博反腐”的意义。有主流媒体称这是“公民反腐的胜利”,好像中国公民突然掌握了新的反腐利器,甚至可以拉副部级官员“下马”了。而清醒如罗昌平,当日就有回应:“仅是个案突破,并无制度贡献”。作为当事者,这话直刺事件本真。再想想此前,在他举报之后的一个多月内,刘铁男种种高调亮相,举报能否有结果,其间黑匣子中的权力如何博弈,又让人产生多少担心?

这真是一个特别的时代。媒体人的角色艰难与处境之尴尬,借“记者实名举报”一事,颇堪玩味。

试想一下,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记者可会这样高调成为举报的主体?在媒体真正成为“公器”的社会,记者的职责是报道事实,传递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真相,其间纵使有与公权人员相关的“举报”,也是体现在调查与报道的工作之中。

就举报本身而言,一定是有风险的。一方面举报人本身可能遭遇生命安全的威胁,另一方面,被举报人也可能被“误伤”。而且,高调的举报,可能造成证据的隐匿灭失,并不利于案件的侦破。然而,当事人为什么会选择向资深的媒体人举报?作为关心公共利益的媒体人,为什么又会选择通过自媒体来“高调反腐”?这其间,一定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

换言之,一定是我们的反腐路径不正常,才出现这样非制度性的带太多偶然色彩的“举报”。一位朋友说的好玩,某种意义上,记者实名举报和民工“跳楼”是一个性质,首先是因正常路径不通畅,故而先求助于大众的关注和同情。当罗昌平在键盘上敲下140个字,接连发出3条举报微博时,他已把自己置身于公众的注视之下。他将自己悬于高高的舆论“塔吊”之上,给那些掌握“反腐利器”的大佬们出了个难题。正如讨要公钱的民工,为了一个正当的利益,要拿生命做出赌注,摆出鱼死网破的姿态。我们能指望,这样的反腐成为“常态”吗?若止步于此,匆忙欢呼“公民反腐”的胜利,那一定是别有用心地转换此时代的真问题。

还有一个悖论。身为记者的罗昌平,首先是一个公民。可以说,他的举报是基于公民的身份,然而,举报过程中又不得不“高调”于媒体人的身份。媒体人最重要的职业要求是客观与平衡,“举报”明显的倾向性,又如何与记者的身份剥离?

然而,这个时代的角色错位是如此明显。辽宁盘锦枪案,记者遭遇“禁令”,多位有责任感的律师赶赴现场,并进行微博播报,有人说,这已经是一个“律师现场报道、取代记者的时代”。

“一个不想做现场报道的律师不是一个好记者”,在角色谬误之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背景,权力暧昧,规则不清,无论是记者,还是律师,还是普通公民,要在混沌中寻找一条真相的路,是如此艰难。职业角色原本恪守的边界,出于形势,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量,有时不得不无奈地被打破。

时下,媒体人希望自己能恪守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成为真正冷静的叙述者,却又常常无法回避,热切地投入到社会建设中。

邓飞 (微博)发起“免费午餐”之后,他其实已成为一个公益人,而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媒体人。试想,基于客观与中立的要求,他还能报道自己的公益活动吗?他面对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还能保持记者的独立和客观吗。

罗昌平的举报,是以公民身份出发。然而,他必须深刻广泛地利用自己的媒体人的身份,他注定不只是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在“战斗”。

邓飞的“免费午餐”项目,给无数孩子带来帮助。罗昌平高调微博反腐,最终给刘铁男的倒台加上了一把柴火。

不拒绝温度,是为了未来的规则与边界

这一切,或许都可看作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媒体人,在这个时代,仅仅做记录,或许已经不够。在这样一个边界无法厘清、规则尚未建立的时刻,媒体人做的这一切,正是为了最终能建立规则,厘清自己行为的边界。

不管是邓飞,还是罗昌平,一定并非媒体人中的常态。我们不能指望媒体界的“英雄”,还是要有更多的媒体人,兢兢业业,以记录为己任,尽量冷静地表达,来记录下周遭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因为真相是如此重要,最有助于我们认识到本质的问题,来建构正常的社会。 但是,同样的,当那些格外有勇气,才华的人,包括记者,把自己的血肉之躯放在了时代的车轮面前时候,我们又无法拒绝“人情”。

当“重庆模式”备受欢呼时,记者杨海鹏以一己之力,在微博上就李庄案说话时,他已不纯粹是一个媒体人。就如李庄案之后,陕西律师房立刚说:“中国律师界欠杨海鹏一个人情。”

记者陈宝成,在自己的家乡维权,用自己的身体书写乡村的历史。从记者伦理上来说,他自己或许我们都有一丝疑问,然而,我依然在微博上声援他,向他致敬。这不仅仅是因为同行之间的悯恤之情。

是的,我们需要制度,不需要人情,可我们又怎能拒绝这样热气腾腾的人情?这是媒体人对这个时代怀有的赤子之心。

在规则尚未建全的土地上,我们裸露身体,我们付出我们自己。然而,这一切,终非正常,最终,一个真正建全了规则、厘清了边界的社会,才可能是我们行动的指向。

作者系著名调查记者

[纵深]

讨论“罗昌平”必须考虑本土语境

白红义

按照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作为一个记者,罗昌平本来的工作应该是采访和写作,但是现在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新闻当事人,明显是不符合职业规范的。罗昌平自己在接受采访时也承认:“我并不提倡媒体人当举报人,这是很无奈的举动。个人行为和职务行为没有明显的界限,这不是职业新闻人应该采取的方式。”

就罗昌平微博反腐一事来说,争议之处或在于,作为一个职业记者,他是否应该直接参与到现实的反腐斗争,并借助互联网使其成为一场公共事件?

这个疑问的实质是记者应该如何履行职业角色的问题,恰恰也是西方新闻界长期争论并且至今仍在探讨的一个话题。其重要性在于,新闻记者对职业角色的认知,不仅可能决定新闻报道的风格与内涵,也会影响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

从西方新闻业的发展历史来看,大致有两条脉络是比较清晰的。一种职业角色模式是中立者模式,认为记者应该保持“中立性”,其职责在于反映现实,做一个冷眼旁观的人,只需提供全面和充分的信息,公众自可凭理智判断。另外一类职业角色模式是倡导者模式,希望记者能够积极参与实际政治的程序,鼓吹一种理想或目的,以便负起对社会的责任,而不纯粹以做个旁观者为满足。

近年来,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也不时能看到有关记者职业角色的争论。早前,对于央视主持人柴静从业风格的讨论,便引发了对于记者与主持人角色的争辩。南方都市报前记者纪许光微博举报重庆市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更是引发一场圈外人叫好、圈内人摇头的奇观。

中国新闻行业对于基本问题无共识

受制于历史和体制的局限,当下的中国新闻从业者实际在很多新闻的基本问题上没有形成共识,说这是一个四分五裂的职业群体并不为过。这一系列对于职业角色的讨论其实有助于新闻界廓清一些混沌的认识,逐步走向新闻职业共同体。但一个重要的问题随之而来,讨论的标准或是前提应该从何而来?

与英美新闻文化略有不同,中国的新闻文化实际具有较强的倡导性。这种倡导新闻业往往以具有明确的价值理念和取向为特征,并且力图在新闻报道中体现它和推进它。这一特点在中国的调查记者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当代调查记者往往都倾向于扩大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社会意义,尽管同时感到政治与商业压力,他们仍然倾向于将自己的政治和社会观点注入他们的工作。

中国学者芮必峰曾用“侠”与“士”来对调查记者进行了一个粗疏的分类。如果把一部分新闻从业者身上表现的“精英意识”与中国的“士”文化联系在一起,另一部分人身上的“英雄情结”自然就和“侠”文化联系在一起。士也好,侠也罢,调查记者们以天下为己任,着力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的举动并不罕见。

或许,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证据确凿的基础上,罗昌平甚至有些狂妄地想以身试探新政的反腐决心”。他并不孤独。就在调查记者圈子里,王克勤 (微博)、孙春龙、邓飞等人在从业之余大力推动中国公益活动的开展,利用各自的影响力造福人群;也有一些在职或去职的调查记者同样在微博上举报贪腐官员,如纪许光、李建军、李微敖等人。

严格来说,这些调查记者的职业行为都不符合新闻专业主义的规范。但需要指出的是,新闻专业主义原本是在西方社会情境下孕育而生的一套职业规范体系,具有强烈的“地方性知识”的色彩。它不仅是一组实际的做法,比如以第三人称语气报道、引述当事人的话、不采取立场、事实与意见分离、平衡报道等;也是一套指引新闻从业者的价值观念,从客观中立的观点来看,新闻传媒应该将信息传送给公众,扮演一个中立的信息传送者角色。

即使在西方新闻界,英美模式和欧洲模式也具有相当明显的差异。大量对世界各国新闻从业者职业角色认知状况的研究就表明,尽管媒介为公共服务的定位在各国新闻从业者中间没有太多的分歧,但是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会导致记者产生不同的角色认知,比如在一些传统上认为精英记者属于知识阶层的欧洲国家就更为赞赏倡导者的职业角色。

甚至是在新闻专业主义的发源地美国,对于主导新闻范式的挑战也在各种不同历史阶段发展出来,比如新新闻主义、公共新闻学等。这些方向所希望倡导的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抽离的、缺乏价值卷入的,与读者隔膜的新闻业。在这种倡导式的观点看来,尽管新闻仍然存在于社会过程当中,但新闻记者必须扮演一个更加能动的、具有创造性的角色。

还要注意的是,调查性报道之所以能在西方社会产生力量,正是因为能够引起民众共鸣,成为一种“义愤填膺的新闻学”,通过报道政治腐败等实践,来形成公众的道德性,调查记者则被认为是“良心的守护者”。

由于社会发展的阶段不同,新闻专业主义的内容及其效果也会呈现出相当大的不同。它一方面可以用来对抗专制主义,即来自权力、资本等各式钳制新闻生产的外部力量;另一方面,它也为调查记者提供了一个保护伞,以免民粹主义、精英主义等社会上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对新闻生产施加不当的影响,造成更大的社会分裂和创伤。

也就是说,中国新闻从业者在践行新闻专业主义的时候,未必一定要全盘接受西式新闻专业主义的内容。在一个相对独特的政治生态和舆论环境下,这种倡导式的新闻专业文化或许才是孕育新闻专业主义的中国土壤。

新闻业角色需要重构

如果说得更明白一些的话,笔者想要表达的观点是,在讨论罗昌平实名举报是否合乎职业规范时,必须考虑到本土情境的问题。在他举报刘铁男之前,围绕刘铁男的问题已经有过三轮实名举报和一次媒体报道,但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直到他的微博实名举报成为压垮刘铁男的最后那根稻草。否则,刘的落马或许还要推迟时日。此前《财经》杂志的两篇报道收效甚微,对一个调查记者来说,不啻于职业生涯的挫败,但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按照罗昌平的说法,他通过微博实名举报有两个目的:“一是试探高层反腐的决心,二是拓展媒体传播的方式。”“传统媒体能做的越来越有限,新媒体提供了一个可能。”诚如他在采访中所说,新媒体兴起后,媒体的边界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新闻人共同面临的问题。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普通公众打破新闻业的信息生产的垄断地位提供了可能,对于自诩为一门专业的新闻业来说,究竟应该如何保持这种专业地位?

笔者曾在另外一篇文章里提出,应将互联网时代的新闻工作视为一种文化权威,它原本来源于新闻记者在文化生产场域中所处的专家位置。但近年来新闻工作的自主性和权威正面临日趋严重的威胁,记者职业的合法性受到了博客、UGC等各种形式的挑战,以至于何为好的新闻业、如何从事新闻工作已经成为备受关注的议题。

在这种情况下,新闻业的角色、常规、认同都需要重构,新媒体技术的冲击仍待一一展现。微博之所以在此次实名举报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就在于它使整件事情完全公开化,对举报人自身形成了保护层。微博所引起的关注和转发,又带来了大量的社会关注和舆论,集聚了可见的公共舆论。不得不遗憾地说,这些效果是传统媒体刊发报道无法实现的。

罗昌平非常注意整个过程中的规范,这大概也就是举报能够获得大多数同行和公众赞许的原因。从罗昌平所描述的举报过程来看,他所设计的步骤体现出一位优秀调查记者的素质和能力:缜密的思维、严谨的推理、扎实的证据……与大量普通公众的举报相比,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这无形中增强了外界对新闻记者社会功能的认可,重塑了职业权威。同时,还可为大量公民记者提供了一个优秀的示范。但这样的样本却过于稀缺,更多的案例却显示出传统新闻业在互联网时代的衰落。

从近期的各种访谈来看,罗昌平并没有借助这次微博反腐成功,就自大地将所有功劳揽于一身。他在访谈中承认,他的微博只是一根稻草,利用了一个有利的时机,取得了不错的结果,但成功不可复制。此前也有调查记者高调微博反腐,最后却弄得一地鸡毛,引来同行纷纷杯葛。两相比较,其中颇有意味。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新闻学博士)

[众议]

理解,但不应倡导

王天定(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院长)

从严格的新闻专业标准来讲,向有关部门直接举报,不是记者应该做的事情。记者应该是新闻的报道者,他揭露真相的方式应该是建立在扎实专业的调查基础之上,然后形成报道。有关政府机关再根据报道进一步调查核实,这才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做法。媒体人直接冲到一线做举报人,并不是一个特别值得提倡的事情,因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面,每个职业都应该有自己的边界,这样的社会才可能是一个好的社会。

但是,在当下中国,像罗昌平这样的行为,我也表示非常理解。我们可以看到近年媒体在舆论监督上的效果,呈现日益递减的趋势,以前媒体上凡是有比较扎实的报道出来后,一般来说,有关部门都会非常重视,进而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但近年来,不管你报道做得多么扎实,证据多么确凿,被监管者还可能是置之不理。在这个时候,一些媒体人出于责任感,在有充分的证据之下,为了促成一个问题的解决,进行举报,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所应有的状态。

新闻专业主义?太奢侈

彭增军(美国圣克劳德州立大学新闻学副教授)

媒体人的实名举报行为,是中国特殊环境下的特殊案例,对他们的任何质疑,都不应该脱离这个前提。我认为,他们的做法并不违背新闻专业主义,因为这不是新闻生产过程中的行为,罗昌平举报刘铁男,不是采访或写稿等新闻生产行为,况且他是在记者职务行为受阻不能继续的情况下,为了公共利益才这么做的。

如果是为了公共利益而举报,那么举报者使用何种身份并不构成问题,使用记者身份也并不违背新闻伦理。可能会涉及伦理问题的是以下几种情况,比如利用记者身份骗取当事人的材料,未经当事人同意就爆料,伤害到信息源,等等。从罗昌平的解释来看,并不存在这些问题。

在美国成为伦理问题的往往是另外的情况,诸如记者如何保持独立,不成为调查机关的附庸,比如“水门事件”中的“深喉”,比如警察要求提供爆料者的身份,或者调用电视台的素材录像等。在不同的背景下谈伦理,有些奢侈,也常常会拧巴。

先是人,再是公民,最后才是记者

王克勤(著名调查记者、大爱清尘公益基金发起人)

在谈论记者的责任与权利的时候,我一直以来有一个观点,那就是我们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是一个公民,最后才是一个记者。一个人可以做记者、律师,可以做法官,可以做木匠、铁匠,我们不能因为他的身份或职业,就否定他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责任,比如不能因为你是个木匠或铁匠就不能举报,记者也是同样的道理。

公民有责任、有义务、也有权利举报,如果因为记者的身份,就把什么都限制了,大谈特谈专业化、技术化是很扯淡的,我们应该基于“常识”来考虑问题。

当国家公职人员在滥用职权的时候,任何一个公民都有权利和义务去履行其监督的责任,如果你知道了而不去监督,那就是没有履行公民的责任,更不能以记者、律师的身份,来推卸公民的责任,剥夺公民监督的权利。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像罗昌平一样,来行使公民的监督权和反对权。

事实上,我们职业记者在自己的媒体发表稿件,行使监督权,比自己单独出来举报要安全得多,因为组织承担风险的能力,要比个体承担风险的能力大得多,当记者拿到大量的举报材料而不能刊发的时候,不得不铤而走险,以公民的身份行使公民的监督权和反对权,那是因为媒体整体势弱的背景下,逼着一些记者站出来,剥离自己的记者身份,行使自己的权利,从这个角度来讲,罗昌平是好样的。

在当下中国,拿西方社会的一些“专业主义”概念来套,是套不了的。

(本报记者徐伟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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