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磐石、盛禹九:《中国青年》的红色岁月

[导读]今年是《中国青年》创刊90周年,它是中国大陆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杂志,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最长的红色媒体。在它三度停办又三度副刊的过程中,数次成为扣动全体国人心弦的舆论旗手。

盛禹九:雷锋这个典型怎么出来的,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什么历史背景?“大跃进运动”中,几千万人饿死了,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仗义执言,为民“鼓与呼”,本来是反左的,一下子反右,把“彭、黄、张、周”打成“反党集团”,这是个冤案。因为这些事情,毛泽东退居二线,把刘少奇推到第一线。刘少奇对这些事情是有看法的。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没有作检讨,但刘少奇说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当面对毛说,“人吃人,是要上史书的。”这一下触动了“伟大领袖”的神经。于是,毛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毛渴望东山再起,恢复昔日权威。林彪知道这些情况,为了迎合毛的心理,在军队高举毛的旗帜,刚好找到了雷锋这么个典型:学《毛选》学得比较好,而且做了一些好事。于是,在各媒体和《人民日报》大张旗鼓进行宣传。

当时《中国青年》编辑部讨论,宣传雷锋如何才能后来居上?有同志提议请毛主席题字,大家同意了。信送出去一个星期后,编辑部就拿到了主席的题字:“向雷锋同志学习”。

毛的秘书林克写文章回忆:当时毛让他先拟一批题词。他拟了“学习雷锋为人民服务”,“学习雷锋艰苦朴素作风”等等,都是思想道德方面的。毛一个都没采用,最后题了“向雷锋同志学习”,学习什么?题词中没写明,实际上是写给大家看的,特别是写给他周围的战友看的。

毛主席为雷锋题词,《解放军报》得知消息后,即派人来我们编辑部,想抢先发表主席的题字,编辑部没有同意。来人说,军报还要请林副主席和其他几个副主席题字,要刊物等一等再发表。后来,几个副主席都题了字。林彪的题词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朱老总题词是:“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周总理的题词:“做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刘少奇题词是:“学习雷锋平凡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邓小平和陈云题词也都没有高举毛的旗帜,界限也就分明了。

毛泽东看到几个副主席的题词,对他不久前在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的“阶级斗争”的动向更加明确,思想上更有所考虑和准备。两年后,毛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林彪平步青云上升为副统帅,刘少奇、邓小平成了“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刘少奇的下场最惨。所以,我在《学雷锋解读》一文中写道:“毛泽东”学雷锋“题词的前后过程,不过是开演文化大革命这场大戏前的一个铺垫和序幕而已!”

其次,正如老丁刚才说的,雷锋这个典型是经过“包装”的,部队做了大量的加工。雷锋的200多张照片大多是事后补拍的,那些照片和日记现在看起来都很成问题,有些照片是很荒唐的。譬如说,有一张照片,雷锋坐在汽车方向盘前,拿了个手电学《毛选》,大白天呀!还有,一部《雷锋日记》中流传最广的两篇——《唱支山歌给党听》和《对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都不是雷锋的创作,而是一个叫姚筱舟的青年工人和另一个青年的写的,早已发表过,被当作雷锋语录编进《雷锋日记》里。至于反复宣传的所谓“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夺过鞭子揍敌人”等等,更是“阶级斗争为纲”的产物。什么是“个人主义”?维护个人的正当权益,算不算“个人主义”,要不要保护?还有,和平时期判断“敌人”的根据是什么?是法律,还是“长官意志”?在那些“革命”年代,都是含糊不清的。文革中一些“红卫兵”就凭着这几句话,“造反有理”,无法无天,制造了多少人间惨剧啊!

文革后,批判了“两个凡是”,又开展“学雷锋”运动,剔除了“个人迷信”的政治内涵,突出“助人为乐”的精神,在整个社会道德滑坡的今天,仍有其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众所周知,一个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主要是靠人们的善良信仰,靠法治,而不是靠搞运动、树典型,喊口号就能收到真正效果的。而且借用过去流行一句话,叫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学习雷锋,首先各级政府官员要带头做出榜样,“上行”才“下效”。如果官场贪污腐败成风,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惩治机制,光让老百姓“学雷锋”,学得起来吗?!

《大师》至此,能否请您们简单梳理下解放初至文革前中国青年人的大体思想脉络?能否说,《中国青年》通过一次次青年思想认识问题的大讨论,将全国青年思想高度统一起来,某种程度上,《中国青年》扮演着青年人政治、思想领域的“法官”和“导师”的角色?

丁磐石:编辑部从来没有让《中国青年》做青年的“导师”或“法官”的想法,能够成为青年的知心朋友,我们就很满意了。我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就一直盼望我们国家能早日实现现代化,政治民主化,希望人民和青年思想非常活跃,各抒己见,各扬所长,群策群力,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民主、富强、自由、康乐的社会。我到过美国、日本、俄国和西欧等许多民主国家,看到那里的人民过着民主、自由和快乐的生活,更加强了这方面的感受和渴望。

盛禹九:我查过资料,“《中国青年》要成为青年的导师和朋友。”这句话是胡耀邦说的,是他对编辑部的一种期望和鼓励。在50年代初期,党和毛主席在人民和青年中有无比崇高的威信:人们相信党和毛主席,相信青年团,也相信《中国青年》;一些学校和机关团组织把这本刊物当作学习政治和“统一思想”的一个重要参考材料。《中国青年》当时有可能实际上起到了你所说的那种角色的重要作用。而我们编辑部的人,正如老丁说的,都没有当“导师”和“法官”的这种想法。

至于“梳理解放初至文革前中国青年人的思想”,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几句话是说不清楚的。总的来说,“解放初至文革”这30年,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政治”,“继续革命”的年代,作为“长在红旗下”,“革命接班人”的一代青年,不能不受到这些革命教育的灌输和影响,《中国青年》当时也是这样宣传和教育青年的。因此,这一代青年人思想里,充满了“阶级斗争”,“集体主义”,“灭资兴无”,“甘当革命螺丝钉”的思想情愫,这是时代的“主旋律”,也是青年思想的主流。这些思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打着“造反有理”的“虎皮”大旗,“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做出许多无法无天、草菅人命、伤天害理的事,这决不是偶然的,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错误的政治思想指导下、所造成的社会灾难和伤害青年一代的历史悲剧。

在历次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许多青年人在伤害别人的同时,自己也受骗挨整,经历过许多磨难;还有一些青年因坚持真理,抵制错误路线,为此献出宝贵生命,如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等。以至文革后许多青年苦闷,彷徨,像潘晓一样,发出“人生的道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感叹。从此,中国青年群体开始分化:绝大多数青年不再过问政治,只关注如何改善和提高个人的生存和生活条件,操心“票子,房子,车子”等等;也有少数青年在忧国忧民,他们主张民主宪政,不断揭露和抵制官场和社会上的歪风邪气,积极帮助老百姓维权、谋取福利,并思考着国家民族的最佳前途和出路;这些青年是我们民族的精英,将来有可能成为改造和推动社会前进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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