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磐石、盛禹九:《中国青年》的红色岁月

[导读]今年是《中国青年》创刊90周年,它是中国大陆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杂志,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最长的红色媒体。在它三度停办又三度副刊的过程中,数次成为扣动全体国人心弦的舆论旗手。

丁磐石、盛禹九:《中国青年》的红色岁月

《中国青年》杂志资深编辑盛禹九(左)、丁磐石先生。

《大师》第88期:《中国青年》的红色岁月

《大师》:您俩是什么时候参加《中国青年》编辑工作的?是个人职业志趣的选择,还是组织上的安排?请简述一下您俩的革命经历。

丁磐石:我1945年考入燕京大学,1948年8月奉命撤退到解放区,先在中国人民华北大学学习,不久就调华北青委宣传部,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建团宣传工作;1949年4月,列席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4月21日,毛主席在香山接见了这次大会人员。朱总司令讲话告诉我们:我们大军已经过江了。我们好高兴啊!回去后“号外”就出来了,渡江的消息是毛主席亲自拟的:“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发,直取对岸。”随后组织上通知我,随李昌同志南下,先去南京,再到上海参加接收工作。在炮声隆隆、大雨淅沥的夜晚,我们进入上海,看到许多解放军战士不入民宅,而是穿着雨衣,躺在人行道上;人民热烈欢迎解放军,使我想起孟子“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名句。我在上海期间,参加创办上海《青年报》。过完春节后,北京把我调回去,参加团中央《中国青年》杂志社编辑工作。

盛禹九:我是1950年5月到《中国青年》的。此前的经历是:1946年考入武汉大学法律系。1947年6月1日淩晨,国民党出动一个团包围珞珈山,按照黑名单抓走许多进步学生和教授。在学生宿舍前,几辆军车把一些同学绑上去了。我们抢啊,跟他们进行斗争;斗争中难免有碰撞,结果国民党的军警开枪了,打死我们3个学生,这就是当时闻名中外的“六一惨案”。我参加了这次抗暴斗争,王志德同学就死在我身边,只有1米远,如果槍口稍歪一点的话,我也没命了!我从这次抗暴斗争中得到启迪,受到教育,觉得国民党没有希望,从此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加入地下组织“新青社”(即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武汉是1949年5月16日解放的,武汉解放不久,团中央为了培养青年干部,调我到中央团校学习。我们的毕业典礼很隆重,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主席接见,朱总司令作报告,讲了一个钟头,林伯渠也参加了。这以后,我就留在团中央,参加《中国青年》编辑工作,而且和老丁在一个组。我直到1982年才离开《中国青年》,一干就是30多年,是在这个刊物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

丁磐石:而且把人生最美好的岁月都献给《中国青年》了。

《大师》:1948年12月20日《中国青年》复刊,毛泽东亲自题写刊名,并题词“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为复刊定下了什么样的调性?

盛禹九:这个题词是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复刊时,冯文彬请主席写的,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加强纪律性”。据我的理解,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当时百万大军下江南,夺取全国政权胜利在望,强调加强纪律性,对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彻底打跨国民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个意思,冯文彬是一位很有名气的老革命,苏区反AB团时救过胡耀邦。他长期主持青年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也犯过“青年先锋主义”的错误。“加强纪律性”这句话,对冯文彬来说,也不无鼓励和提醒之意。

丁磐石:当时解放区的报刊都登了毛主席的这一号召。我在华北大学时,就在报上看到这一题词。

《大师》: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青年》,延安时期的《中国青年》、和解放前后时期的《中国青年》有何异同?

盛禹九:这三个时期的刊物,各有特点,都是时代的产物。大革命时期的《中国青年》实际上是共产党的机关刊物。那时还是国共合时期,《中国青年》吹响了革命的号角,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国内的各色各样的反动思潮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它引领了无数青年投身革命洪流。刊物的第一代主编是恽代英,还有萧楚女,其他编辑为林育南﹑邓中夏﹑任弼时﹑张太雷﹑李求实等,大都牺牲成为烈士了。《中国青年》杂志当时是很有名气的,它吹响了革命的号角。有哪些人写文章呢?有陈独秀(署名“实庵”)、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朱自清,还有国民党元老张继等著名人物。开始发行量不多,大概2000份,最多时达5万份。1926年3月的《中国青年》发表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把知识分子划为“反革命”和“半反革命”一类,影响所及,以至当时北伐军提出“打到知识阶级”的口号。建国后的《毛选》重新发表此文,把其中敌视知识分子的内容全部删除了。关于这篇文章的情况,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王来棣写的《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一文有详细介绍。毛发表这篇文章不是偶然的,是他长期积累的一种思想观点的反映。

延安时期的《中国青年》创办于1939年4月,主题是抗日和指导边区青年工作。这个时期的《中国青年》值得骄傲的,是那份作者名单: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任弼时、王明……几乎囊括了当时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当时印刷条件很差,经济困难影响着它的正常出版,于1941年3月休刊。

1948年《中国青年》在平山第二次复刊,进城后,以知识青年为主要对象,内容丰富多样,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特别是50年代至60年代初,和文革后第三次复刊初期,是《中国青年》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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