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国买下瓦良格号最初并非政府行为

考察瓦良格

1991年,苏联解体,中国军方看到了机会,刘华清亲自担任中俄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中方主席,从1992年到1997年,参加了6次会议,推动引进俄罗斯技术,瓦良格号几乎是这块“蛋糕”上的“樱桃”。

上世纪80年代,瓦良格号开建,属苏联第三代航母,1988年下水。苏联解体时,这艘巨舰的建造率达68%,归乌克兰所有,后者却无力将其造完,希望寻找买家兑现。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瓦良格号停工的消息最早于1991年底或1992年初传来,一位中国院校的老师与乌克兰造船学院的同行交流联系时,对方提及自己国家的航母造不下去了,就放在学校附近,邀请其有空过来看看。从乌克兰回来之后,这位老师马上向上级汇报了此事。

一支来自中国的航母考察团很快莅临乌克兰城市尼古拉耶夫,成员由造船技术专家和军方代表组成,希望了解船的性能和乌克兰方面的意向。他们看到,船上还有好多设备没有安装,动力装置只是放在底座,没有上螺丝——有的因为设备还未交付,有的则是没钱安装。

前海军副司令员张序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样的考察团派遣了多次。海军当时的思路,一是买个半成品,另一个是自行研制,“前一种更适合起步”。

这也符合刘华清的思路。刘超英透露,父亲当时就提出,“我们要使用科学的方式逐步发展,逐年拨款,逐步投入完成”;建航母并不像一些人以为的、一下子需要很多钱,有了航母,也可以节省一部分机场的建设。

老人在回忆录中提及,自己“先后批准海军和工业部门的专家,去法国、美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考察过航空母舰”。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理事长黄平涛正是当时被派出去的人之一。1995年,他担任中船重工集团总经理,1995年5月正要去乌克兰出差,出发前一天收到了刘华清交给的新任务,他后来在《忆刘副主席二三事》一文中回忆了这段经历。

“在京西宾馆,部队的曹刚川同志和贺鹏飞同志向我传达了刘副主席的指示,增加一项任务:到黑海船厂考察瓦良格号航母,看看有没有购买的价值。我们接受这个任务后非常兴奋,刘副主席想造航空母舰了,造船人多年的梦想有可能实现了,”

黄平涛写道,“为了腾出更多的时间仔细考察航母,我决定不乘舒适的中国民航,改乘乌克兰民航,经停新西伯利亚城直飞基辅,往返可多出一天多的工作时间。

我组织出国人员进行了讨论和分工,列出了考察提纲,有摄像、照相和记录。黑海船厂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们对瓦良格的保护也十分尽心,即使在工厂发不出工资的情况下,也有人在航母上值班站岗。为了我们上船考察,还临时拉了电线照明。”

事实上,有知情人士透露,中国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买来了瓦良格号的专用补给舰,并在其基础上建造了远洋综合补给船“南运953”,购买瓦良格号看上去是水到渠成之事。

黄平涛回忆说,自己回国后就向曹刚川、贺鹏飞作了汇报,但到了年末,消息传来,参与者们被要求:“今后不要再打报告要求造航母了”。

这显然与高层决策有关。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航母》一书在谈及这段历史时称,政府高层当时在一份关于航母的报告上批示:“本届政府不考虑这个问题。”

该书认为,1997年前后,中国此前面临的安全压力消失,因此采取“和善”的“新安全观”,航母工程自然被暂时搁置。也有消息称,相关方面研究了改造航母的成本,选择放弃这一计划。

有知情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确认,当时最高层进行了讨论,最终决定不搞航母。中国航母之路再度蒙上阴影。

曲线买船

正是在这时候,香港创律集团主席徐增平与中国航母的命运交汇到一起。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购买瓦良格号的提议被最高层否定后,军方仍未放弃对这艘巨舰的兴趣,故而开始寻觅合适的买家,希望能先把船买回来,再考虑下一步办法。

“当时想从香港选择,最早找了两位香港的著名商人,他们都因为各种原因婉拒,最后这个任务就落到了徐增平头上,”

知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个商人既不能太小,又要肯做这件事,徐增平原来当过兵,对军队有感情,但他确实不知道怎么操作,他的账上只有3000万港币,而乌克兰方面对账上资金的最低要求是5000万美元,他就开始筹钱,得到了很多有心人的帮助,借够了买船的钱。”

《中国航母》一书称,徐增平在内地、香港两边筹资,共筹到约2亿元人民币,其中一笔数千万元的资金来自华夏证券。

“买船是1998年以后的事,我父亲1997年已经退了,但他在任上推行的策略和指导思想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全国人民也都希望有航母,瓦良格号又确实是个百年不遇的机会,如果被其他国家买走了,力量对比就会对中国很不利,”

刘超英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我们谈论爱国,还是要落实到具体行为上,徐增平当时的能力,和前边找的几位商人没法比,但关键时刻,他敢于冲上去,把这件事做成,他替国人把握了这样一个机会。”

时隔14年,网络上流传着许多关于徐增平买船的故事。有徐增平早先接受媒体专访时的说法,也有自称国防科工委工程师所撰写的亲历回忆,然而随着“辽宁舰”入列,无论是徐增平,还是当初作为总裁助理飞赴乌克兰洽谈买船事宜的香港观塘区议会议员姚柏良,都不愿再谈论这段经历。

《中国航母》一书披露的一篇稿件为历史做了注脚。稿件来源于1998年11月新华社记者,创律方面当时正欲将瓦良格号运回中国,徐增平对记者表示,购买这艘航空母舰的目的是“以商业行为之名,行服务国家之实”,“希望对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有所贡献”。

徐增平透露,1997年上半年,他听中央领导曾经探讨过购买这艘航母的问题,但最后决定放弃投标购买,自己因此陷入长时间思考,认为中国因为种种考虑不买这艘航母当然可以理解,但一定不能让它落入其他国家尤其是对中国有敌意的国家手中。

他当时对记者表示,“从目前看,中国当然不会马上装备航空母舰,但从长远看装备航空母舰是迟早的事情。

那么,创律拥有瓦良格号后,一旦中央认为时机成熟需要装备,就随时可以利用现成的母舰船身,或者加以改装和全面装备,或者用拆船等方式了解航空母舰的制造技术。这样的话,等于无形中为中国海军装备航空母舰做好了基础准备,也赢得了时间和技术。”

徐增平表态,“一旦国家需要,我和创律将毫不犹豫地向国家献出这艘航空母舰,为国家服务。这才是我的最终目的。”

事实上,相关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创律集团的资金很快出了问题,创律方面一度想把船卖给别的国家,消息传出后,中船重工方面接手了这艘巨舰;国家动用全部力量,历经艰险,才将它运抵大连。

直到瓦良格号被拖入大连港,围绕航母工程的争论仍未停息。迫于美国等国的压力,乌克兰方面曾拆除过船上一些关键设备,改造这艘船几乎和新建一艘航空母舰一样复杂。

据《国际先驱导报》报道,“将巨额资金投入到一艘几乎‘报废’状态的苏联时期‘二手航母’,还是集中力量研制新型航母,在这一点上,国内军地有关单位曾存在很大分歧。”

回顾近半个世纪的漫长摇摆,郑明表示,对航母的决策,存在一个认识逐渐加深的过程,“领袖都不是神仙,只能通过实践慢慢理解,航母是个典型的大工程,从中可以看出,中央的决策从偏重领导人、比较集中的统一意志逐渐迈向决策民主化、科学化。

现在,经历过这段过程的人一个个在离世,希望有关部门能组织一个正式课题,对航母发展的过程进行认真挖掘、回顾、梳理,抢救一点资料,对后世是个重大借鉴。”

2012年9月,命运多舛的瓦良格号终于突破了四十多年的摇摆,变身“辽宁舰”入列,成为我国海军第一艘航空母舰。

刘华清于2011年1月14日去世,没能看到他期待已久的这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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