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国买下瓦良格号最初并非政府行为

瓦良格真相:最高层否决 军方私下找港商借钱买

资料图:2002年3月3日,瓦良格号在众多拖船的簇拥下驶入大连港

揭秘:中国买下瓦良格号最初并非政府行为

原标题:论争航母:曲线航行四十年

“从航母工程可以看出,中央的决策从偏重领导人的统一意志逐渐迈向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经历这段过程的人一个个在离世,希望能组织一个正式课题,对航母发展的过程认真回顾、梳理,抢救一点资料,对后世是个重大借鉴”

南方周末记者 叶飙

相比“慢船”瓦良格号,中国航母工程俨然是艘更“慢”的“船”,历经四十余年,一路摇摆前行。

从1970年刘华清组织首次专题论证开始,对航母项目的推动与争论就从未停止。多位亲历者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这次往往被描述为“不了了之”的论证曾正式确定了工程的代号,吸引了数百人参与其中,但突发的“九一三事件”赋予反对者能量,令这段初始论证搁浅。

1980年代,航母工程再度被提上日程,却最终于1990年代被否决。即使在意外收获瓦良格号后,摇摆仍在继续。

“对海军的建设,(不支持者)有认识不够的问题。但整个来看,航母项目的起起伏伏,正说明了中央的决策从偏重于个别领导人的集中统一意志,更多地转向民主化、科学化决策。”看到由瓦良格号改建的“辽宁舰”终于交付海军,经历了大部分“摇摆”过程的海军原装备技术部部长郑明少将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从“美帝苏修航空母舰图册”开始

2005年4月26日,瓦良格号在大批拖轮护航下,被缓缓拖入大连造船厂。2003年建成的30万吨船坞,改建启动。此时,距离这艘苏联时代巨舰抵华,已过去三年。

很快有海军人士在探望老领导刘华清时透露了这一消息。“来的人说,航母开始建造了,他很高兴,紧接着说,‘但晚了10年,而且形成战斗力还需要一段时间’。”刘华清女儿刘超英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没人比刘华清更有资格下这一判断。从1970年担任船办主任、奉命组织首次论证,到1990年代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他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动航母项目的进程。

这位“中国航母之父”对航母的最初了解,来自一本现已泛黄的手工小册子。当现已退休的七院714所教授级研究员于瀛在首都北四环外的中国舰船研究院(原国防部第七研究院,简称“七院”)旧楼里再度掏出这本小册子时,时间已过去了42年。

“1970年4月下旬,就在这个楼二楼东头的大会议室,我们被喊去开会。会议绝密,领导不准带秘书,我们不准带笔和笔记本,连会议主题都不知道”,于瀛回忆说,“由岳英副院长宣读上级命令,根据海军的情况,中央决定我国要发展航空母舰,责成海军组建论证研究队伍。我们所干什么呢?搜集、汇报世界航母的过去、现在、未来以及作战使用情况,限期一个月。”

5月初,海军造船工业科研领导小组开了会,正式传达了这一指示,当时受到冲击、调任小组办公室(简称“船办”)主任的刘华清成为论证的组织者。

命令来得突然。当时中苏交恶、美国无人机常掠过中国领海,而中国在武器研制上正经历一番小高潮——第一艘核潜艇开工、常规动力舰艇和潜艇都开始批量制造、首颗人造卫星发射升空,毛泽东更强调,“要早打、大打、打核大战”。在这样的背景下,论证发展航母的命令似乎也并不意外。

于瀛当时在714所从事世界水面舰艇总体发展研究,任务落在了张日明副所长和他等人身上。忙碌了半个月,他们不仅要在极为有限的图文资料中寻找有关航母的点滴,还要接待络绎不绝的相关单位来索要材料。

5月中旬,他们带着日夜赶制的一叠板子,来到海军机关大楼西配楼2楼会议室,向刘华清做汇报。

“那时没幻灯片,我们就把三合板一划为二,用砂纸磨光,涂上海军蓝的油漆,再把照片放到最大尺寸,一张张粘上,报告时候讲到哪张就拿出来摆,像是‘拉洋片’。”于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刘华清是七院的首任院长,与张日明等老部下非常熟悉,直言不讳,“胖子(张日明的绰号),你讲了这么多,我一下子也记不住,你能不能给我出一个小手册,我给领导汇报的时候可以看?”

这本如今泛黄的“美帝苏修航空母舰图册”应运而生。手册约两巴掌大小,做了约15本,罗列了两个超级大国的航母照片,并一一介绍其参数指标。

刘华清翻阅时或许不会想到,十多年后,他将登上手册里的“小鹰号”航母,编织更为具体的中国航母构想。

“我父亲有个特点,不管职位高还是低,他坚持他的信念,船办主任是个最小的官,但他觉得自己的职责就是让国防强大,重要的东西一定要确保。”刘超英认为父亲开始对航母工程投注精力并非偶然,“对于航母,他的意识也会超前些。毕竟1954年到1958年就在苏联海军学院学习、后来又在七院做院长,对舰船的战术、技术都很熟悉。”

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刘华清未对这段过往花费太多笔墨,“早在1970年,我还在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时,就根据上级指示,组织过航空母舰的专题论证,并上报过工程的方案”;然而,在亲历者口中,这段最初的论证展现出更丰满的一面。

被“913”事件中断的航母论证

随着5月5日中央命令正式下达,七院成立了班子,大楼的灯火开始日夜不灭;5月16日,由刘华清领衔完成的报告已上送。

“本地的、外地的,从各个研究所调人来,集中几十个人灯火通明地搞论证工作,”当时在第六机械工业部军管会任委员的郑明回忆说,“到了5月27日,刘华清同志受委托、在海军主持了一场航空母舰论证工作座谈会,确定了两个方案,一是护航航母、二是反潜航母,重点是护航航母和舰载飞机的论证,就在这个会上,酝酿提出了航母工程的代号,707工程,这是个历史性时刻。”

会议把任务落实到了各院——七院(当时为中国舰船研究院)负责航母总体论证,六院(曾是中国航空研究院)负责两型舰载飞机的论证,包括歼击机和反潜机,三院(当时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三分院)负责舰载导弹系统的研制,主要工作集中在七院。

“1970年7月中央军委正式批准成立研制队伍,第一次会议就在我们院7楼大厅,领导讲话后,我们所张日明副主任给他们上课,各团队技术骨干、领导都来了,当时人们对航母的概念不清楚,讲课从什么是航母讲起,讲到它的作用、未来发展方向。”于瀛介绍说。

航母工程迅速从“‘嘴’上谈兵”进入了“纸上”操作。当时,经国务院批准,由海军造船工业科研领导小组和第六机械工业部等共同召开了一次五型舰艇会,代号“7075”会议,涉及333个单位、729名代表,参会的包括时任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副司令员周希汉、刘华清、钱学森,还有余秋里、李如洪等。

会议分为5组同时进行,讨论5型获得国务院正式认可的舰艇,包括核潜艇、航空母舰等。

令郑明印象深刻的是,在周希汉副司令员的建议下,全体会议代表统一乘坐火车专列去往大连造船厂。

“周希汉非常英明果断,当时造的驱逐舰能下水了,他就决定要让大家了解海军的情况,有些代表没看过船、不知道军舰什么样,到大连造船厂一看就知道了,对推动研制5型舰艇、大连造船厂的生产都起了很大作用。”郑明说。

这一细节从一个侧面说明,不少在陆战中成长起来、又为建立新中国做出过卓越贡献的领导干部对海军的认识、了解相当有限。这也反映在大会的707工程分会上。

“周希汉、刘华清已经定了调子(5月16日上送报告中已确定),希望造3万吨级的,但当时文革,有‘左’的思潮,海军司令部的造反派反对,说要搞航母就要赶英超美。他们讲的东西很过头,李作鹏也不是糊涂的人,还是支持周希汉、刘华清的观点,”郑明回忆说,“同时也有右的影响,有人说搞不出来,安排不了任务。”

亲历者们透露,还有一种主要的反对声认为,航母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武器,“我们又不侵略别人,搞什么航空母舰?”

回过头看,郑明认为,会议试图排除“左”和“右”的影响,坚持往前走;但影响很难完全排除,因为“不仅下面有,上面也有”,论证工作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继续。

9月下旬,海军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再次召开会议,确定707工程的各主要工程设备都开展研制;当时提出时间期限——“(航空母舰)争取在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末期建造出来”——留给研制单位的仅有5年时间,这显然脱离了实际情况。

到了年末,领导小组上报了一份《造船科研四五规划》,明确了海军装备建设以导弹为主、潜艇为重点、第三位是护航航空母舰,排在了大中小型导弹舰、导弹艇、鱼雷艇前边。

“并不是说要搞航母就冲昏了头脑,而是相当清醒地积极部署这件事,”郑明分析说,“包括周希汉、刘华清在内,参与决策的领导是有长远考虑的。”

他同时补充,1971年4月,领导小组又发过文件,再次明确核潜艇是当年重点,航母的位置则往后摆了些。然而,5个月后,“9·13事件”突发,让正缓步前行的“707工程”搁浅。

“据我了解,‘707工程’被转化为政治问题了,被有些反对者将之上升为路线问题了,尽管一些专家、基层领导并没有完全停止对航母的研究,但也难有作为。”郑明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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