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以前两会代表要搞好与中央部委的“约会”

  刚从大部制改革试点地区深圳调任东莞不久的全国人大代表、东莞市委副书记、市长袁宝成对尚未实行改革的东莞尚有些不习惯,“一条高速公路有6个部门在管,城管管一段,交通管一段,公路局管一段,高速路公司管一段……确实感到非常有必要进行大部制改革。”

  2004年,深圳试点大部制改革,袁宝成是当年调整后的深圳市外事办公室的第一任主任。这个部门,整合了外事办、港澳办、侨务办、友协、侨联5个部门,当时的编制是1正9副。

  一年多后,袁宝成又调任深圳市盐田区担任区长,全区总共才12个局,袁宝成分管其中的3个经整合后的“大局”,局名最长的一个叫“深圳市科工贸信委”。

  有着近10年改革经验的袁宝成特别强调机构改革过程中的“权责界限”问题,“比如新成立的总局管食品药品安全监督,但是,农业部还要管生产环节的农产品。如果是在农业生产环节添加了瘦肉精的猪,按道理是农业部管的,但是上了餐桌,出了问题谁来管?”

  在一个大部之下,各个内设机构之间也存在权责界限问题,“这方面,我是有体会的。部门内部机构扯皮时,通常是一个领导,手心手背都是肉,谁都不好得罪。这会导致办事效率降低、内部矛盾激化,造成老百姓的不满。”袁宝成说,权责界限必须清晰,否则,“出问题时想问责都不知道该找谁”。

  针对大部之后人事安排的问题,袁宝成认为这并不是大难题,“我们深圳改革最多的时候出现过1正十几副的情况,领导干部都有这个胸怀,不难相处,关键还是权责界限要明确。”

  他建议,大部的内部机构要进行严格的“流程管理”,“内部一定要有规则”。

  袁宝成还建议,对大部制的改革效果最好能“一年评价一次”,“现在的改革是5年评估一次,最好是每年,为什么非得等到5年以后才来完善呢?”

  他说,一年一审对行政效率要求较高,涉及到控制“制度成本”的问题,“要通过一个好的制度设计来控制成本”。

  “只靠建议是不够的,需要监督与评估。”全国人大代表黄宁生提出一个设想,能不能在每年全国两会期间,由全国2000多名人大代表对国务院25个组成部门进行打分、考核和评估,“列出他们的主要成绩,写下需要改进的地方”。

  在黄宁生看来,改革要简政放权,要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但从现阶段来看,调动地方积极性更重要。以前全国两会期间,人大代表们不仅要开好两会,还要搞好与中央部委的“约会”,因为地方有很多事情要求着中央部委。

  广东深圳市和佛山市顺德区被媒体誉为大部制改革的“双黄蛋”。

  早在2009年,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就开始了大部制改革的尝试。那一次改革中,顺德区原有的41个党政机构,最终被精简为16个。据悉此次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正也一定程度上参考了顺德和深圳的经验。

  不过,全国人大代表、佛山市市长刘悦伦并没有因为顺德区率先进行的改革沾沾自喜,反而主动提出要“再对政府职能进行清理”。

  “这个方案对机构改革来说确实是重要的一步,但也仅仅是第一步,接下来还应该有第二步、第三步。”刘悦伦说,应该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政府职能再来一次“彻底清理”。

  刘悦伦所说的“彻底清理”并不仅限于行政部门,还包括了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因为这些机构“也有一些行政审批权”。“还要对行政审批流程进行再改造。”刘悦伦说,机构改革是载体,政府职能转变是核心,而支撑点则是行政审批流程再造。

  按照过去的审批流程,如果要办成一件事,需要当事人连续同多个部门打交道,一个一个地办理。而在刘悦伦的设计中,这种“串联式的流程”应该改造成“并联式”的——前台接单,相关的多个部门在后台共同审批。

  如今数字化的理念也已经渗透到行政审批流程当中。广东省要求,今年90%以上的行政审批要进行网上审批。这也就是说,今后,当事人不需要与审批人见面就可以完成整个行政审批过程。而这样的流程是此前没有想到的。

  “权力下放了,流程也改造了,接下来能不能管理好?这是关键。”刘悦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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